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宿《王氏宗谱序》说到鹤岩谱。（南京 王中）
（一）2001年，应故乡浙江东阳六石镇王村村长邀请，参与续谱。我利用业余时间为旧谱加标点、分段落，为新谱改横排本创造条件，亦为读者提供方便。其间通读了一、二百万字的民国丁亥（1947）版《鹤岩王氏家乘》。
旧谱详细记载了浙江东阳鹤岩王氏自唐宋以来的历史轨迹，先人业绩，家族繁衍，历历在目。其中很引人注目的是冯宿撰写的《王氏宗谱序》。
冯宿（767-837），东阳冯家楼人。792年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太和九年（835）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年七十卒，以生平书陪葬。旨增吏部尚书。柳公权书冯宿碑存西安碑林。
以上是《东阳市志》对冯宿的介绍。民国壬戌（1922）重修的东阳西厚里《太原王氏宗谱》亦收录了冯宿的这篇《王氏宗谱序》，只是个别文字因多次翻刻引起舛误。从西厚里壬戌谱其他序言可以知道，西厚里王氏是玉山南里王氏的第八世王亮、第九世王迎迁居石塘，其后裔王祈、王思诚再从石塘迁居于此而发家成族的。这一点可以从鹤岩谱得到印证。鹤岩王氏是南里王氏的第十四世王垍、王墀兄弟开创的，主要聚居地在今六石镇石马、王村。
冯宿序说：根据王氏家乘记载，东阳（县）王氏是世居琅琊临沂的祥、览之后。王祥（184-268）是古代二十四孝子之一，最著名的事迹是为治母病，卧冰求鱼。王览是王祥的同父异母弟，王览的孙子王旷最先建议晋元帝迁都江南，与堂兄王导（276-339）随驾南下，定居金陵。王旷之子羲之（303-361）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南朝齐（479-502），王羲之的裔孙（好几篇谱序有“羲之亲孙也”之句，不确切！）熊之为东阳刺史，居东阳南街。由于县不设刺史，可以判定此东阳为东阳郡（今金华市），非东阳县。查《东阳市志》知，东阳县置于唐垂拱二年（686），齐朝尚无东阳县建制，因此，齐朝的东阳南街只能是郡城南街，而不是东阳县城南街。
熊之的三世孙王诚居玉峰南里，即今盘安县尚湖镇王村，历史上属东阳县版图，民国时期析东阳置盘安，解放后又经合乡，现属金华市盘安县。
王诚居南里后，“邑令恭家回禄，归老于任处之青也。”这十四个字颇费猜疑。鹤岩丁亥谱（也许是更早的版本就有）在此注了几个小字：“以上十四字有讹。”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旧谱经多次续修翻刻，在某次翻刻时漏了一行字。是否可以这样猜测：王诚在青田县（711年建县）为官，与邑令恭为莫逆，恭家不幸失火，王诚为了与之共度难关，祸福相依，毅然决定“归老于任处之青也”从此在青田颐养天年，繁衍子孙。
有一点可以肯定，恭不是东阳邑令，从熊之的活动时间推测，王诚在青任职期间，东阳尚未置邑（县）。
王熊之的第七世孙王明，再次定居玉山南里，被尊为东阳王氏始祖。南里谱、鹤岩谱均以王明为内纪始祖。
查鹤岩谱知，唐元和六年（811），王明46岁，两个儿子均未成年，能载入家谱的不过聊聊数人而已。为什么王明要修《王氏宗谱》？宗谱涵盖多少人口？为了解开这个谜，不得不详细介绍以下鹤岩谱。
（二）
鹤岩谱至今已经过22次编修，不知从第几版起制定了排行字目，按辈分顺序使用，在同一辈中按出生年月日时先后编号。从明代第22世开始，又制定了名讳字目，按辈分顺序使用，同辈人的名字含有同一个字，家谱学上称作范字，范字以用于人名的前一个字居多，俗称某字辈。
鹤岩谱的排行字目如下：
乾坤开泰运，任达广慈彰；仍增百千万，信义衍纲常；庆贵明贤俊，荣华福寿昌；恭忠仁德智，恺悌胜安详；功烈铭彝鼎，洪谟沛远方；贞肇辉崇景，繁禧萃茂良；春秋隆禋祀，肃穆跻冠裳；支派初从紫，渊源起自唐。
鹤岩谱以王明为东阳始迁祖，本人是王明的第38世孙，排行号彝345。
王熊之的排行号为乾1，王明的排行号是达339，说明冯宿作序的这版《王氏宗谱》并不是以王明为东阳始祖的，否则王明的排行号应是达1。既然第七世达字行有几百号，则当时王氏人丁应以千计。固然这行号是从青田紫坑王氏延续下来的，但不能排除三世王诚并非单枪匹马居南里，王诚“归老于任处之青”后，仍有王熊之的子孙在南里附近生活，要不这达339就无法解释。要是这一版《王氏宗谱》属于青田紫坑谱，则序言不会特地叙说王明迁居南里这件事。对一个大家族来说，子孙外迁并不少见，并不是值得在序言中大书一笔的重要内容。
由此，我认为冯宿作序的这一版《王氏宗谱》是以王熊之为始祖的，是东阳人修撰而不是青田人修撰的。当时王明已成为东阳王氏的领军人物，凭其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完全有条件邀请同邑进士冯宿为其家谱作序。王明比冯宿年长2岁，同为文人，平时应有交往，甚至有可能冯宿是王明父祖的门生，要不落款不应为“眷侍生”。
