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北京猿人的踪迹，寻找中国人的真正祖先。
80年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祖先在就在亚洲。北京人的发现，使这一理论有了立足之地。但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亲友流给人一系列的谜团，中国人的祖先到底在哪里呢？这年秋天，中法两国合作，考察巫山地区原始人类遗址的活动开始了。经验丰富的中国古人类学家黄万波是第一负责人。这个山坳，被黄万波命名为龙骨坡，离县城大约有六十公里的山路。当地老乡提供的线索和已经发现的动物化石，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古人类学家而言，就是最令人振奋激动的暗示。那些动物是非常古老的品种，他们的生存年代远远超过北京猿人，甚至比目前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原始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还要久远。
黄万波坚信，龙骨坡会告诉他答案。令他如此执著的，还有一个原因。十几年前，就在这里的地层中，黄万波曾经挖出过一段像是属于人类的下颌骨化石！它只有短短的一小截，上面残留着几颗牙齿。
然而，自它出土之日起，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止过。人们怀疑它是否真的属于人类，也许这是某个古猿的下颌？ 而且，除去这一小块骨骼化石之外，黄万波再也没有找到其他部分的骨骼化石，也没有找到其他间接的证据，因此，人们既无法确定它的真正归属，也无法肯定它的生存时代，
曾经生活在巫山的这种生物到底是什么，也就成了一个无法解答的谜。这个谜在黄万波心里已经封存了十九年。而这位古人类学家却始终坚信，谜底总有一天会揭晓。
考察工作顺利进行着。人们在巫山龙骨坡确定了两个发掘地点，细致的往下清理，不放过地层中任何一点零星的线索。
这一天，新的情况出现了。法方负责人，波伊达教授迅速来到了地势较高的2号发掘地点。
在这里，人们又一次发现了动物骨骼的化石，然而与以往不同，这些骨骼化石的分布情况很不寻常！
他们有大有小，横七竖八，毫无规律、却又很密集的散布在不到三平方米的一小片区域里！只需粗略的观察，经验丰富的专家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副完整的动物骨骼，而是各种食草动物的肢骨！显然，他们不是在这里自然死亡的！这些动物应该是被有选择的带到了这里，取食后又丢弃在此的！
是谁制造了这一幕场景？一切都将人们引向那个猜测： 只有原始人类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曾经就在这里生活！
更重要的东西出现了： 在这片化石遗迹的一个角落，人们发现了—块有明显加工痕迹的石块！这是石器吗？如果是，就找到了人类身份的最好证明！
更多的发现随即而至，在地势较低的1号发掘地点：大量的石制品陆续出土了！它们就像是时间的书签，记载着遥远的过去，有了这些证据，龙骨坡带给人们的悬念将很快揭晓。
巫山到底有没有原始人？如果有，他们又生活在什么时代？这一次，会找到中国人从哪来的答案吗？
黄万波和波伊达正在对石制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波伊达是法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也是研究旧石器的世界级权威，他的鉴定至关重要，可以直接为这些石制标本定性。
这一次，考察发掘有严格的地层勘测和出土物的埋藏坐标，每一块石制品的埋藏深度、具体位置都被测定记录了下来，确保研究结果准确无误。
黄万波和波伊达反复研究着眼前这些石块，或许，他们正在触摸的东西，就是世界上即将诞生的又一个奇迹……
通过对地层勘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初步结果出来了：在长江流域的巫山地区，的确生活着一种更古老的原始人类！虽然他们的年代还不足以挑战非洲最古老的人类化石纪录，但它却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思索，东亚地区的古人类演化。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更早就在中国出现的原始人，他们是一直延续了下来，逐渐进化成今天的我们吗？
顺着这个思路，黄万波将目光扩散到巫山人所在的整个长江大三峡流域，他发现：黄万波将目光扩散到巫山人所在的整个长江大三峡流域，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几十年来，这一流域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已经渐渐在时间上连成了一条线。这不正是原始人类始终在这一区域生存的证明吗？
同时，深山峡谷的险峻地貌，似乎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既为原始人类提供安全的栖息场所，也有力地阻止了外来文化的入侵！
黄万波和波伊达认为：不管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古人类是距今100万年还是200万年，他们都在这里一直延续了下来，最终进化成今天的现代中国人，而没有受到其他人种的入侵和干扰。
这年，中国的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又在撰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中的观点，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成型，不过近年来陆续出现的中国古人类化石，又使这位古人类学的权威学者，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想法。
将目光从长江流域扩散到整个中国，中国古人类化石出土的地点和数量已经越来越多。这些化石，有的比北京猿人早，有的介于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之间，从距今200万年前到3万年以前，形成了一条时间上的连接线。
