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毛泽东离不开的情报专家。
曾希圣在军事情报战线上是个传奇人物。他擅长破译敌军的密码，为战场指挥员提供决策的依据，是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周恩来认为他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叶剑英元帅也认为：“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并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打造反“围剿”战场的“玻璃杯”
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电台缴获增加，更因为无线电侦听对掌握敌军战场动态的重要住，中革军委就把负责侦听的侦察台从通讯部门分离出来，成立了以曾希圣为局长的军委二局，专门负责情报工作。二局队伍不大，但作用很大；局长职务不高，责任重大。
出乎意料的是，二局成立后首战却出师不利。1932年2月中旬，红军进攻赣州。因敌军吸取了电台泄密的教训，在临战前改变了密码，使得红军措手不及，以往行之有效的无线电侦听顿时失去了作用，对战场的变化也就无法及时应对。据彭德怀回忆，赣州当时的守敌已经由8千余人增加到1.8万余人，尤其危险的是2万多援兵正在赶来，而红军对此并不了解，负责攻城的红三军团总共才1﹒4万余人。结果，红三军团陷入敌军重围，伤亡3千余人，其中战死的师团指挥员就有十多名。这一仗，让曾希圣刻骨铭心。
在自责的煎熬中，曾希圣忽然想起他在山东烟台电报局的一位报务员朋友曾说过，电台密码是可以猜译的，便决定集中力量以此为突破口。
1932年8月红军取得宜黄战斗胜利，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大部，并缴获电台两部。曾希圣不顾危险。随着冲锋部队入城，直奔敌师部和无线电机房。虽未找到密码本，却发现了大量电报底稿，其中有一份译到一半的电报，是负责江西“剿共”的国民党第9军司令孙连仲用“展码”友给所部的一份密电，其中有20多组密码附有30多个汉字译文。为了完全破译这份密电，曾希圣下令重点抄收孙连仲的电报，以已知的几十组密码为基础，在抄收到的密电中译出已知密码，并把破译的字填上去，再前后连旬，猜译未知密码。有时，朱德总司令和总政委周恩来也亲自参与分析推敲。经过反复猜译，这份密电终于被全部破译出来。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份作战命令，内容千分重要，军情十分紧急。因为对译文是否准确可靠没有绝对把握，因此译文被注明“不知确否，仅供参考”的字样分别发往鄂豫皖和湘赣根据地。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人根据这份情报部署部队迎敌，皆奏凯歌。这是曾希圣成功破译敌军的第一个密码本，从此军委二局开创了破译敌人密码的历史。
就在曾希圣努力破译“展密”之时，南昌赣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聘请了外国专家来改进密码编制。1933年初，江西的国民党军开始更新密码，把“展密”改成了“猛密”。
曾希圣发现敌军密码有变，立刻调整部署，日夜紧盯敌一两个主力师的电台，抄录其所有的电讯，寻找新密码的规律。同时集中破译高手组成专业化的破译组，夜以继日，破译不息。不久，江西敌军的“猛密”就告破译。
由于敌军部队众多，随着战争的进程，使用的密码也形形色色，诸如“干密”、“清密”、“7893密”、“3819密”等等，逼得曾希圣不得不带领二局没日没夜地工作。超重的压力、枯燥的字码和高强度用脑，使曾希圣变得易怒暴躁，不讲情面也不修边幅，发疯般地破译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这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破译能力却越来越强。凡是被他截获的敌军密电，几乎无不成功破译。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根据二局提供的情报，先后于1933年1月初在黄狮渡消灭了敌第5师的一个旅，并活捉旅长；1月8日在浒湾击溃了行军中的敌吴奇伟师；2月27、28日又围点打援在东黄陂一举消灭了正在结集中的敌第52师与59师；3月21日又在草台冈消灭了陈诚的王牌第11师。
大发雷霆的蒋介石到崇仁中路军指挥部视察。曾希圣从敌军电报得知蒋介石定于日间从水路返回，立刻报告了中央。彭德怀奉命组织了捕捉蒋介石的突击队。据时任突击队政委的江华回忆，这支突击队共120人，全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共产党员。每人都配备了长枪、刺刀、手榴弹和绳索。但队伍还没有采得及出发，前线来电说蒋介石溜走了。原来蒋介石临时变卦改乘了汽车走陆路，得以侥幸脱逃。
由于不断破译成功，曾希圣也逐步探索出一些破译方法，总结出一套规律：一是善于找寻、核对重码；二是善于利用国民党电文、公文等的固定程式，从中猜译电文的内容，效率非常之高。中央红军几乎全部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意图、装备、补给、处境、口令与信号，甚至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私人信件也被曾希圣破译。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军在黄陂登仙桥地区分别击毙和俘虏敌52师、59师师长，毕业于黄埔军校、时任国民党军第10师师长的李默庵闻讯既震惊又伤感，就写了一首诗让师部电台用密码发给他在上海的夫人。该诗的末尾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曾希圣截获并破译了该诗，报告给了周恩来。西安事变时，周恩来见到了这个曾经是自己学生的李默庵称赞他很有文采，诗写得不错，并随口说出了诗句。李默庵从未向人透露过该诗，当场惊得目瞪口呆，忙问周是怎么知道的。周恩来直言相告该诗的截获过程，李默庵恍然大医的同时又一次大惊失色。
在第五次“围剿”中，敌军进一步重视对无线电通讯的保密，频繁更换密码本，并把密码由原先的四位数提升为五位数。但曾希圣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刚一开始就破译了敌军启用不久的五位数密码。
