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之艰难问世。（作者 李永军）
一九四四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王稼祥)请示，获得了同意。这样，邓拓就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时三十二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邓子健。一九二九年，他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三七年春，邓子健终于出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于是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域。从此，他将“开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邓拓。
邓拓有着倚马可待的文才。他进入红区，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后来张春桥成为副总编)。报社长驻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马兰村，后来邓拓取谐音“马南邨”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邓拓曾写过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记述当年办《晋察冀日报》的勃勃雄风：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悉心收集毛泽东散见于各报刊的著作编辑而成。这部《毛选》在版权页上载明：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定价300元(边币)，1944年5月初版。全书共800多页，约50万字，选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战开始后到1944年6月期间的论著(为什么1944年5月初版的书中有6月份的文章，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说明)，也收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抗战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出了《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四千册。这部著作的保存者系《晋察冀日报》优秀记者、新华总社特派记者仓夷（原名郑贻进），他出生于新加坡，祖籍福清。１９４０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２５岁。著作１９４５年６月购于河北阜平县雷堡村，此书保存完好，是全国罕见的，被列为国家珍贵文物保护藏品，现保存在福州市邓拓纪念馆。另外，还印了一百册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作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
《晋察冀日报》社的职工们，在邓拓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战争环境中，短短的几个月中高质量地印装成书，实在不易。当出版《毛选》时，正值1943年秋冬3个月的大“扫荡”之后，物资奇缺，印刷设备陈旧。我们在反“扫荡”中缴获的敌人的一个文件说，“《晋察冀日报》已永远和晋察冀人民绝缘了”等一类的词句。在庆祝反“扫荡”胜利和报社成立六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我们《晋察冀日报》始终未停，一直为广大人民服务，为人民所拥护，不但印报，还出版书籍。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担任排印《毛泽东选集》的报社二厂(印书厂)，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县马兰村附近小庄坡山村，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敌寇又烧杀抢掠，物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真是奇迹!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就住在西马兰村附近的城南庄。日军得到出版《毛选》和毛泽东在这一带活动的消息后，经常派飞机狂轰滥炸。在毛泽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同时，《毛选》的出版也历尽劫难。陈科长说，日军先后对西马兰村一带山区反复大扫荡7次，报社人员和西马兰村群众埋机器设备 7回，等日寇扫荡过后再把机器挖出接着干。
夏季的一天，日军终于把西马兰村的群众包围起来。日军架着机枪、挥着军刀问谁是西马兰村的人，问印刷《毛选》的机器设备藏在哪里。结果，大人小孩没有—个人承认自己是西马兰村的人，问什么都一概不知。急红眼的日军杀—个人问一次话，连杀12人后日军绝望地把全村人驱赶到杀人场进行屠杀。村人被驱赶途中，恰逢日军飞机又来狂轰滥炸，混乱中群众逃进山林，躲过了一场浩劫。日军的这次屠杀，史称“马兰惨案”。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敌人挖封锁沟，建碉堡、据点，不断围攻、“扫荡”，妄图摧毁解放区，《晋察冀日报》是其破坏的主要目标。在敌人的经济、军事封锁下，报社很难到敌占区买到白纸。在邓拓领导主持下，报社自力更生，办起了手工造纸厂，用稻草、麻绳造纸，虽然这种纸粗糙、发黄，但可以用来印报，省出好的白纸印《毛泽东选集》。
报社印书厂厂长周明传达邓拓交代的任务时说：“老邓认为，印刷《毛泽东选集》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要求我们全体职工，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保证质量，以优异的成绩来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印刷任务。”
简陋的设备，印平装本的《毛选》就够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烫金的精装本，那就更困难了!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排字工人尽量减少错误；打纸型的工人消除打纸型时粘出来的铅字所发生的错误；印刷工人将铅板垫得平整，油墨均匀；装订工人将书边裁得整齐，折页整齐，拣页准确，装订严实。为保证不出错误，校对进行四校，还聘请专家校勘。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
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称赞说：“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部《毛泽东选集》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一个流传最早、最广泛的版本”。(见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 据版本学专家施金炎在《〈毛泽东选集〉版本考》一文中断言：出版《毛泽东选集》是一件大事，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出版《毛泽东选集》之前如果出版了别的‘选集’版本，应该有史料记载或实物流传，至少也应有人回忆此事。这一点可以说明还未发现比1944年5月更早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河南省党史研究室的李趁有先生说：“建国后特别是‘文革’前后，人们把毛泽东神化了，编辑出版的《毛选》几经改动有些‘失真’了。第一部《毛选》更接近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邓拓同志为什么能够很好地完成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重托，编出《毛泽东选集》？