吴新智将中国发现的各种古人类化石逐一进行对比，发现他们的各种骨骼特征彼此交错、界限模糊，很难截然分开。
和县头骨像北京猿人一样原始，脑量小、眉骨高；但他的眼眶向后缩进，程度接近现代人。资阳头骨距今3万年，脑量接近现代人，但他却像北京猿人一样在前额头上有一条突起的脊，而且眉弓也很发达。
在大荔、郧县和其他各个时间段的头骨化石上，吴新智都发现，有原始与现代的特征同时并存。
问题的关键出现了：过去，人们一直以为人类进化是阶梯式的，在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应该有“过渡人种”，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典型的过渡环节！
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并没有按着时间先后，一级一级向前跃进；而是原始与进步并存，从始至终彼此交错，渐渐模糊的过渡。人们很难找出绝对的标准，将古老的原始人与进步的现代人截然区分开。
如果像基因说认为的那样，中国的原始人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完全取代了，那么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为什么没有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进化阶段？为什么在进步的现代人化石上，还能找到原始的痕迹？
除了骨骼化石之外，石器方面的证据，似乎也表明了新的情况：按照基因说的解释，现代人走出非洲后，有一部分在10万年前到了中东，然后从中东绕道进入中国。
与此吻合的是，人们在以色列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距今10万年左右。同时发现的还有石器。
在中国，除了水洞沟等个别地点以外，绝大多数地点出土的石制工具，都很原始，制作水平与北京猿人的石器属于同一个模式。如果使用先进技术的新人种真的占据了整个中国，为什么他们的技术没有普及？为什么在中国已经发现的上千处石器遗址中，百分之九十九都处于第一模式？
即便在水洞沟遗址中找到了有明显区别的石器，人们也发现，伴随着第三模式的石器同时出土的，是大量的第一模式的石器文化。
这说明，新的文化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据此，中国的古人类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东亚地区的人类是“连续进化”的。在他们的进化过程中，没有发生取代。
但是，如果现代人真是多地同时进化，在独立进化了数十万年之后，必然会导致形成不同的人种，怎么解释目前各个大洲的人还能够通婚并且生育后代？难道各地的古人类会自觉的朝同一人种进化？
吴新智从过去发现的马坝人和柳江人头骨化石上得到了启示：他们同时兼有东亚北京猿人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特征，这不恰恰表明，东西方之间在很早就已经有了基因交流？
如果这个观点有充分的证据，几大人群从祖先时期就保持着基因交流和融合，那么通婚后产生正常的后代就是很自然的了。
这一年，汤山镇政府开采附近的雷公山，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洞穴。就在这里，人们找到了南京猿人头骨。
经过对比，吴新智发现：南京猿人的性状和北京猿人差不多，但在代表壮年男性的2号头骨上，发现了一些新特征。
另外，在云南丽江和四川资阳发现的头骨上，后脑勺部位也有好像发髻形状的突起，跟柳江人一样，这种发髻形状的突起，是欧洲原始人的一大特征。
在山顶洞人的一个头骨化石上，吴新智也发现，他的颧骨有西方人常见的特征。
这些在中国稀有，而在西方较为常见的现象，不正是古代东西方人群之间基因交流的一种证明吗？
水洞沟遗址中那些较进步的石器工具，在中国的石器模式中十分罕见，不也恰恰可以看作是东西方之间偶尔进行的一次技术交流吗？
在众多的化石证据面前，关于东亚地区古人类进化的另一种假说得到了完善：中国的吴新智、美国的沃尔波夫、澳大利亚的桑恩联名提出：多地进化，附带杂交的新学说：具体到中国，你我的祖先是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进化的，同时，他们与西方的人群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基因交流。
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类虽然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别发展了至少100多万年，而现在的各色人种仍旧属于同一个生物种，通婚所生的混血儿也可以产生生育力正常的后代。
至此，两种学说都为我们祖先的故事找到了各自的解释。化石与基因，两种手段，两个方向，它们此消彼长，似乎都还在各自完善。目前，基因说是主流，这个理论完整、大胆，颇为吸引人。但遗憾的是，基因与化石并没有完全吻合。尤其在中国，那些最直观的证据恰恰不能呼应那些最绝妙的设想。
我们是谁，又来自何方？这是从人类首次仰望星空开始就一直被深深困扰的问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古人类学家用化石连接起人类长达六、七百万年的历史；遗传学家则在血液里追踪现代人征服世界的足迹；或许不久以后，他们会彼此携手，更加完整的告诉我们关于自身的来龙去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地球正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将渐渐缩小，人们正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管因为我们在更加频繁的交流，还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同出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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