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十七年：中共“七大”筹备始末。
党的“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此时，距1928年“六大”召开已历时17年之久。其实，关于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已有之，光准备工作就进行了多次……“七大”召开时间屡屡生变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有的代表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时任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政治局报告中也提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表示赞成，于是，全会决议案便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
此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事连绵不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连续出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紧接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召开“七大”之事便难能以顾及了。
中共中央经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渐安定，召开“七大”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诀议，决定“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拟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务和议事日程。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相扰，这个决议并没有被付诸行动。
1938年，中共中央又在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召开“七大”的报告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具体细节和准备工作做出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并就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选举出代表，然而这时，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军“扫荡”上，召开“七大”的筹备工作又一次受到影响。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七大”，要求一切准备工作在节前完成，会议还决定了“七大”的议程主要为三大报告，即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组织报告（周恩来）。同时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机构，任命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后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相扰，召开“七大”被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政治局提出召开“七大”等相关建议，中央政治局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七大”改在年底举行。随后，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七大”，在7个月内开预备会，8个月内开大会。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一再延迟的中共“七大”，至此终于提上了日程。
想方设法筹集物资
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七大”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
当时，由于战争环境，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会议需要印制大量材料，而延安当时又极度缺乏纸张。于是，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以当时遍地都是、具有韧性、叶子又扁又长的马兰草作原料，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
召开“七大”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取得显著成效，部分物资已可供应会议。1945年初，党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闻此喜讯，毛泽东立即拍板定案：“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
会议间隙，会务组还有条件多次为代表们举办体育活动和文艺晚会。周六晚上都有舞会，这时，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穿着布鞋或草鞋，都会聚集在王家坪桃林的草地上跳交谊舞。闲余的时候代表们还在一起下象棋，打康乐球。
会议召开期间的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为了庆祝胜利，“七大”休假一天，代表们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参加欢庆活动。晚上，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
会场地址几经变迁
在为召开“七大”而进行的所有实质性准备工作中，大会会址的选择、礼堂的筹建工作是最早的。
当时，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比较大，所以，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和代表们的安全，党中央在“七大”会址的选择上也是慎之又慎。在几经变迁后，最终才落脚杨家岭。
中央最初曾考虑在安塞县修建开会的礼堂。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任弼时和李富春亲自到安塞县的真武洞实地考察。考察后觉得尽管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但是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只好作罢。
接着，又考虑将会址放在枣园后沟，因为那里山坡上树木比较密集、高大、葱郁，便于隐蔽，离市内也比较近，便于应急物资的采购和供应。于是，便在后沟西边山坡上比较平坦的山坳地上盖了礼堂，在附近打了窑洞。建成后才发觉，枣园后沟虽然秘密条件好，但地方太窄太小，条件比较差，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用水都成问题，只得放弃。
最后，经多方考察，综合考虑，将会址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这里地形比较平坦，地势相对开阔，两边山坡不是太陡，已建有多处窑洞，其中，中央党校的校舍就可以作为代表们的住处直接利用，只需建一座礼堂而已。
在确定会址的第三天，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就请来了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要他设计一个修建方案。杨作材很快就拿出来了两个方案。第一个规模比较大，可容纳所有的中央机关人员在里面工作。李富春看后笑着说：“你怎么了，是要在这里建都吗？”这个方案被否决掉，采用了比较适用又有特色的第二个方案。
方案确定后，中央便在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施工开始时，从当地请来了一些建筑工人，警卫连的同志们也轮流参加劳动。由于军民合力奋战，礼堂建设速度很快。历经一年多的开山炸石，紧张施工，大礼堂于1942年建成。
修建礼堂时对其用途严格保密，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兴土木，修建工程浩大的礼堂。因此，有些人给任弼时、李富春提意见，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到“七大”召开时，大家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制定“历史草案”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主持搞一个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由他负责向“七大”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对此，任弼时深感责任重大，在他的主持下，当天就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后又增加了博古）参加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任弼时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就以《历史草案》为蓝本起草了一万两千字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草案初稿》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和分析了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间党发展的历史和“左”倾错误造成的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取得的胜利。
报告其间，任弼时还与王明进行了两次中肯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听取王明对党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将谈话要点进行整理，上报中央。
最终，在反复修改、集体讨论、十多次易稿的基础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定稿，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表决通过。《决议》的制定和最终通过，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本版文章据《党史博采》 哈战荣/文）
[附录]“七大”代表历尽艰辛聚延安
参加“七大”，对各位代表来说，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使命和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奔赴延安的路程却是障碍重重，险象环生，异常艰难。
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他们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人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分别化装到桂林，再乘坐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
由于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抵达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与浙江、广西（只有陈岸一人）、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
由于此时局势恶化，代表们不宜通过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绕道敌后根据地才能到达延安。最终，这些党代表历经艰辛，穿越条条封锁线，于1940年12月26日下午到达延安，历时整整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
相形之下，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代表却没有南方各省代表那么幸运。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他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行军非常困难。途中，他们被日军发现，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被俘，损失比较大。后来，幸存代表又经历几次险境，翻山越岭，淌河过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在6月底到达延安。
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南方九省代表之后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全部遇害。
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也先后历经艰险，回到延安，一时间，延安群星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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