陕南是明清两代大移民的重要地区—《明清川陕大移民》絮语。
中国的汉文化，以中原史官文化为正统。历代史家沿袭《史记》体例，以帝、皇为纪，为名人立传，醉心于商彝夏鼎、秦砖汉瓦，热衷于唐宋盛世，燕赵悲歌，不怎么把远离市井的百姓放在眼里。至于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辛劳漂泊的客家移民，于正史典籍均乏记载。卷秩繁浩的《二十五史》，对“客家”一说都付之阙如。何况，僻处一隅的秦巴山区客家移民，尤其是川陕边地的客家人，更是难入正史。所以，秦巴山区的移民源流过去大多为史家所忽视，也有客家学者对此不甚了然。客家学理论的奠基者罗香林先生在客家地域分布问题上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他运用史籍及大量的谱牒资料，集客家研究之大成，于1933年发表20多万言的《客家研究导论》，详细论述了客家之源为“中原衣冠旧族”，提出“五次大迁移”的论点。同时认为，客家人大致分布在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台湾九个省区的181个县市。但其视角未能触及陕南秦巴山区。
继罗香林先生之后，对客家总人数和分布情况作具体研究的是香港崇正总会，其1970年公布说：全世界客家人的总数，以及他们在海外分布的数目，虽无确切的调查统计，但根据一般人口专家的估计，约在4500万人左右。其中4000万住在国内，其大致情况是：广东省约1550万人，江西与广西两省各有500万人，福建省约有400万人，四川省约有250万人，湖南省约有50万人，台湾省约有170万人，其余散居在各省约有50万人，合计总人数约在4000万人左右。其余500万人则为侨居海外各地的客属人士。这个说法为陈运栋在其1978年出版的《客家人》一书所采用。福建龙岩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吴福文先生根据多位学者的调查统计资料，并参以自己的调查了解，就中国和海外客家人口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在中国国内客家人人口分布情况中提出，陕西省客家人约0．5万人；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在2001年以后根据笔者1998年出版的《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一书涉及的调查资料，估计陕南约有客家人20万—50万人。不少人对这个数字也持怀疑态度。
值得庆幸是，嘉庆、道光年间，先后出任过陕西洵阳知县、镇巴厅同知、汉中知府，晚年官擢陕西按察使的湖南溆浦人严如煜，在私家著述《三省边防备览》中最早提出陕西南部山区分布着大量“客民”。笔者通过数十年的田野调查和大量方志谱牒资料的研究后认为，贯穿于川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秦巴山区，尤其是以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区为主体、涉及其周边地区的广袤山地是明清两代大移民的重要地区，也是客家人北上和西迁后定居分布的重要地区。为此，十分有必要理清明、清两代“湖广填四川”及其所延伸的“湖广填陕南”的历史脉络。这就是我在十年前出版《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之后，继续孜孜不倦致力《明清川陕大移民》研究的初衷。2003年定居北京后，得以专心致志进行考察和研究工作，以致在移民学、谱牒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近十年来，先后多次出席一些国际、国内有关客家研究、移民文化、寻根文化的学术研讨会，眼界豁然开朗。
为了理清明、清大移民形成的原因、源流、过程、结果及其对陕南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俗风情的影响，早在1984年春，我开始着手系统收集资料，研究考证。然而，研究工作却是异常艰辛的，文献的匮乏与史籍的浩瀚，资料的零散与乡土的辽阔，口碑的丰富与历史的沉寂……，这一组组矛盾常常困扰着思路的拓展，它使人不得不经常放下案头工作去搜寻和考证一条条史料。
如果说从浩瀚的史籍中搜寻有关移民的记载如同大海捞针的话，那么，深入民间挖掘移民的各种实物资料则无异于“深山采芝”。特别是通过十年“文革”的洗劫之后，家谱、碑文等资料大多荡然无存，少数幸存者也是藏匿至深，难以面世。因而，为了搜集一部家谱、一块碑文，常常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有时要往返奔波多次。而这些珍贵资料往往都是收藏于深山老林中，才躲过了“文革”的浩劫。如安康市汉滨区北山石守信后裔石氏家族，是湖南长沙迁陕的一支庞大移民家族，其家谱十九卷深藏于秦岭南麓的一户山民家中，我得知消息，连夜冒雪翻山越岭来到石家大院，与山民以诚相见，推心置腹，在熊熊火塘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用湖南方言讲述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之后，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称赞其先祖石守信的功德，终于获得其族长的信任，不仅目睹了光绪十七年刊印的十九册湖南老谱，而且获准带回复制一部；再如广东嘉应州程乡县客家人李氏，是陕南极具代表性的移民家族，其族人遍布各地，但都无法说清其祖宗源流。我苦苦搜寻其渊源十余载不得要领，后在市农办张侃好友的多方打听下，通过“广东漕”的李氏后裔引荐，骑着摩托车一路追寻到深山僻壤的铁炉沟山垴，终于获得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同治十三年江西万载黄茅会集庆堂刊印的《浏阳李氏族谱》九卷九册，令人喜不自禁。就是这一次，摩托车在崎岖的山道上行驶，差一点摔下了悬崖峭壁，幸而有惊无险。此类采集族谱、碑刻的曲折故事，数不胜数，其中甘苦，难以一一描述，好在其过程亦是对移民民俗的一次次体验。
