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苏曼殊：道不同亦相为谋。
1902年，陈独秀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在日本成立青年会，以推翻满清封建统治为革命宗旨。这年，陈独秀24岁，苏曼殊仅19岁，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他们由此相识并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第二年，两人回国后均就职于上海的《国民日日报》社。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苏曼殊心血来潮，忽发奇想，执意请陈独秀教他学习写作古诗。关于这点，陈独秀自己也说起过:“他(苏曼殊)从小没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时候，汉文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能做了。”苏曼殊天资聪慧，又能刻苦勤奋，加上得到了陈独秀以及章太炎的悉心指导，他既读又写，诗句、诗意渐至佳境，不久，他的《呜呼广东人》和《女杰郭耳缦》等诗文，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好评，这也更加坚定了他用汉语写作的信心。在习写古诗之余，苏曼殊还酷爱法国文学，尤其对小仲马的《茶花女》更是情有独钟，百读不厌。虽然当时国内已有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且影响较广，但苏曼殊读后觉得不满意，所以计划重新翻译《茶花女》，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却认为，与其译介《茶花女》，还不如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因为《悲惨世界》是法国文学中最具时代特征和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所揭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他们这批站在时代前沿的中国知识界精英所要探索的思想武器。苏曼殊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还恳请陈独秀参与这项翻译工作。
苏曼殊和陈独秀合译的《悲惨世界》，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去严格分析的话，显然，它对原著是很不忠实的，谈不上“信”。例如，他们将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取名为“明白”，字“男德”，谐音“难得明白”，其他一些人物如范桶谐音“饭桶”，吴齿(字小人)谐音“无耻小人”等，无不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强烈的爱憎之情。
当译著《悲惨世界》以《惨社会》为题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了11回之后，报社被封而停刊。苏曼殊因不屑于争名夺利，更不愿受人管束和制约，便愤然离去，《悲惨世界》因此没有译完。尽管陈独秀一再挽留，但他执意要天马行空，周历四方。临行前，苏曼殊给陈独秀留了二首诗，其中一首写道:“契闷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畅已似冰。”流露出对别离的极度伤感。
后来，上海镜今书局的老板陈兢全对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于是，陈独秀担任起译著的整理和润色工作，并从第12回译至14回，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苏子谷(苏曼殊)、陈由己(陈独秀)合译。1918年苏曼殊去世后，上海泰东图书局在翻印此书时，为突出纪念苏曼殊，又将书名改为《悲惨世界》，并删去了陈由己的名字，使该译稿变为苏曼殊的遗著，以致后来不少人都一直以为《悲惨世界》的译者仅为苏曼殊一人。
在1906年到1911年9月的五年间，陈独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上，写了许多令人不胜回味的古体诗，他在《与苏曼殊书》中说:“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在这些诗作中，他或以“香草美人”自况，或以屈子自喻，如“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等，一方面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忧伤郁闷的孤独情绪，另一方面也抒发了自己献身革命、壮志未酬的赤子胸怀。这一时期，最能反映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事例是，1909年上半年，他们同住东京清寿馆。苏曼殊其时正陷于情网，与乐伎百助眉史相爱日深，由于他皈依佛门之心未泯，入世之情又烈，因而在佛与情、灵与肉的斗争中苦苦挣扎，难以自拔。于是他写下《本事诗》十首，向陈独秀倾诉内心的巨大痛苦:“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八云筝”；“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陈独秀和诗十首，劝慰苏曼殊何妨勇于面对爱情:“一柱一弦亲手托，化身愿作乐中筝”；“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他们各抒胸臆，相互砥砺，特别引人注目。其中，陈独秀的“少人行处独吹笙，报答娲皇炼石情。缺憾若非容易补，思量往事泪盈盈”；苏曼殊的“春水难量旧恨盈，桃腮檀口坐吹笙。华严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爱我情”这两首诗，慷慨激昂中不失缠绵悱恻，既表达了他们作为诗人铮铮铁骨的气节与愤慨不平的情绪，同时又揭示了他们为改良社会、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满腔热忱。十首《本事诗》唱和之作，最能生动地再现陈独秀与苏曼殊在风雨如磐的历史岁月中的深厚友情。
1913年，苏曼殊东渡日本省亲，去国前他在赠给陈独秀的《东行别仲兄》诗中写道:“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字里行间真切地流露出诗人对祖国的深沉爱恋和炽热感情，而且表达出了自己对陈独秀的真挚、热烈的思念之情。陈独秀也作诗《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相赠:“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抒写出与挚友的依依惜别之情，并谆谆告劝苏曼殊应多观世事，一路珍重。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为什么苏曼殊长期以来非常敬重陈独秀，并时常称他为“畏友仲子”的原因了。
关于苏曼殊其人，目前国内的文史学家普遍认为他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相当复杂而又颇受争议的人物。确实，在俗与僧之间，他几度往返，率性乖僻，言行不一，令人难以捉摸。但是，陈独秀对其荒诞怪异的行径并无多大的质疑和稍许的冷落。陈独秀对佛法怀有尊重之意，可他本人很少涉猎佛学，他曾在《答李大槐》的信中坦言:“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而且“于世界一切宗教，悉怀尊敬之心。”不过，当他知道苏曼殊有意著译佛学之作，正埋头写作《梵文典》而又苦于缺乏资料、进退维谷时，陈独秀雪中送炭，立即给予大力支持，为苏曼殊提供了不少英文书籍，其中包括《梵文语法入门》等三种参考文献，帮助苏曼殊顺利地完成了《梵文典》八卷的写作。《梵文典》出版问世后，陈独秀又不失时机地以“熙州仲子”的名字在《天义报》上题诗祝贺:“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众生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对苏曼殊矢志研究与弘扬佛学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总之，陈独秀与苏曼殊在相互交往的十多年中，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上海、芜湖等地，不管是相聚，还是分离，他们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苏曼殊在晚年一度热衷于创作文言自传小说，陈独秀仍一如既往地予以支持，还充满热情地为曼殊的《绛纱记》、《碎簪记》等写了序言，敏锐、深邃地指出:苏曼殊所叙述的爱情悲剧，是“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社会恶习”对于“个人意志之自由”沉重压迫的必然结果；并帮助他将小说发表在《甲寅》和《新青年》杂志上。尽管由于世界观的不同，他们最后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然而这并不影响彼此友情的发展。1918年春，苏曼殊病魔缠身，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将衣物等典质一空，经济非常拮据，陷入极度尴尬的窘境。可病逝前，他还托人带信给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希望病愈后能得到资助，送他到意大利学画，由此反映出苏曼殊一生对陈独秀的敬仰与信任。
而正是十多年来在风风雨雨中结下的深厚情谊，使得陈独秀对苏曼殊有着相当正确、深刻的认识。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认为苏曼殊是个疯疯癫癫的“情僧”，可是陈独秀却认为他是“佯狂避祸”，表面上疯癫憨傻，实际上是对人情世故看得过于透彻而不肯俯仰罢了；许多人认为他是傻子，实在是上了苏曼殊的当。苏曼殊病故后，陈独秀感慨地说道:“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这番话足以说明陈独秀对苏曼殊的相知之深。
（来源：周惠斌《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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