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八大”）召开之时，距中共七大已有11年。在这11年中，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内，尽管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如何在中国这一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还缺少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处在探索之中。同时，在外部环境方面，虽然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外交斗争，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但仍然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国从军事上进行封锁、从经济上进行禁运、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颠覆的现实威胁。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形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来说，将受到一次重大考验。八大能不能正确总结七大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判断国际形势，提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线，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取得胜利的重大课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胜利召开八大格外重视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一、毛泽东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主持制定了八大路线
1954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准备召开八大。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讲话时，正式宣布：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次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1）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修改党章；（3）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他要求明年七月以前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并发出号召：“为在1956年胜利地召开八次大会而斗争，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10月4日，他在七届六中会上再次提出：“八大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前进一步。现在起，到明年下半年开会，现在起进行准备工作，有几个议事日程，要进行选举，要搞的更好一点，完满地来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八大。”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1955年。毛泽东为八大的胜利召开制定了全盘的计划。在他看来，胜利召开八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正确地确立会议的主题、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八大路线。
1、确定八大的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八大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一条正确的发展路线，而会议的主题正是形成这一路线的前提。因此，毛泽东对八大的主题问题非常重视，思索了很久。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手稿中，我们看到八大的开幕词最初有一个毛泽东起草的300多字的提纲。他在提纲中提出：“我们这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总结经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一切积极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的手稿，1956年。之后，他先让陈伯达起草开幕词，写成的稿子他不满意，转而又让田家英起草。毛泽东看过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后比较满意，亲自作了修改，然后批转给相关人员修改，并在吸收大家提出的意见后最终形成了开幕词定稿。在开幕词里，毛泽东对八大的主题作了规范的表述：“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从最初拟写八大开幕词提纲、草稿到最后定稿，毛泽东都始终牢牢地把握着“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一主题。
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系统的具有重大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成为八大的指导思想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原本打算以“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为指导思想。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为准备八大的召开工作，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为期一个多月的系统的大规模的国情调查，他先后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详实地回答了中国建设应遵循的基本方针，重点是讲经济建设问题，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建设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当时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达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自然取代“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而成为八大的指导思想。八大的政治报告、决议中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就连八大制定的路线，也能在这篇文章里找到渊源。邓小平在19年后评价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7月13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3、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八大路线
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制定的八大路线，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给予了言简意赅的概括：“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这就是八大路线。八大路线是一条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的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路线。在经济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八大路线的核心；在政治上，提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战线，继续反对官僚主义以改进国家工作，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阶层力量的主要观点；在文化上，要求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群众，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对落后文化的批判，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在党的建设上，针对党的组成结构和人员的变化，提出用正确思想纯洁党的队伍，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做法改进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时过26年之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曾对八大路线做出这样的评价：“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关于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等一系列思想，都被吸收到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
二、毛泽东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八大的几个主要文件，特别是政治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并亲身动手参加起草工作。1955年4月21日，毛泽东批示将邓小平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5月12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页。这两个名单的确定，为八大会议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的顺利起草和高质量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以后，毛泽东为八大主要文件的形成倾注了大量心血。
1、直接领导和参与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八大能否胜利召开，使党的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有高质量的文件。政治报告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的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八大的成败。因此，政治报告的起草便成为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从7月初接到政治报告第一稿那天起，毛泽东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报告稿的起草和修改上面。从报告的框架设计到报告涉及的重要思想，以及文字表达等，他都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亲自动手修改和加写内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月14日八大召开的前一天。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毛泽东以主持人身份在北京和北戴河就政治报告修改一事，先后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6次、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9次以及其他类型会议11次，《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517页。另外，他还多次同个别人谈话。前后做出的批示和修改共计34次之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58页。为政治报告初稿的提出、逐步完善、再到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对文件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谈到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同时，他亲自写信给有关人员，让他们对政治报告稿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从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毛泽东这种贯穿始终的民主精神。8月31日，他致信胡乔木：“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9月7日6时，他在给对经济情况比较熟悉的周恩来的信里写道：“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当日10时，他再次致信周恩来：“‘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同上书，第153页。9月8日，他致信刘少奇：“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同上书，第154页。
