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明代临海王氏家族。
“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这是对明代临海王氏鼎盛时期的写照。“父子四进士”指王宗沐和他的三个儿子。王宗沐一共有四个儿子，他们分别为士崧、士琦、士昌、士业。除士业贡生出身外，士崧、士琦、士昌都荣登进士。又因宗沐和他的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抚，所以才又有了“一门三巡抚”的说法。当然，上面这两句话并非王氏家族荣耀乡里的全部，而只是对这个官宦门第盛况的象征性概括。明代临海多望族，在这些望族中，人物之盛以秦姓与王姓为最。秦氏一族身致显宦的如秦文官至河南左参政；秦礼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号称“秦龙图”；秦武由行人至御史；秦礼的长子鸣春位至工部员外郎；次子鸣夏官至翰林经筵、兵部主事；季子鸣雷高中状元，历官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南礼部尚书等。秦氏人物虽众，但较之王氏，仕宦在伯仲之间，而建树则不及王氏。
王氏的台州始祖为王燠，绍兴人，宋理宗时任台州仙居县尉，死于任上。王燠之子王贵在宋末元初由仙居迁至临海，开始了临海王氏的发族之始。王氏在明代的兴起，始于王稳。稳字邦宁，号慎庵，诗文从学于乡先辈陈员韬，二十二岁中举，历官涿州学正、唐王府长史、广平府同知、南康知府、汀州知府等职。稳善吏治，有政声。在任广平同知时，知府因故缺任，当地百姓数千人至都城伏阙请以稳代任。在汀州知府任上，适逢邻郡大旱，民多饥馑，稳即开本府仓储援助赈济，但同知陈熙表示反对，王稳正色坦言：“《春秋》之义，救灾恤邻，彼民犹吾民也。”使这些饥饿的百姓不致葬身丘壑，渡过了难关。
不过，在王稳之后，王家数代不涉仕宦，直至王宗沐，才再显家风，光大其族。
王宗沐(1524～1592)是王稳的玄孙辈，字新甫，号敬所。他幼时即颖异好学，特受时任右中允兼翰林修撰的秦鸣夏的赏识，并招为快婿。嘉靖二十二年(1543)，宗沐考中了举人。第二年会考、殿试，宗沐岳父之弟秦鸣雷高中状元，宗沐也得中进士，虚龄才二十一岁，乡里引以为荣。初授刑部主事，历任广西按察司佥事兼督学政、江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江西按察使、江西右布政、广西右布政、山西左布政、山东左布政、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职，晚年迁南刑部右侍郎，改南工部右侍郎，又进为南刑部左侍郎，并奉敕巡视山西、宣府、大同诸边军务，因得罪宰辅张居正辞归乡里，卒赠刑部尚书，谥襄裕。宗沐年青时颇好诗文，任刑部主事时，日与同官李攀龙、王世贞以诗文相往来。尤好史学，学问宗欧阳德。王宗沐是一个好学有为的人，历任各职都十分重视吏治，尤勤于笔耕。在广西日，修宣成书院，建崇迪堂，为州学购置田产，延聘经师以育多士。在江西时建正学、怀玉书院，修白鹿书院，亲自督课。宗沐在江西任职最久，吏治之暇，因著《江西大志》一书，内分赋书、均书、藩书、溉书、实书、险书、陶书七目、内容多关及民生大计，后世编志莫不“奉以为准”。在山东时，又编《东省经济全书》。总督漕运期间，则著《海运志》与《海运详考》二书，其中《海运详考》在当时评价颇高，称其“详考海运，自前代迄国初，始之所以行，终之所以罢，如何而为利，如何而为弊，与夫法久变通之宜，造舟通运之制，考核区画，纤悉详明，览者不待其竟而知其必行。”巡视山西及宣、大时，作有《三镇图说》与《巡视三边纪略》。此外，宗沐还著有《十八史略》和《宋元资治通鉴》等书，后者计六十四卷，是他化了十年时间著成，人称“其事赅，其旨该质”。
宗沐长子士崧(1549～1598)字中叔，号禺阳。中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光州知州，在任上大兴文教，勤于吏政，“断狱察奸，一时称神君”，升工部员外郎，又历任镇江通判，署丹阳、江阴知县、刑部主事等。著有《浮弋草》、《支离集》。