前后20多年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先后利用节假日在安康、西安、北京查阅资料，同时还先后奔赴南京、武汉、南昌、成都、重庆、厦门、广州、杭州、龙岩、九江、徽州、上饶、扬州、金华、株洲、汉中、商洛以及有关地、市、县图书馆、博物馆、方志办、政协文史委员会等部门，查阅历史文献资料1000余万字；通过电话、邮件、网络联系，调查1500余人次；无数次利用下乡工作的机会，跋山涉水，深入各县的乡、村乃至农户宅院，走访乡贯耆老、知情人士3000余人，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细致的工作，搜集族谱、宗谱、家谱280余部，碑文（含墓碑、祠碑、庙碑、路碑、记事碑等）700余件，拍摄照片资料12000余幅。在掌握和运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学习借鉴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终于链接起一幅明清陕南移民的历史画卷。
1998年《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出版发行后，笔者看到，许多新修地方志和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在著述中引用了此书的观点或资料，体现了课题的研究价值，令人十分欣慰；很多网站和一些博客将此书的部分章节或笔者其它类似作品予以推介或转贴，令人有着一种收获的喜悦；此外，也有某些“研究者”将本书中一些章节改头换面，独立成文，转化为自己的成果发表，其间接宣传了笔者的家乡，亦令人玩味。不过，《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一书中佐证的一些谱牒、碑文等文献资料，部分出自官方馆藏或公开出版物，有些却是笔者挖掘整理，且独家拥有的，某些“研究者”闪烁其词，仿佛自己在浩瀚的书海里发现了被淹没的史料，注释为其直接引用某书某卷，有的由于缺乏对原文献的全面了解，望文生义而闹出笑话，似乎有些贻笑大方了！为了不致此类尴尬再现，《明清川陕大移民》出版时，参考或援引文献不再使用详细的“脚注”，而改用简洁“尾注”。笔者在此谨向一切所援引到的文献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欢迎一切脚踏实地从事研究的人们切磋交流，不吝赐教，若需有关资料详情，可以电子邮件联系。
我对陕南移民的研究考证工作已经25年，案头工作也已开展了多年，1995年使用电脑后，案头工作的进度明显加快。10年来随着数码技术和网络的飞跃发展，田野调查更加得心应手。就在此书即将定稿的前一周，应朋友之邀到秦岭腹地商洛柞水县凤凰古镇采风，在县人大主任章登畅先生的引荐下，无意间发现这里竟然是湖广、赣皖、晋鲁移民的聚居地：一道道梯形码头风火墙，一座座飞檐斗拱的徽派建筑，一扇扇雕琢精湛的窗棂亮阁，一卷卷纸质发黄的族谱，简直就是一座南北移民文化的富矿！我被震惊了，我的双眼不由得被泪水模糊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以为这段历史河床上的贝壳已经被淘尽，不料突然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水积鱼跃，深不见底！回到北京，连夜给业已敲定的书稿加楔，原先定稿的300个移民例证一夜间增加至３０６个。
值得一提的是，我家乡的最高学府安康学院对《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以及后续的“明清川陕大移民”课题表现出敏锐的胆识和浓厚兴趣，不仅特聘本人为学院研究员，而且还将《明清川陕大移民》列为学院重点扶持的社科科研项目之一。从院领导到中文系、科研处的专家学者们对该课题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和关爱。尤其是中文系主任戴承元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多方奔走，费尽心血；安康市科技局也对此课题研究给予了大力扶持；还有很多朋友都以不同形式从各方面给以真诚的支持和协作，令人没齿难忘；这都促使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加快对本书的修订工作，以期尽早将其奉献给读者。
又一个黎明的曙光涌进了窗棂，而案头堆积的采访笔记、照片资料还在等待取舍。揉揉酸涩的双眼，突然感悟，历史矿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研究工作是没有尽头的。看来，即将付梓的百万字《明清川陕大移民》还不能让人松口气，更艰巨的研究任务还摆在面前。
（作者：陈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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