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
由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太平天国史学会、苏州大学和承德市文物局协办的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8月6日至8日在承德市锦江饭店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共111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四川、重庆、辽宁、香港、台湾等地，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会代表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史学家，又有造诣深厚、研究有素的中年专家，还有思想活跃、功底扎实的青年才俊。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86篇，涵盖了晚清各个阶段的历史。作者队伍之整齐，论文数量之宏富，涉及范围之广泛，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从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来看，与会代表态度认真，情绪饱满，均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气氛相当热烈。结合代表们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以下问题引起了普遍关注，并且有所拓展和深化。一、关于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晚清社会的急剧变迁与改革毫无疑问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条件下发生的。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问题时，特别强调列强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比较重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刺激作用。这些问题近年来一直有所讨论，意见分歧较大。与此相关，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和失误问题，也成为史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联合压迫造成的极大灾难，称赞起义和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有的学者在评论太平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过多关注其负面影响，片面强调内战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性破坏。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上述问题?在大会发言时，方之光(南京大学)认为，“革命”是人民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人权。近代一切革命运动，特别是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逼出来的，是中国人民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崔之清(南京大学)同样认为，发生太平天国战争的原因不是洪秀全的政治图谋，而是清朝的贪腐和暴政，太平天国运动反抗暴政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不应被扭曲和否定;并且认为，这种评判标准应该适用于一切下层民众的反抗暴政的政治行为。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怎样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与规律问题，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重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沉沦”的还是一部“上升”的历史，张海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开幕式的发言中强调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呈现出从“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曲线。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中国社会的“沉沦”是主要倾向，“上升”不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表征;经历过一段发展后，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他所说的“谷底”，大体上是指20世纪初《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的十余年时间。历史度过了“谷底”，“上升”就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倾向。这一概括对于人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很有裨益。
桑兵(中山大学)在大会发言中对于晚清史的研究状况表示忧虑，在他看来，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度扩张，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而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史料的保存状况之劣，也在古籍之上。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如此研究使得历史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增大。目前当务之急，是解开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使得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促使学人将重心由看得懂转向读得懂，使晚清史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古史。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史或者金融史研究中，往往把外来的金融机构(包括外商银行、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看成外在于中国自身的金融业。吴景平(复旦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无论从广义来看，还是从市场运作来看，进入中国的外商金融机构及其在中国开设的种种金融业务已经与中国社会，尤其是与经济中的工业、商业、贸易、矿业、农业以及高层次的政府财政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把外商金融机构排斥在中国金融史研究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实际操作也是不可行的。在他看来，外商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对于中国金融业的转型(姑且撇开政治上的诸多负面因素)，无论就资金来源的构成，还是人事管理与经营方式都带来了诸多新的因素。正是这些新的因素，在催生中国银行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社会经济变迁问题
