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研究的新观点。
2003年10月8日—11日，在德阳市召开的“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现摘登如下：一、在三星堆文化研究方面，主要提出了如下新观点：
在研究方法上，不仅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材料，而且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材料来进行综合研究。有学者将三星堆青铜神树与彝族神树信仰加以比较，提出三星堆神树与彝族神树交通天地灵气极其相似，而交通天地所体现的是天意与君权神授。有学者提出，“纵目”的正解，可以在彝语支几个民族的神话里找到。蚕丛纵目，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与彝语支先民族属相近。
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同都市自由贸易的形成同步的。蜀人精神世界的特点是浪漫的仙化思维。蜀人有发达的太阳神崇拜，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分析可知，古蜀文明拥有日月崇拜的信仰。有学者提出，古蜀人以青铜立人像、大神树、大青铜面具分别代表天神、社神和祖先神，以崇敬天地、崇敬祖先的信仰崇拜和宗教祭祀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
有学者提出，三星堆文化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夏文化。从陶器看，三星堆人使用的是夏礼，青铜器中的牌饰和铃源于夏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圭、璋为主的玉器系统来源于夏文化传统；三星堆文化的主体是夏文化和长江中游三峡地区古文化。从三星堆文化中夏文化因素的特征来看，它来源于商灭夏后夏人的西迁入川。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居民是南方长江系人种，是流徙于长江流域的种群。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三星堆瞳仁外突青铜面具仅是艺术手段，是一种艺术夸张，不一定有特殊的含义。
关于三星堆一期文化的来源，有学者提出，以四川北部早于它的几处遗址作为其渊源所在比较恰当，不同意把宝墩文化作为三星堆文化的来源。
还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一、二号坑并非祭祀坑，而是犁庭扫穴的结果，一、二号坑分别为杜宇灭鱼凫和鳖灵灭杜宇所为。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文化内涵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像解读原则的出发点，是把它们看作表现性质的圣物，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古蜀民。大型青铜雕像是一个神像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有层次有核心的系统。
关于三星堆青铜立人冠是兽面冠，有学者认为它双目与中间的太阳图像作一体观，可称作天眼冠。而所谓饕餮纹，所表现的并不是贪，而是勇武的象征。甲、金文中蜀字的本意，原本就是飞翔着的大眼睛。
有的学者分析了三星堆大型青铜面具，认为它的阔口造型意味着带有满足性的快乐，面具口部很可能象征神的快乐。
二、在长江文明研究方面，提出了如下新观点：
有学者提出，文明起源时代长江文化的盛衰，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的变迁演化来看，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相继走向衰亡，惟独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转生演化出古代文明，这就是三星堆文明。探寻其中原因，战争与和平、政治结构的严密性、自足性，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单一性或多样性，以及文化中心的转移等多因素对文化的盛衰演变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因素是关键性的。
关于长江文化，有学者提出，长江文化的基本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长江文化指文化地理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长江流域文化。长江文化的特点是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水稻的栽培和推广，是长江文化为人类做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献。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也是在长江流域创立的。在中华文化进行社会体制变革走向近代的探索中，长江文化也一直居于前列。
还有学者从青铜时代有领环形器与东亚各地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广汉三星堆、云南滇池以及相邻地区同为东亚青铜文化交通网络上的重要环节。
有学者认为，从中国的四川到东南亚，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的青铜——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带，是一个由蜀人的文化与当地原住居民文化融合形成的文化带。从金属文明的角度看，因文化源头在四川蜀文化中，也可以称之为“蜀文化圈”。
三星堆金杖与我国西南某些地区出土的青铜杖（包括青铜杖首）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文化上的联系。三星堆金杖不仅是政治权力之杖，也是宗教权力之杖，它向西南地区的传播不应是蜀政治势力向南扩张的直接结果，应是古蜀宗教文化传播所留下的信息，可能是整个文化的传播，也可能是某些文化因素的传播。
三、巴蜀文化与长江上游文明研究方面的新观点主要是：
有学者认为，诞生于４５００年前的成都城市文明，绵延至今，城址不变，城名不改，历史不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当今世界文明的特大城市，如伦敦、巴黎、柏林、莫斯科、芝加哥等，其中有的人口逾千万，有的现代化水平较高，但就城市文明发展史而论，不是城市崛起的历史太短，就是曾经中断，都无法与成都相提并论。
成都平原是寻找“古文化、古城、古国”演进的最理想场所，三峡考古的兴起，使其成为本区最有希望找到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
有学者提出，商代蜀地的侯王以三星堆古城为区域性政治统治中心。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都是区域性共主，共同组成了蜀地的共主政治次序。
在巴蜀新石器文化方面，有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类似营盘山新石器文化，应归入马家窑文化；宝墩文化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关系，但这种关系目前看来还比较模糊。哨棚嘴文化与宝墩文化某些因素可能有共源关系，哨棚嘴文化中的马家窑因素当是通过白龙江与嘉陵江流域交流的结果。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大陆上最早使用印章的民族是巴族，巴族印章不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印章，而是护身符或者服饰上的装饰用品。巴蜀民族使用二种文字，一种是图像文字，另一种是表音文字。图像文字是巴蜀民族的图画文字，是铭文专用的，在巴蜀印章的印面上，用的是图画文字和符号；带有吉祥、侥幸、避邪等意义。中国东部地区的汉字印章，是受巴蜀印章的影响而出现的。
有学者对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第３３号墓进行了探讨，认为该墓尽管不是巴王墓，但却是巴地发现的最大规模的战国墓，其墓主一定属于巴氏王族的高级贵族。其族属可能是廪君蛮。
四、在综合研究方面同样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文化旅游是西部旅游发展的着力方向，三星堆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多样的文化特色，其神秘的色彩是其永恒魅力之所在。三星堆旅游居于四川旅游的核心地位，并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四川乃至中国旅游的形象品牌。
还有学者将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文明中的对外贸易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外贸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演进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古蜀城市的对外贸易由于城市功能的不同而起着或重或轻的作用。
本次研讨会的特点，是把三星堆文化放在长江文明乃至中外古文明的广阔背景下进行探索，信息量大，气氛活跃热烈，中外专家共聚一堂，共同切磋，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在巴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时代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卓越代表等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共识。在其他方面也获得了若干新的进展。
总之，本次学术研讨会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我们相信，本次研讨会的各项新成果，必将把三星堆与长江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本文摘自四川省社科院《关于报送“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情况报告》，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段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编审 邹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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