正是冯宿的这篇序言，为日后王明的东阳王氏始迁祖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大胆地猜测，王明定居南里的年代，东阳县境内（尽管尚未置邑）并非绝对没有王氏子孙，从乾1王熊之到达339王明，中间王氏人丁成百上千，只是理不清头绪罢了，决不会百分之百生活在青田紫坑的。
公元811年的元和谱，对王明一支只能记到第二世广127王安（805-879），其三、四世尚未出生，显然上不了元和谱。而五世仍3王浩初修南里谱时，三世慈103王惠（831-899）、四世彰109王僧（859-921）均已有行号，只是不知自己排行第几，于是兄弟三人自排为仍1、仍2、仍三。从元和谱到王浩编修景淑作序的显德谱，时间跨度150年，期间四世出生后，五世王浩出生前，必然修过以王熊之为始祖的王氏宗谱，否则三世、四世的排行号就无从谈起了，只是尚未查到书面依据罢了。至于此后是否修过以王熊之为始祖的王氏宗谱，有待专家指点。
明代制定的鹤岩谱第26世起所用的名讳字目为：
嘉元为彦士，用显运同扬，祖瑞贻应绍，宗传毓秀芳，正学经邦国，鸿修锡大光，人和思致镁，志道焕文章，燕翼孙谋永，庭槐日月长。
本人谱名贻坪，从南里外迁的各分支排行字目变化不大，名讳字目差异较大。各分支内纪始祖不完全相同，如东阳石门王氏以从南里迁来的第八世思抃为内纪始祖，将王明列为外纪始祖。
鹤岩谱的22次编修，以五世王浩（887-953）为初修，上海图书馆1882年《南里王氏宗谱》载有王齐（924-992）序，疑王齐字景淑（文献残缺，“齐”字尚存），因为鹤岩谱载有周显德六年（959）裔孙景淑序。至于这一版南里谱是以王熊之为始祖，还是以王明为始祖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冯宿作序的这版《王氏宗谱》是以乾1王熊之为始祖的，并不是以王明为始祖的，王浩初修的王氏宗谱有可能将王明尊为东阳王氏始祖。鹤岩谱所存先人坟图上将王明墓标为始祖墓的，墓在南里王村。
此后续修宗谱，每次多转载冯宿的这篇序言，其作用有二：一可标明始祖王明的来历，二借尚书冯宿的名声为家谱增色。应该指出一点，冯宿落款中“资德大夫吏部尚书”的头衔是身后追赠的，写序的时候只有“眷侍生”称谓。之所以罗列追赠的官衔，就是为了抬高作者身价，增加序言的份量。这是后人的炒作。
鹤岩王氏是南里王氏的一个分支，以王氏的十四世孙常1王垍、常2王墟为始祖。可以肯定地说，南里王氏第十四世子孙中，年龄比垍、墟大的何止一、二，但鹤岩谱均不予收录，而将垍、墟排成常字行1号2号。比他们小的略载若干，均为与谱中后人有关系的，因为鹤岩兴旺发达以后，邻村有南里王氏非鹤岩分支的子孙主动要求与鹤岩共谱，他们的先人排行均在常1、常2兄弟之后，如新府东庄派的先人常11王霆，南宋为国戌边于湖北，积劳成疾，献身任所，受封为临沂郡开国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四），是垍、墟的堂兄弟。
从血缘上说，王霆不是鹤岩派直系先祖，但由于他的后裔与鹤岩共谱，就不能不记载他的史迹，否则就有失本源。不过，再往前溯，他们都是正宗的王明后裔。正因为如此，历次鹤岩谱均以达339王明为内纪始祖。非鹤岩子孙之所以与鹤岩共谱，都是居住在鹤岩周边村庄，离南里远，且人丁不旺，受外姓欺侮，与鹤岩共谱，以寻求同宗庇护。
鹤岩谱从五世王浩初修的那一版算起，共作过22次纂修，前几次应称南里谱。试想鹤岩新创，人丁有限，何以修谱？更何况十一世修谱时尚无鹤岩分支。惜无谱序可证。
真正意义上的鹤岩谱，应从第十一次重修算起，第十次由25世成章、廷章、凯章会乾章参修，有章编次，第十一次由26世嘉忠参阅，嘉亮校正。所有参编人员均为鹤岩子孙。客观上，当时随着王乾章（1527-1599）中进士从政，鹤岩走向兴旺，在东阳北乡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有序言可稽的鹤岩谱是第十二次27世元声、元士参阅，麟奇重修的康熙十年（1671）《王氏宗谱》。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因“经兵燹后，旧谱失散无存”，本次修谱“经旁搜博采，参与考订，阙者补之，谬者正之。”纳南里、厚里、东溪、石塘、鹤岩各派于一体。这是鹤岩最后一次与南里、厚里、石塘共谱。此后除鹤岩派的直系先人外，鹤岩谱不再详载南里行踪。并几乎删尽厚里内容。
从第十三次康熙四十二年（1703）重修，到第廿二次2001年重修，均有序言可稽。
综观整部鹤岩谱，明代以后的记载详尽可信，唐宋元三代史迹谬误较多，甚至有父子同年出生的差错，究其原因，古人往往只记干支，不记皇帝年号，有的是刻板时干支文字弄错，其结果，年代久远后就成了这类差错。类似情况在他姓宗谱上屡见不鲜，也不外乎这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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