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把文物当成生命一样。
王冶秋，又名野秋。安徽霍邱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秘书、霍邱县委书记。1932年参加左联。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冯玉祥处任教员兼秘书。1947年后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研究员。建国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顾问。是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著有《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琉璃厂史话》等。北京多亏有个王冶秋，王冶秋是我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前半生作为革命闯将，经历武装暴动和牢狱刑讯以及在隐蔽战线的八年统战和情报工作等，都是他人生之旅的绚丽时空。王冶秋自1923年8月来北京求学至1987年10月病逝北京六十多年间，在北京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他的学养修成、人生观建立、恋爱婚姻、战斗和工作，都与这块热土紧密相连。
1923年夏末，14岁的王冶秋随胞兄王青士离开安徽霍邱县来到北京求学，在东城贡院附近安顿下来。这里有一些破旧民房，专门租给穷学生。青士考入俄文法政学校，打算学成后到俄国留学。
在这里他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瞿秋白之弟瞿云白及小同乡韦素园。冶秋先考入志成中学，不久转入英国英文补习学校。兄弟两人很快与云白和素园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俄国革命胜利的冲击波激荡在少年王冶秋的胸中，使他成为思想十分激进的大革命闯将。1924年，15岁的冶秋便由小同乡张目寒介绍，加入了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开始有了政治归属感，认清了国民党左右派的根本区别。“左派”容共，依靠工农和贫穷的知识分子；而右派反共，依靠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是一群新贵。从这时起，只要北京城有游行示威、集会等革命活动，就会有冶秋的身影。1925年春，他被组织安排就读于西山中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建立起西山中学团支部，冶秋担任书记，带领学生参加孙中山逝世的悼念大会，参加逼迫段祺瑞下台的“首都革命”与“收回关税自主权”等游行示威活动。年末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可到香山慈幼院布置发展组织、响应北伐的工作，冶秋与他的几个好兄弟王正朔、张恩泽、扬廷宾、董汉云等发展了二百多人的队伍。此时的北京完全处在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1927年4月，张作霖竟绞杀了李大钊等二十个共产党人，接着又秘密逮捕并处决了吴可及北方局负责人王荷波等十八人。这些杀戮激起了冶秋的无比愤恨，他根据“北方局暴动计划”组织了“西山侦缉队”并担任队长。不料，有人叛变，冶秋遭到围捕。他凭借熟悉地理环境和学生身份连夜翻山越岭逃脱虎口入城，后在台静农的帮助下至天津登上一条开往上海的日本船，独自辗转回到霍邱。事后，台静农根据冶秋逃脱追捕的惊险经历及二人在路途中的谈话写了短篇《昨夜》，发表在未名社刊物《莽原》上，文中那个19岁的革命青年“秋”就是冶秋，未曾料想，静农的这篇作品却为以后冶秋与高履芳的恋爱播下爱的种子。
1928年末，冶秋由于霍邱“文字暴动”失败而重返北平，他很快接上组织关系加入北大支部并担任团支部委员，自1928年末冶秋一面以王师曾的名字在北大听课，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他担任过顺直省委交通员，负责到天津接取中央文件，这是一项十分危险而艰苦的工作，因为他把文件绑在大腿内侧携带，常常八九个小时不能上厕所，由于他的谨慎机智，跑了半年多的“交通”，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后调北平团市委秘书。1929年秋，北平市委应河北大名七师校长谢台臣之请，派王冶秋、千家驹等赴大名七师讲授马列主义学说和“普罗”文学，冶秋在这里还担任县委秘书，并参与建立“红24军”的工作，后因“红枪会”首领反目暴动失败。1930年春夏之交，冶秋只身返回北平。是年八月，冶秋参加了北平党、团市委发动的“八一示威”，这是一次贯彻李立三“左倾”盲动路线而失败的典型案例。当游行队伍行进在海王村公园附近时，早已埋伏好的“侦缉队”打手们，冲进人群抓人，有七八十人被捕，冶秋被捕入狱后遭受到严刑拷打，挨了二百鞭笞外加三壶辣椒水，他始终坚贞不屈。阎锡山离开北平后，所有政治犯无罪释放。冶秋在台静农的帮助下住在西山养伤，由此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保护了鲁迅故居
