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风俗的文化意蕴。
徽文化与—定的地域和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地域的特征(包括自然地貌特征、历史行政区划等)蕴含着生产的条件与生活的方式，生产条件与生活方式孕育着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它构成民俗文化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前提。徽州，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境内山多岭密，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自唐代大历四年(769)形成一州辖六县的行政格局，有至清代基本未变。这种政制的稳定性正是占徽州社会这一文化地理单元具有相对稳定性、完整性和相对封闭性的历史印证。
徽州风俗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许多现当代学者从现代学、文化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过深入独到的研究。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徽州风俗的文化意蕴。
(一)经商成风不仅反映了徽州自然地理的客观要求，更是古徽州人不泥于传统，敢于创新的思想意识的结晶。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于中国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尊儒崇儒的社会，传统的儒家思想将经商秆看作是“四民之末”，士农工商凹民之中“惟士为尊”。因此，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就遵奉“士不向商”、“文以载道”的信条，宁为寒士，不慕富商，闻铜臭避之惟恐不及。《沦语》这部儒家经典就说：“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可是，有着“东南邹鲁”、“文公故里”美誉的古徽州却出现了蔚为壮观的经商队伍，不能不佩服这些前辈强烈的生命意识和非凡的胆识。休宁的一名叫查杰的弃儒从商者颇为豪迈地宣称：“诚观贫富之原，宁有予夺我哉。要在变化有术耳。吾诚不忍吾母失供养，故弃本(儒)而水末(商)，倘不唾手而倾郡县，非丈夫也。”表达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敢做敢为的气魄。徽州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到清代干脆将“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作为信条镌刻在家族正堂的厅柱上。联想到后来的徽商修建女祠和女子学堂等义举，无不为我们的祖先敢于创新，大胆务实的精神所感动。当然，徽商之能雄居商界数百年，有多方面的原因，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徽州商人“贾而好儒”的儒商精神是其冲破“藩篱”大胆创新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
(二)尚气好义是山越人古风的合理沿袭，而山高岭密又铸造了古徽州人的铮铮铁骨和特别能艰苦奋斗的“徽骆驼”精神古山越一带，人们“断发文身”、“嫁娶仪陋”、“鲜知礼节”，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要面对自然的种种威胁和域外兵戈的侵袭，为了保护共同利益，古徽州一带的山民自然地形成了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甚至相互包涵的“乡党”氛围。在这一氛围的形成过程中。语言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徽州方言极具特别性，一府六县语言各异。即使是同一县的语言往往有东乡西乡之分，岭南岭北之别。有专家分析过，方言在徽州地域上的区别往往能反映不同地方民俗文化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说，操同一种方言的人，他们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都有较大的相互认同性和心理归属性。这种文化属性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社会名流概莫能外。从百姓而言，徽商成功的“秘诀”有三条：1．勤俭甲天下；2，桑梓情谊重；3．朝中有依傍。其中“桑梓情谊重”就是这一文化特征的表现，商帮中“徽州帮”的“一人得业，干家得食”的典型故事很多：程沂带动众乡亲在河北稳稳立足，汪玄仪、潘汀洲带动家族在杭州占据最好的市口都是同乡义气作用的结果。从社会名流来看，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适之先生。他一生自称徽州人，爱吃徽州锞，喜欢攀徽州老乡关系。其为《詹天佑先生年潜》作序以“徽州同乡后辈”自居，为“戴震袭赵《水经注》学术公案”鸣不平，直到1953年1月为绩溪旅台同乡会题词还是“努力做徽骆驼”，其徽州情结可谓深矣。
徽州人在情谊方面是如此的粘粘糊糊，牵牵扯扯。可能是山越人的尚气奸义品性与儒家思想孝悌人伦要求契合的产物。到徽商鼎盛时期，会馆、义所就把情谊与法则较好地统—起来了。然而，徽州人的坚韧不拔和艰苦奋斗‘的品质却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很早就懂得了“吃饭吃碗里，走路走当中”(歙县民谚)的道理，也较早地惜山了。“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黟县“承志堂”正厅对联)的规律。因而，从徽州各地的民瑶、民谚、传说、半故中极容易看出，民间流行做事要务实、勤劳、出得力；过日子要俭朴、有远见、吃得苦；做人要友爱、坦减、行得正。“六月偷咸鱼”就是—则徽州地区家喻户晓的劝善民谚。另外，像“三日早起当一工”、“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等俗语则告诉人门过日子要勤俭持家。在这方面，徽州妇女尤其突出。《歙县志·舆地志．风土》云：“邑俗四乡不同，东接绩溪，习尚俭朴，类能力田服贾以裕其生。南分水陆二路，陆南即古邑东民质重厚、耐劳片、善积聚。妇女尤勤勉节吝啬不事修饰，往往夫商于外，所入甚微。数口之家，端资内助无冻馁之虞；水南村落棋布，新安江上游左右地少人多。山农辄梯山筑舍，号曰山棚，远望之如燕巢然，贾善奇赢，农工织俭习事，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刻苦过于陆南，重厚亦稍逊之，惟以多山之故，均矜持任气……北有黄山之富，浙岭之险，安居乐业，平实绝似东乡，……西接休宁占全徽大平原之—部分，土壤腴沃，山水幽秀，多明敏倜傥之士，习俗功；视诸乡为较侈，而尚气节，羞不义．则四境维均也。”可以说，尚气节，习俭朴，耐劳苦，善积聚，便是“徽骆驼”精神之精华。