无论是亲历者所感受到的“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还是研究者所称的“社会转型”，都一致认识到晚清社会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先是从口岸开始，而后向内地迅速渗透。最敏锐感受到这种变化的自然是生活在条约口岸的知识分子。何晓明(湖北大学)深入分析了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和复杂心理，认为就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内心常常怀有“敏锐的耻辱感”。当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本质矛盾和差异后，他们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危机的意识、改革的意向，以及对富强的追求。在基本文化立场和变革思路方面，他们一般均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这对以后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历次对华战争，西方列强向中国展示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器物。正是通过对于这些工业产品的逐渐认识，中国知识分子观察到了异质文化的价值，开始主张求富求强，奋起直追。陈三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系统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铁路的认识历程，认为新事物启发新思维，呼吁国人扬弃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从深闭固拒的锁国状态下走出去，睁开双眼观看世界，与世界接轨，与各国互动互市互利。金志焕(韩国高丽大学)着重考察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过程以及相关的争论问题，指出尽管吴淞铁路的敷设受到了守旧派的反对，但铁路作为近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其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晚清的社会变迁反映在方方面面，透过救助活动，可以看到社会变迁是显著的。陈桦(中国人民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社会救助活动的特征与内容也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由适应农业社会需求，为农业生产服务，转而向大机器工业时代的救助体制过渡。这种变化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历史时期的曲折进程及时代特征。透过房产契约的民事习惯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郑永福(郑州大学)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民事习惯与当时的法律相配合，制约、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某些习惯，颇有人文关怀。
管窥蠡测，再现历史场景，是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关于晚清时期市场的变化程度，学者们有过多种表述，而通过度量衡的变化观察市场规则的整合情况，则独具慧眼。洪成和(韩国成均馆大学)以四川巴县的八省客长相互设定度量衡标准为事例，说明这种协议体有突破孤立分散的经济要求，但是，由于自身力量有限，缺乏权威，最终没有走出市场分散的困境。
晚清的经济发展变化既是不平衡的，也是曲折的。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对于清末民初的私钱私票的流通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市场上私币流通的原因有三：政府放任、当地经济生活惯例和商会的相互约定。王玉贵和朱蓉蓉(苏州大学)考察了苏南地区的地租变化情况，认为该地区虽然出现了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的进步趋势，但较为缓慢，并且具有不断反复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曲折历程。
1880年以后，中国茶市日渐衰败，市场逐渐萎缩。茶叶出口量锐减，不仅严重影响到中国贸易平衡，而且造成了茶农生计的重大损失。清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曾经动员各种力量挽救中国茶市。朱从兵(苏州大学)深入考察了官绅的各种努力，认为在各类设想和制度创新的实践中，官方未能起到全面的领导作用，商人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社会各界力量未能有效组织起来，因此，未能改变中国茶市的衰败命运。
晚清社会变化是多样的，记录与宣传社会变化的媒介也是多样的。黄汉森(新加坡亚洲火花学会)以火柴商标为佐证，介绍了火花上记录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
三、关于思想观念的变迁问题
社会思潮的变化是丰富的，许多内容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过去史家在探讨清末民族主义思潮时，较少关注其“中华”的意蕴和种族的观念。在本次会议上，斋藤道彦(日本中央大学)对于中华主义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他看来，清末的“中华”一词至少有三层含义：首先是以汉族的种族、民族概念作为前提，其次是关于其种族所领有的地域概念，还有有关其种族在其地域里所培养出来的文化观念。谢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认为，探讨近代中国的种族观念，这个问题似应引起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注意。种族观念问题不应附属于民族主义问题，后者强调文化与国家的维度，而前者则强调感性或体质的维度，尽管二者亦有相互重叠之处，但对它们分别进行研究，并进而研究二者的相互作用，似乎仍是可取的，且是必要的。
孙中山的精神遗产是丰富的，关于他的研究永无止境。黄城(台湾师范大学)与匡思圣(台湾元培科技大学)撰文指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坚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传统与现代间批判继承与创造性的转化传统，以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接合;在中国与西方间，则在肯定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环境下，以开放且平等之文化接触，融合中国与西方，且其“求同存异”的多元一体世界大同观，正恰巧体现了中国与西方融合之真谛。