次子士琦(1551～1618)字圭叔，号丰舆，与兄士崧中同科进士。兄弟联袂，斫桂蟾宫，乡里称羡。初授南工部主事，后调兵部郎中，万历十八年(1590)任福州知府，二年后因父丧归里，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服满任重庆知府。时播州宣尉使杨应龙谋叛，士琦单骑前往，事平，升四川按察副使。二十六年(1598)任山东参政，继升山西右布政、左布政，四十四年(1616)授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卒于任。讣闻，赐祭葬。士琦历官二十五载，谙熟军务，时誉说他“按治骄兵，不畏强御，人以边才许之。”士琦在云中久，威信特著，边酋感服。在士琦一生中最可称道的是援朝抗倭一节。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倭寇在巨帅行长、清正等率领下，大举入侵朝鲜。当时朝鲜承平日久，兵不习战，猝闻倭至，望风奔溃，倭寇毁坟墓，劫王子，掳陪臣，剽府库，一年半时间内，“朝鲜束手受刃者六万余人”。二十五年(1597)，明廷见形势危急，于是命兵部尚书邢阶总督蓟、辽，以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统制杨元为前锋，出兵朝鲜抗倭。这一年七月，倭夺梁山、三浪，入庆州，攻闲山，杨元首战告败，闲山失守。倭又攻南原，杨元闻风逃遁，一时军心摇动，人情震恐，人生退意。次年二月，朝廷又以陈璘将水军，刘将陆军, 晋士琦为监军，增兵朝鲜。不料刘首战不力，又战而失利，形势益危。不得已，士琦面缚刘之中军，强行督战，令曰：“强敌当前，有进死，无退生。”终于“力战破之”。
随后刘、陈两军协同作战，刘攻克栗林、曳桥；陈毁倭水军，击毙倭酋石曼子，大获全胜。七月九日，倭寇总头目平秀吉病死，倭亦因而全线溃败。《明史·外国传》称：“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平秀吉)死而祸始息。”明军作战能力之低下，可以想见。班师后，朝廷叙功，陈璘、刘称战功卓著，均受重赏，而士琦却无所及。不过，朝鲜举国上下，都以为士琦的功勋最著，无不感戴。他们要为士琦“勒金石而垂丹青”，在全州为立《去思碑》以纪功，朝鲜国王李昖在写给士琦的信中称：“大人督楼船之师，扼贼露梁，碎其船舶，俘斩无算，妖氛廓清，威灵远扬，盖小邦被兵七载，始见斯捷，沦亡之忧，变为愉快，啣皇上之湛恩，佩大人之功德，宁有穷哉！”又说：“此虽帝谟煊赫之所致，而实大人宣力之效也。”
三子士昌(1561～1624)字永叔，号斗溟，万历十四年 (1586)进士，历官潜山、龙溪知县，兵、礼科给事中，因册立东宫缓期事与同官杨天民极谏，贬为贵州镇远典史，后至大理右丞、大理少卿、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士昌政事敏练，尽心直谏，又善丹青，所著有《三垣摘疏》、《镜园草》、《斗溟集》等。
宗沐父子之外，族中文章德业首推王士性。王士性(1547～1598)是宗沐的族侄，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确山知县、礼科给事中、广西参议、澜沧兵备副使、河南提学、山东参政、太仆少卿、南鸿胪寺卿等职。士性性好游，足迹遍名山大川，当时之全国十五省除福建外，无不涉足以游。所著有《吏隐堂集》、《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等。士性高才旷致，“以诗文名天下”，人誉“盖天下之宦而能游，游而能载之文笔如先生者，古今亦无几人。”特别是他在人文地理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数百年内无人能及，成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
宗沐与其子士崧、士琦、士昌及族侄士性都入祀乡贤。在宗沐父子五人中，除士业外，四人入祀于乡贤，这在台临诸族中可谓独一无二。在宗沐的孙辈中，士琦长子立程，字伯度，少有文名，中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仕为钜鹿教谕。次子立准，字伯绳，号应寰，入仕为平和知县，连州知州，在任有政声。士性子立毂，字伯元，号紫芝，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任乐清教谕，“推一时师表”，升新淦知县，归官后隐居西湖禅林。
宗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不过，任何族姓都有它的盛和它的衰。王氏之盛，大体在明嘉靖、万历间，后无显者。在临海城内，南门一带称三抚基，即因王氏父子三人皆官至巡抚而名。又旧时临海城内有“文章经国坊”，为王士性立；“安攘茂烈坊”，为王士琦立；“大中丞坊”，为王士昌立，可惜已一无所存了。至今仍得以保留的，唯临海城西张家渡王士琦墓前还屹立着两支石华表、一对石翁仲和两只石虎、一对石羊，雕刻得都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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