对此，敌军有所警觉，也及时采取了措施。1933年10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第五次围剿计划》规定：“各路军总部与行营及相互之连络，避免使用无线电，以使用有线电为主，飞机连络为辅、各部队以有线电及飞机投送为主，无线电连络为辅”。
作为应对，曾希圣集中全力破译敌军必须用无线电迅速传递的来往急电。到1934年7月，二局已经累计破译敌人各种各样的密码400多本。其中有一部分是特别密码本。但由于当时冒险主义领导人只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死守硬拼的阵地战，使得这些宝贵的情报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紧密结合运动战发挥巨大的作用。
构筑红色电波的“铜墙铁壁”
曾希圣从破译敌军的密码中收获巨大，自然也会严防自身的泄密，因为他已深切体会到了电报泄密给战场上造成的严重后果。
电台必须高度注意保密，这是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首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因为破译敌军电报而大获全胜后，就意识到了电台保密与战场上生死存亡的直接相关。在红军秘密转移途中，毛泽东突然想到敌军电台的泄密就是因为报务员喜欢通过电台相互聊天的结果，于是就问电台负责人：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负责人答：真空管。于是毛泽东就要自己携带，但又怕碰坏，因为真空管对红军来说实在太金贵了。干是他又问：还缺什么也不能工作？答：电键。于是毛泽东下令卸下电台的电键让自己的警卫员保管，以确保报务员无法私自用电台闲聊，也就保证了红军行动的机密。但毛泽东并不懂密码，也不知道密码可以破译，因为当时敌军电台并不知道红军的电台可以偷听到他们的谈话，因此都使用明码通讯。
而曾希圣注重的是反密码破译，虽然与毛泽东采取的保密措施截然不同，但思路却如出一辙，那就是通过自己破译对手密码的经验来反向思维，从而消除对手通过同样方法破译红军密码的可能。如军委二局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对破译敌军密码的底稿用完后必须销毁，以免万一落到敌军手里引起警觉。这条规定显然与曾希圣通过敌军电报的底稿而破译密码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此外，红军的电台还有许多针对敌人失密教训的规定，如不准报务人员在机上谈话；不是联络对象不准随便沟通；呼号分为自用和被呼，以免被敌人识别；联络双方的人员固定，相互熟识对方的发报手法以防冒充；重要的电报指定专人收发；每部电台有个番号，不准用部队或机关的名称；设立专门的纠察台，发现违纪立刻处理等等。
正因为曾希圣吸取了对手电台被识别、密码被破译的教训，因此红军电台与密码的机密性远远超过了对手。为了破译红军的密码，敌军建立了庞大的无线电侦察系统，购置了当时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并聘请了外国专家做顾问，但却始终未能有效地破译红军的密码系统。这种红色电波“铜墙铁壁”的打造，不能不归功于曾希圣的聪明才智和殚精竭虑。“在战争中学会战争”这句名言用在当年无线电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分外贴切。
保证红军运动战以弱胜强
铜墙铁壁的打造需要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此，曾希圣特别强调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吃苦耐劳的顽强精神。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情报中的方位、时间、数量等关键内容绝对不能有丝毫偏差，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胜负，关系到战士的生死。因此曾希圣对情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要求十分严格，对于向中央首长提供的每一份情报，一字一句都要仔细核对，发现疑问就重来，做到绝对准确，万无一失。他还规定侦收、破译、校译工作不过天，不过夜，一切工作都要抢在敌人前边。他经常告诫部下；我们多吃点苦、受点累不要紧，换来的是前方部队多打胜仗、战士少流血！在他的领导下，军委二局形成了特别能战斗的工作作风，一侦收到敌军密电便赶紧破译出来，常常不睡觉、不吃饭、不休息，几天几夜不上床是家常便饭。正因如此，才使红军经常能够同时甚至先于敌军指挥员知晓敌军的部署和行动，掌握战役和战斗的主动权。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军委二局已基本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红军名副其实的秘密武器。长征期间，二局更是成了红军“走夜路的灯笼”。
曾希圣日益灵敏的“先知先觉”，使得红军的运动战如虎添翼。“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是红军在反“围剿”中形成的基本战术。然而要真正贯彻实施这“十六字诀”，就必须切实而且同步掌握敌军“进、驻、疲、退”的清报，否则就不可能有针对地“退、扰、打、追”。在自希圣的二局帮助下，由于对敌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使得红军原本就擅长的运动战变得更加出其不意神出鬼没，令敌军闻风丧胆。
曾希圣的不懈努力保证了红军在战场上的以弱胜强，他因此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
李先念曾说，军委二局为毛泽东同志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指挥红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准确无误的国民党军事情报。而毛泽东更是为军委二局多次题词，称赞他们是“千里眼”、“顺风耳”和“鲁班石”。毛泽东甚至还说过，“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环球视野》2010年6月12日第296期，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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