在晚清思想史上，文化保守思潮相当强劲。在强调传统文化延续方面，文化保守派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受到学界普遍关注，出现了不加分析的肯定。鉴于既往学术界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弱点和负面影响揭示不足，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认为，晚清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方向上分别走入歧路：一是逐渐疏离社会，走入哲学的象牙塔;二是知识结构日益西方化;三是成为历史发展的惰性力量。理性地分析晚清学术主流，客观地评价其功过是非，一直是学术界的优秀传统。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积多年研究理学之功力，认为在晚清的理学“复兴”过程中，部分理学家出于“卫道”的需要，重提程朱陆王之辨的话题，向陆王心学发难，一度造成较大的舆论声势，然而在士林中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这种论辩只是在理学回潮中激起几朵浪花，很快就平息下来。与论辩呼声并存的是主张程朱陆王调和的论调。采取这种观点的理学学者人数较多，到同光以后成为理学营垒中的主流，完全压倒了主张论辩的一派。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性别制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决定两性关系的传统准则——男尊女卑受到了质疑与抨击，男女平等作为文明时代两性关系的新准则引入中国，并被部分先行者所认可。吕美颐(郑州大学)指出，传统女性的角色安排与生存空间因产业女工和知识女性阶层的产生而被突破，社会上流行的妇女观以及对女性角色的期望值，包括人格气质的控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性别相关的传统规范受到不同程度冲击。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后，新旧道德观念的冲撞愈发激烈，而旧有的道德教化制度又无法容纳和承载新观念新因素的滋长。张晓莉(河北师范大学)认为，清廷面对道德危机，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对传统的道德教化制度不得不加以变通：一是加强了建祠、旌表的力度;二是强化了宣讲制度。世风日下，往往是人们对于道德危机的一种现实感想。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感想随时流露，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道德下滑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武吉庆(河北师范大学)认为，辛亥革命后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与价值标准的失衡有关。价值标准失衡表现为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越轨行为的普遍性。
四、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清末预备立宪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关晓红(中山大学)深入考察直省会议厅运行情况后指出，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其性质是行省政务决策模式由督抚独断和幕友私人参谋，向近代行政合议制的转换。光宣之际各省会议厅的建制及其运作，起初不仅在官僚体系内部即官的层面开放决策权，有限度地公开决策过程，而且将决策权部分地向士绅开放，成为上下内外合议。但在集思广益与权力掌控之间，当局前后反复，试图通过制度调整重建符合自己利益的秩序，且取其形而异其质。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会议厅合议的功能逐渐被独断内容削弱。徐建平(河北师范大学)具体考察了直隶省士绅的参政议政活动，认为直隶士绅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是中坚力量，尤其在设立议院问题上，还领衔上书要求开办民选议院。
清末预备立宪是开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契机，其成败得失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密切相关。李细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过考察预备立宪初期官制改革过程中，清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围绕责任内阁制问题的明争暗斗，力图揭示预备立宪时期西方宪政制度移植到近代中国之所以举步维艰，其深受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制约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考察清末新政时，有的学者侧重于宏观的思考，有的着眼于事件的深入剖析。程全生(台湾东吴大学)认为，早期的自强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清末的立宪运动都偏重于体制内的改革，虽其结果皆未能振兴大清的气势及挽回改朝换代的命运，但每项运动，仍有其深远的影响及历史性的价值。在评论清末法制改革时，“中外通行”这一指导思想，历来被批评为“迎合列强需要”。康大寿(西华师范大学)与康黎(西南政法大学)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在他们看来，“中外通行”是当时收回治外法权的现实需要。这种做法不仅可以达到收回治外法权的目的，又可以消除西人所谓“中西律法迥殊”口实，还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移植，快速修订一整套的近代法典。
官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事项，其目的在于通过创建新的机构，以适应国家机器近代化的需要。裁改旧的官僚衙门，势必出现冗官冗员问题，如何安置这些人员，关乎改革的成败。潘鸣和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对于清末官制改革“下岗”官员的安置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以及改革和安置过程中引发的矛盾，同时也指出了安置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
清季财政机构的变动，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相对统一的转变。刘增合(暨南大学)认为，行省财政机构变动的推动力量首先是中央财政部门，外省督抚因本地财政纷乱影响新政筹款，又不得不遵照清廷的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隐性抵制，难以达到目的。改革后的行省财政机构，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仍保持了一些旧的传统。改制过程遇到了各种阻力，引发的书吏风潮此起彼伏。
五、关于中外关系问题