冶秋自从1924年结识了韦素园后，又相继结识了台静农、曹靖华等。冶秋对这些新文化运动干将们尊如师长。1925年韦素园在沙滩红楼对面的新开路五号租了一间小南房，8月，一个在鲁迅扶掖下的文学社团《未名社》诞生了，而这间阴湿小屋就成为《未名社》最初的“社址”。入冬，《未名社》的牌子尚未挂出，鲁迅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却已经出版了。此时冶秋时常来素园处，帮忙推销。而未名社的期刊《莽原》在鲁迅的主持下成为当时青年最喜爱的刊物之一。此间，素园和静农去西城阜内西三条21号鲁迅住处请教时，冶秋同去。那时，在鲁迅看来他还是个未谙世事的半大小子，给他端了一盘瓜子安排在南屋看书。可是，就是那一次鲁迅先生与素园他们谈到的办刊宗旨“批评社会、批评文明”以及写文章要“率性而言，平心立论，忠于现实，望彼将来”一席话，使冶秋终生受益，为他打开了新文学殿堂之门。由此，除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外，冶秋专注于新文学的学习与研究，1931年初在《育德月刊》上发表了《新文学小史》，1936年5月完成颇受鲁迅先生期许、但最终未及出版的《鲁迅先生序跋集》；1942年冶秋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在重庆出版发行，而在此之前发表在重庆《抗战文艺》上的《〈阿Q正传〉读书随笔》，现在被人们赞誉为阅读经典作品的范文；1946年末当他以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议身份，回到北平从事党的军事情报工作时，仍积极宣传鲁迅作品和精神，1947年春，冶秋应北师大等北平的五所大学之邀，作关于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的演讲，之后在《知识与生活》上发表了《五四时代的鲁迅先生》；他还与刘清扬、徐盈、吴煜恒等人一道巧妙地把西三条鲁迅故居(现扩展为北京鲁迅博物馆)保护下来。作为业余作家，冶秋还写了小说《青城山上》、专著《琉璃厂史话》等。
王冶秋的妻子高履芳1926年16岁时考入天津女师，这是一所培养出刘清扬这样杰出女性的进步学校，活泼外向的履芳在这里如鱼得水，她对阅读新文学期刊如醉如痴，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莽原》月刊是她的最爱。当她在《莽原》上读了台静农的短篇《昨夜》后，便对那个19岁的主人公“秋”产生了浓厚兴趣，她约上好友拜访了台静农和在西山养病的韦素园，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个“秋”就是他们的小同乡、小老弟王冶秋，一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热忱革命者，一个极具才华的新文学青年。履芳还从他们的介绍中感受到他们很喜欢那个“秋”，慢慢地“秋”的形象在履芳头脑里高大起来，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英雄崇拜感。而此时的冶秋也从台静农及在天津女师执教的同乡好友李何林处得知，有一位高姓女生是《莽原》、未名社的痴迷者，是一个向往革命生活的新潮女性，冶秋对她的好感油然而生，急切地想见到她。于是，当冶秋从河北大名七师返回北平后不久，台静农便安排二人见面，他们一见钟情开始热恋，并于1931年1月在北平订婚，1932年7月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完婚，大媒就是台静农。
冶秋自1941年1月成为冯玉祥先生的国文教员与秘书，实际是周总理领导下的隐蔽战线一员，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1946年11月，冶秋作为国民党华北军事慰问团的秘书长，又回到了古都北平，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议兼华北设计委员会资料室主任。1947年中秋节前夕，我秘密电台被国民党军统侦破，有关人员叛变，军统特务开始大抓捕，冶秋在他的勤务兵掩护下脱险，后经吴晗的帮助进入解放区。当他再一次回到北平时，古都已经成了人民的天下。
1949年2月，冶秋担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物部副部长，开始了对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历史博物馆等文物单位的接管和整顿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979年末，他从未离开过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领导岗位。他对于北京的文物古迹，一砖一瓦更是有一种特别的热爱之情。上世纪后半期故宫曾两次险遭改造破坏，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市打算将故宫改造成“人民大众的休闲乐园”，要在故宫里修马路、建广场；另一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要把故宫改造成接待外国游客的旅馆、饭店。对于前一次，冶秋采取消极对抗态度，而对于后一次，身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冶秋不惜直言犯上，坚决抵制。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京城市建设中，古建筑与文物遗址的保护同施工单位发生冲突的事时有发生，每当发生这样的情况，冶秋就向当时的市委书记吴德报告，如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发掘工地就是在即将被推土机推平的情况下保护下来的；又如建国门外古观象台在修地铁拆城墙时，面临或拆除或迁移的命运，也是冶秋先得到吴德的支持制止拆迁行动，后在周总理支持下保留了观象台，地铁线绕行。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中央主管文化、文物工作期间，曾多次评论过冶秋的功绩。他说，保护文物是关系到全民族的大事，既要坚定不移，又要有远见卓识。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强硬态度，今天北京城里的文物古迹早就被拆毁得差不多了。周总理也说过，冶秋同志把文物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
冶秋过着平民的生活，上世纪五十年代，冬天在煤球炉上坐壶开水沏茶，早上最爱吃的是稀饭、油饼和咸菜，最爱去的地方是琉璃厂书市，还喜欢逛德胜门和什刹海小市，有时候骑车去那些野窑坑钓鱼……北京是他生活的福地，是他情感寄托的港湾。1987年10月冶秋逝世后，他的一部分骨灰从司马台长城的望京楼上撒向这块他深爱的土地，永远安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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