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民俗特性深深地烙在了这块土地上成长或与这块土地有血缘关系的人们身上。历史上文人雅士、高官厚爵，或者明敏倜傥，或者秉直敢谏，均有铮铮铁骨，敢于傲视群雄，为人正直，气节不凡。
(三)“聚族而居”的文化背景是徽州人共同征服自然到共同征服社会的一个完整发展过程
聚族而居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山越部落。当时生产力水千低下，人们要与自然界的，山火、山洪、猛兽及其他部落进行斗争，必须结成群体共同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与生命安全。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频仍，入徽避乱以至于定居者不断增加。土著居民先是排挤、拒绝，相持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有所往来，但山民与中原土族毕竟有着不同的修养和追求，终究有些一时难以逾越的思想和行为规范上的障碍。所以，各自结群，相安无碍。对此，壬磊先生这样比喻说：“徽州的世家大族在结构的稳定、秩序的井然上很像一种叫做晶体的物质。晶体的特殊之处是它内部的每—粒原子都有着一个固定的位置— 结点，有规律地在三维空间成周期性重复排列。如果有适宜的条件，这个晶体是可以慢慢长大的。但不论这个晶体有多么巨大，它的内部结构永远被牢不可破地遵循着。”对于徽州人来说，这种内部结构就是他身边无时无刻不在的宗族意识、乡土意识。促成这类意识的突破性进展发生在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家们力倡品德修养，用儒家思想和封建意识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奉行朱子家礼甚严，聚族而居的主要功能转向共同征服社会。一个徽州人自他诞生之日起便在宗法制度下接受教育和熏陶，惟家长之命是从，一举一动必向家长请示。家长之上有房长，房长之上有族长，族长代祖宗立言行事，具有绝对权威。作为族长的助手，族中有司礼、典事、医生、塾师，均各司其职，井井有条。族中一切事情诸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产劳动无不有家族的管理和照料。可见，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到了南宋以后基本分担厂国家社区管理与道德教化这双重职能。将政治统治和道德评判民俗化了。
(四)徽州民俗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活化石中的极其珍贵的部分，不仅浓缩了几千年社会发展演变的历程，表现了徽州人民的勤劳勇敢与聪明才智，而且对于现代旅；跨经济也有极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徽州文化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堪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博物馆、活化石。而徽州民俗则是这块活化石上历史含量最纯、积淀最多的部分。由于它内容的通俗性、社会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性和历史沿革的承续性等特点，我们只要稍加整理，便能给游人展示一幅幅活动着的《清明上河图》。
从本质而言，旅游是种高级审美活动，它要求审美对象的形式令人赏心悦目，内容极富生活情趣。这种高级美感享受也只有在将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起来的时候才得以产生。徽州素有“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之誉，山水的秀丽主要足以清新的形式表现山末的，它直接作用于游人的感观，而人格的突出和土地的灵气则是蕴藏在这秀丽形式里边的徽州文化，它震撼游人的整个心灵。黄山世无伦比的秀丽景色及其周围珍珠般的景点无不蕴含着徽州民俗的深厚积淀与文化氛围，可以说，到徽州旅游就是在读一本厚实的中国利会民情发展史。虽然，今天我们在民俗风情的研究与开发上还难以将当年那样娱神、娱人的热烈场面栩栩如生地再现，还难以广泛开展古风犹存的各类民俗旅游活动，还难以营造民俗艺术和方言民间文学的氛围，还难以将尚存的各种民俗书象与游人的情境参与和谐地融合起来……但徽州民俗风情游的初步尝试，是如此的令游人陶醉与痴迷，真让人始料不及，它极大地唤起我们探索民俗风情、人文景观、旅游经济管理等不同因素的合理契合的热情。
毫无疑问，历史上的徽州民俗良莠不齐，我们的前辈也总是在闭锁与开放、迷信与理性、实在与体面等种种矛盾困惑中挣扎着艰苦地走来。我们今天也就是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对现行民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人们最常触及、最敏感、最亲切的民俗引上发展的快车道，“采风俗，定制作”，“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更自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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