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价那些事儿。
这是买地的凭证。它是一张“红契”，它是一种官方承认的契约。在土地买卖的过程中，红契是交了税款并在政府部门备案的契约。这份地契告诉我们的是，民国十年，买地人花7块大洋买了4.3亩地，每亩1.6块银元，民国十年银元很值钱，一块银元能买130斤面粉。
这张地契用的是版印标准合同，个别地方为手写，其他地方为印刷体。地契是红契还是白契，并不取决于印刷体还是手写体。宋朝有很多版印标准合同，不交税、不备案、不盖章、不过户，是白契；也有很多用马粪纸书写的草契，后来交了税、备了案、盖了章、过了户，照样是红契。
这份地契不是很标准，最明显的是标物坐落不明、四至不明，按常理，该写明地块编号（千字文编号，跟鱼鳞图册或者地籍台帐相对应）和四至关系。
民国三年，政府颁布过不动产交易标准合同，是木版套色印刷，字体分黑、红、蓝三色，留有很大的空间写明地块编号和四至，还要求交易双方注明地价的货币种类和兑换公式。
民国时契税税率并不高，但需缴纳查验费、注册费、契纸费、印花税、中资捐，以及契税，其中光中资捐就要按不动产总价的20%来缴。
民国十年地契内容
立卖自置红契地字人鄂蔡氏，有祖遗红契地四亩三分，座落大兴县大康营村，经前有刘百顺现租种，今因本宅意欲出售，定价每亩银洋一元六角。现租种地人亲托中人说合，情愿按照本宅卖价，留买价银洋七元整。当日笔下交足，价款不欠，此地归新业主刘百顺名下永远为业，打井盖房均由新业主。倘有亲族人等争论，全由旧业主担负，与新业主无干。恐口无凭，立此卖字为证。中人：耿玉祥、刘子香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六日
立卖地字人邓X
民国十年前期，官员薪俸很高，大兴县县知事月俸300元，一个月薪水能买将近200亩地！
这个结果看起来很吓人，让人怀疑是否符合史实。幸好我这儿还有几份民国时的地契抄件，其中一份显示，民国五年秋，大兴县北野场村一个叫于进禄的人在本村西南买地20亩，用了30元，一亩地才花大洋一块五。
同治年间县官工资也很高，顺义知县年俸45两，养廉银800两，一年收入能在京郊农村买下将近300亩地，虽比民国逊色，但也相当惊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不是他们收入高，而是农村地价太低。
民国时，北京城区地价常常是京郊农村地价的几千倍，民国十年北京市区土地分等价格：
凡毗邻使馆界各地方，每亩2000元。凡已连前门大街各街巷，每亩2000元。凡已修马路之大街或交通横街，每亩1500元。凡已修马路之街巷，每亩1000元。凡未修马路之冲要街巷，每亩800元。凡未修马路而不甚冲要之街巷，每亩600元。
同样是北京治下，农村地价如此之低（一两块钱一亩），城区地价却如此之高，相差实在悬殊。原因可能有这么几条：
1.那时候农村讲究饿死不卖地，凡卖地的家庭，都是急需用钱的，卖时既吃亏，卖后也有赎回打算，所以绝卖很少，活卖甚多，大多数交易都不能反映真实的土地价值；
2.当时农村土地主要看农业收益，城市土地主要看工商业收益，前者极小，后者极大，所以前者很低，后者很高；
3.那时候交通不便利、信息不发达，京郊农村很难像今天这样吸引很多富商、明星、自由职业者甚至上班族来定居，其外在需求远远小于城区，所以地价也相差悬殊。
现在北京市区房价地价只是大兴部分村镇房价地价的几倍罢了，这是科技（包括交通和网络）抻平了不动产价格。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