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在皖、苏、鄂、湘地区的分布详情。
安徽省在长江下游，元属河南和浙江行中书省，明直隶南京。江苏省位于东部临海，长江下游，元属湖南和浙江行中书省，明直隶南京。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元属湖广行中书省，明属湖广布政使司。湖南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元属湖广行中书省，明属湖广布政使司。明时安徽、江苏两省同直隶南京，辖十四府，四直隶州、十七属州，九十七县。(《明史.地理志》)湖南、湖北、同为湖广布政使司，辖十五府，二直隶州，十七属州一百零八县，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七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一，口四百七十万二千六百六十。(《明史.地理志》)元末南方红巾军起义地区主要在江淮一带，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彭莹玉的徒弟邹普胜在蕲山、黄州与徐寿辉起兵反元。公元1356年徐寿辉占领了湖北、湖南、浙江、安徽广大地区。明玉珍湖北随县人，张士诚江苏大丰人，陈友谅湖北沔阳人，安徽是朱元璋的家乡，他们各自起兵于自己的家乡，十几年间这些农民军转战于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区，各农民军之间，农民军与元军之间拉锯作仗，使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土地多荒芜，千里无人烟，明朝政府建立后，首先往以上地区移民，洪武六年，洪武九年十一月，两次从山西移民。在这之前，1367年，迁徙苏州富民到濠州，洪武三年(1370)又迁徙苏、松、嘉、湖等地富民5300户到南京，以后又数次往该地区迁移富民。(《明史.食货志》)在笔者收集的洪洞大槐树移民资料中，有沛县孙家庄《孙氏家谱》、甄家楼《甄氏族谱》，徐州市《徐氏族谱》，锡山县《魏氏族谱》，安徽省凤台《樊氏家谱》，安庆县《阎氏族谱》，毫县《他氏家谱》，萧县《李氏家谱》，宿县《唐氏族谱》，邳州《曹氏族谱》、《孙氏家谱》，丰县欢口镇《刘氏家谱》、娥墓固《王氏族谱》、司马里《梁氏族谱》、沙庄乡《张氏家谱》、蒋河《蒋氏家谱》、黄家店《黄氏家谱》、萧家桥《萧氏家谱》、刘鄂村《金氏族谱》、东华《尹氏家谱》，萧县《孙兴公墓志》，宣城县《周氏祖碑》等都记载着其始祖是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迁移来的。
安徽省确山县李学基来信说：“我家是安徽省萧县黄口区藏阁村，祖辈传说，我们是从山西洪洞老鹳窝迁来的，我是第十八世。”利辛县李洪光信中说：“颖州大部分地区的人是从山西洪洞迁来的，我家也是从洪洞迁来的，为了纪念从大槐树下迁来，始祖在一颗角针树下打了一口井，至今树井犹在。”宿县唐秀成信中道：石易山唐寨一带也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的，唐寨周围十里的村庄大多数姓唐，约有一万余户。北京市怀柔县孙敦秀来函：江苏丰县欢口公社，地处苏鲁皖三省交界处，孙氏始祖是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武昌市赵广宽信中说：我家住湖北枣阳县北一带，听老人讲是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大槐树下迁来的人大多数居住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湖北省随县汪雨根来信：此地邱、沈、汪、张、王姓是自洪洞迁来的。洪武二年，王世华(霖雨)，军职到汪店死后，其子孙在此落户，家庙对联：罗山衍季宗支远，霖雨流芳世泽长。即老家为洪洞大槐树罗山人，霖雨是始祖。宜城县郭海村周家楼，周义庆信中说：“村内有石碑，记载始祖周继全，自洪洞大槐树筷子巷迁到湖北宜城郝集村，后到张家村，改村名为周家楼，老二迁到湖北随县，老三迁到湖北钟祥，丰乐一带。”襄阳县徐堤村徐德道说：“这里以前闹瘟疫，居民都死光了，从洪洞迁来徐姓兄弟二人，老大叫金氐在陨阳落户，老二叫棉氐，在湖北徐堤落户。”保康县陶义功说：“听老人讲祖先是山西洪洞县迁到湖北郧县，最早的祖先是叫陶友闻，现在后裔分布在郧县东乡的三四个乡镇，约有四千户以上的人口。”襄樊市孙有权说：“我是湖北省襄樊地区枣阳县人，祖先是在明代从山西大槐树迁来的。”十堰市王从林也说：“此地居民大多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城都市魏同启来信：“根据我们家史说明，魏氏始祖洪公于明朝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江苏省锡山县东之魏寨，洪公为魏氏一世祖，至今已六百余年，现已传至十八世，有十余支，除分布苏、鲁、豫、皖等省外，现已扩迁至宁夏、新疆、广东、四川等省。”湖北光华县一带传有哄孩子的歌谣：“儿啊、儿啊，莫哭啼，俺的老家是山西，娃呀，娃呀，你莫哭，山西有棵大槐树，吃面面，喝稀稀，吃吃喝喝回山西。”以上谱牒、信函、民谣凿凿有据，相互参证，互相补充，充分肯定了该地区的山西洪洞移民，这首儿歌更说明了移民对家乡的怀念之情。根据笔者收集的家乘碑文、信函资料不完全的统计，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有62个县(市)，其主要分布：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港、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 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 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 顺帝本纪》)， 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 ，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 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 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 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 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 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 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 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 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 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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