就是在这种充分发扬民主和坚持严谨作风的精神下，政治报告稿屡经修改，经过集思广益，最终形成了近4?5万字的定稿。这份报告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新方针融会其中，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2、对党章的修改和党章的修改报告稿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注入新的思想内容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八大党章是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它修改好。党章修改始于1955年5月，直到八大召开前的9月10日22时，毛泽东还在继续审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稿）》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
毛泽东对党章提出的一些修改内容主要是：
（1）提出中央最高领导层的职位的设置问题。毛泽东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说：“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经过党内反复讨论，8月3日铅印的党章第四次修改稿，在第三十七条已明确写上设“副主席若干人”。8月5日，他在审改这次修改稿时又在“副主席若干人”后面，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六个字。《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这样，使党的最高领导层的职位趋于完善。
（2）提出建立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问题。毛泽东说：“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根据他的提议，八大党章在第三十一条中增写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形下，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延期或者提前召开。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代表的要求，或者有三分之一的省一级组织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这就在我党一直以来实行的年会制之外找到了一项更具生命力的制度。
（3）提出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1956年夏季，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过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设想。9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再次申明：“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0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大党章第三十七条第五款增写：“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党章这一明确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同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实际上实行的终身制的别样选择，即从党章的规定上废除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显然，毛泽东想得比其他人更深更远。
毛泽东这些原则性、创见性的修改意见，创新了党的领导体制，丰富了党章内涵，为修订后的党章增色不少。
3、挤出时间，审阅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及其报告
在关注政治报告、党章和党章报告修改的同时，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忽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一直关心着它的进度和质量。9月7日，他致信周恩来：“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页。在审阅修改这两个文件后，在9月13日9时30分和11时，他又两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手稿，1956年9月13日。“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13日。随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修改意见，进一步润色了报告，使报告在层次和逻辑方面都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综上所述，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不仅总揽全局，指导文件的起草工作，同时也直接参与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则是侧重分管一个方面文件的起草，有的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参与另一方面的文件的修改。这种既明确分工又紧密配合、联合互动的工作方式，使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获得圆满成功。因此，八大主要文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集体探索、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毛泽东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
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在八大前后，毛泽东更是从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需要的战略高度出发，对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做了积极的探索。
1?适时地在八大充实和完善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1956年9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除同意刘少奇提出的设几个副主席的建议以外，还明确提出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设立党的总书记一职的问题，并提议年仅52岁的邓小平担任此职。9月28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七大时的领导集体相比较，八大形成的领导集体职位设置、人员构成更加合理、人员分工更加明确。自此，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起来，适应了新的历史时期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2?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准备了核心成员，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大批高级干部
在组织问题上，毛泽东对八大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领导充实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同时还开始考虑党的领导人交替问题，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成准备条件。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谈到下一届中央委员设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时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11页。
在推荐邓小平时，毛泽东一连讲了七个“比较”，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其实，毛泽东对艰难斗争岁月里成长起来的才干突出的邓小平的器重由来已久，并总是不失时机地把邓小平提拔到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不断增长其思想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他认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1952年8月，邓小平从重庆调到北京，由一方大员，即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4月，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显而易见，长期以来，毛泽东是将邓小平作为党的接班人之一来培养的。
对于陈云，毛泽东评价也很高：“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平和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8～999页。
毛泽东如此评价和推荐邓小平、陈云，其实就是要使全党对他们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为党的后续领导人做人才储备。因为毛泽东曾在会上明确表示自己为维持现状派，而陈云和邓小平是少壮派。事实证明，毛泽东选择陈云和邓小平是十分英明的。这以后，邓小平和陈云更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惊心动魄的重大斗争洗礼与考验后，他们都成了全党众望所归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主要成员。
八大不仅充实和完善了党中央领导集体，为适应党的地位、任务和成分的变化，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也比七大扩大了一倍多。这样，八大从组织上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事业储备了大批高层领导干部。据不完全统计，除去逝世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政治错误的、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工作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八大中央委员，占八大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属于候补中央委员的，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二。例如，当时任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进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叶剑英（1966年5月进入中央书记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都为党和国家做出了显著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大已经为党的两代中央集体的交接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无不反映出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远见卓识。
众所周知，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党的八大路线在八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能得以很好的贯彻执行，党的工作甚至背离了八大路线，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回到建设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但是，即使在今天看来，八大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对我们搞经济建设依然有重大参考价值。八大以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题而载入史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将永远和八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作者 熊华源曾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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