这是和他多年努力搜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用功学习分不开的。据周明回忆，1942年他在《晋察冀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邓拓打过招呼，凡是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研究毛泽东同志著作的书，都要送给他一份。邓拓同志还十分注意搜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和手迹，像《新民主主义论》的复写稿，排印以后，他就把稿子要去珍藏起来。1946年画家尹瘦石来到张家口，展示了毛泽东同志给柳亚子先生的信和《沁园春》手稿，他就立即制了版，收藏起来。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来到阜平县城南庄，刘少奇、朱德、徐老、吴老也从平山来了，陈毅也从华东来了，政治局曾在这里开过一次会，这时，毛泽东同志把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交给《晋察冀日报》发表，打出清样后，毛泽东同志校对了一遍，做了些修改，要求再打一次清样，他又校对了一遍，又做了一次修改。新华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最后校对的清样，向全国发播的。邓拓同志把报社的两份清样都珍藏起来。党中央1948年发布的“五一”节口号，是在阜平县城南庄发出的。这个口号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在原稿上的，邓拓珍惜这份手稿，嘱咐排完后立即把手稿交给他。抗战时期，我们能够读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毛主席诗词，能读到恽代英的“浪迹江湖数旧逝，故人生死各千秋”等诗句，都是从邓拓那里抄来的。另据金肇野同志回忆，1965年夏他到北京邓拓家中，在案头墙上，悬挂着一幅毛主席手书《琵琶行》，不仅他从未看到过，也是他见过的毛主席书法中?包括复制品在内 写得最好的作品。他惊喜地仔细观看、欣赏这幅龙腾虎跃的笔法。邓拓歪着头看着，甜蜜地笑着。他也是最喜爱主席这帧未公布于世的作品。我们都陶醉到这幅佳作中了。
从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起，至1948年5月止，先后便有苏中版、大连大众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版、东北版等多个版本。在这些版本中，有三个版本颇令人注目，它们是1945年7月苏中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46年4月华中新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1946年7月胶匀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第五卷。
华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为32开本，正文124页，收入毛泽东文章11篇。书的正文前集录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18人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述，题名《论毛泽东思想》以代序。封面的左侧印有《毛泽东选集》木刻像，发行量20000册。
华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32开本，正文199页，收入毛泽东文章4篇。该书封面的右侧为套红印刷竖排题写书名，左侧中部印有毛泽东木刻像，上部印有红五角星一个，内标有“5”字以示卷次，下部从右向左横排印有“华中新华书店出版”，发行量4000册。
胶东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为32开本，正文165页，书中所收毛泽东的11篇文章及朱德等18人《论毛泽东思想》集录，均与苏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相同；其第五卷也为32开本，正文178页，书中所毛泽东的4篇则与华中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相同。这两郑的封面设计和华中版的封面设计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胶东版在每卷的扉页均印有毛泽东像一幅。此书发行量各5000册。胶东新华书店所在地在现今山东烟台地区。
我们若将上述三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从出版的时间、地点及其版式、内容联系起来看，就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渊源关系。其一，江苏的苏中、苏北地区，当时为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者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10月，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后，江苏、山东两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新闻宣传等便都隶属华东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其二，这三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均采用了同一个毛泽东木刻像，而胶东版的封面设计采用的恰恰就是华中版的封面设计。其三，从出版时间顺序和书中内容看，依次是苏中版——华中版——胶东版。胶东版应该是汇集了苏中版和华中版两个版本后的一个翻印本。
从上面情况可以看出，自1945年7月至1946年7月仅一年的时间里，在华东地区就出版了有着一定内在联系和渊源关系的三个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这不仅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在《毛泽东选集》版本研究中也将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使人深感不解是的，为什么华中版《毛泽东选集》只有第五卷，究竟还有没有其余各卷？为什么胶东版《毛泽东选集》只有第一、五卷，而华中版和胶东版共同缺少的又都是第二、三、四卷，究竟是尚未被发现呢，还是没出版？这些都还需要继续考察和研究的。
从1950年到1956年，钱钟书先生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毛选”郭沫若曾赞誉“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把“毛选”四卷准确地译成英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谁能领衔担此重任，当然是非钱先生莫属了。
1950年，中央有关领导几次邀他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经过慎重考虑，他方应允。并非钱先生高傲，而实在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具有风险性的工作啊。这是关系到把毛泽东思想公诸于全世界的大事，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接受这一任务后，钱先生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他极端认真，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他家住北京西郊中关村，而工作地点在东城区，每天要坐车走很远的路。令人欣慰的是，以他的忠信和能力，“毛选”四卷英译本，达到了“信、达、雅”。由于这项工作在当时具有保密性质，鲜为人知，而钱先生又从未张扬，很少有人知道“毛选”四卷英译本中饱含着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六年的心血与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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