条约关系是国家之间以条约为依据形成的具有法律性质的一种关系。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列强强加的条约关系，但清政府对这一新的关系缺乏清楚的认识。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考察了清廷逐渐放弃宗藩观念，适应条约关系的历程。认为清末国家机关在形式上接受了近代性质的条约关系，但要改变其不平等的内容，还需做出努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耆英作为中方谈判的主要代表，先后同英、法、美等国家签订了一批条约。如何评价耆英的外交行为，在史学界始终存在分歧。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耆英是中国外交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其夷务思想，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其办理夷务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耆英虽算不上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虽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决非是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
一提起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大家立即想到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俄罗斯割占，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创痛。过去，中国学者研究这段痛史，多局限于从中俄双边关系的视角观察问题，侧重于揭露沙皇俄国侵略成性。徐万民(北京大学)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追究作为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保卫者的清朝政府的责任。在他看来，中国领土之所以被大量割占，主要因为清朝的边防体系出现了重大疏漏，封禁虚边政策出现了严重失误，兵力部署出现了严重失衡，以及当事官员的昏庸无能。
1910年冬季，在中国东北发生的大鼠疫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瘟疫灾害，死亡人数近6万，对当时的人民生命财产及晚清政局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满洲里第一例疫症被发现之后，在中国东北有各种利害关系的国家借机打起各自算盘。焦润明和张冬梅(辽宁大学)考察了防疫过程中的各种交涉情况，揭露了西方列强趁机攫夺中国权益的各种活动。
六、关于政治人物的研究
既往关于政治人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重要的正面人物身上，对于所谓的反面人物关注不够。在提交本届会议的论文中，人物研究成为新的亮点。吴义雄(中山大学)利用中英文档案资料，着重探讨了邓廷桢的禁烟活动。他认为，当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时，邓廷桢站在了弛禁的立场，因为鸦片进口的合法化可以一举将广东地方官员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但在许乃济的建议被否决，严禁政策成为清廷解决鸦片问题的基本方略后，邓廷桢迅速改变了态度，展开了打击鸦片走私的行动。然而，邓廷桢采取的种种措施并未完全奏效。
胡林翼是湘系集团的早期领袖人物之一，在湘系势力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通过详细考察聚集在胡林翼周围的人物，认为胡氏对于湘系内部关系的积极主动处理，富有成效地促进了湘系要员之间关系的协调，从而增强了湘系的内聚力。不仅如此，对于湘系集团“外层”人物，胡氏也充当着与内层结合的主要中介作用。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深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而关于他的深入研究却不多。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认为，奕诉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过去对于冯桂芬的维新思想已有较多论述，本次会议又有所突破。王卫平(苏州大学)等人论述了冯氏的社会救济思想和实践，认为冯桂芬是晚清江南地区著名的慈善家，他不仅积极参与慈善活动、亲自创办或主持慈善组织，还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慈善救助事业提出系统的改革方案。李国成(香港珠海学院)着重研究了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学时期所受的各种影响。在他看来，何启、胡礼垣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新政变通》等文章对于孙先生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奕譞是光绪帝的生父，地位特殊。此人尽管一生谨慎，而在宫廷中仍然不失政治神秘色彩。王明灿(台湾大同技术学院)重点考察了奕譞营建自家陵墓以及安葬的过程，解读了民间关于银杏树的传说，披露了宫廷关键人物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关系和心态。
在晚清历史中，徐桐是一位众说纷纭的人物。有人誉之为“雅负时望”的“端人”，“宋学宗师”，有人斥之为极端守旧派首领。那么，徐桐究竟是何许人物?苑书义(河北师范大学)认为，汉军出身的徐桐以翰林起家，在同光两朝，深受慈禧倚重，“邀不次迁擢，直跻崇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徐氏“主攘夷”，即主张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清朝统治。正因为思想上“主攘夷”，而促使徐氏萌发了自强观念。
张之洞和袁世凯是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二人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清末新政的走向，更直接关系到清末政局的演变。谢放(华南师范大学)认为，张之洞属于“清流”，袁世凯属于“浊流”，两人矛盾自有其渊源。而围绕着预备立宪及官制改革，“清流”和“浊流”明争暗斗，结果是“清流”败北，“浊流”当道。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看，袁世凯倾向于中央，张之洞倾向于地方。地方官制改革旨在削夺督抚权力，遭到张之洞的坚决反对。
除了上述人物研究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黄贤强(新加坡国立大学)提供的伍连德的个人回忆录，展示了晚清人物的生活侧面。伍连德生长于南洋，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清末民初在中国服务期间，接触过不少政界要人。在自传中他如实地记录了许多人物(如铁良、锡良和袁世凯等)和事件，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本次会议的成果是丰硕的，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盛会。其成功举办受到与会代表的普遍好评，这不仅促进了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的深入研究，也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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