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民国初年历史的几点见解。（刘松萝）
今年是辛亥革命95周年。将近100年过去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和目标仍然是21世纪中国人的宝贵财富。网友东篱小居先生在10月10日贴出了《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提出了宝贵的见解。这里，我也想与东篱和诸位网友做一些探讨。一、 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面对空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18省在京举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1898年6月，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等人的见解，决定变法。同年9月，慈禧太后镇压了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革新阵营的失误，但慈禧的守旧和专权无疑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慈禧虽然还政于皇帝，却仍然不愿放弃权力。
为报复西方列强支持光绪，慈禧利用义和团攻击外国公使馆和教堂，并且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她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
就这样，晚清不仅专制，而且违背祖制，由太后代替皇帝执掌权力，可谓名不正言不顺。面对外国入侵，朝廷的尊严荡然无存。再加上拒绝变革，失去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不仅如此，虽然现在的精英们缅怀满清王朝的王道乐土，满清的民族压迫性质是无法回避的。满洲贵族力量的衰落，以及西方传入现代民族概念和自由平等思想，造成了汉民族意识的高涨。晚清违背世界潮流，也不符合专制的规范；失去了汉人的民心，又败坏了满洲的规矩。因此，庚子之变之后，满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时间的问题。
慈禧返回北京之后，宣布了大规模的改革措施，包括预备立宪。但是，历史的变迁不以一家和一人的意志为转移。改革不是儿戏，急躁固然不可以，拖延也是不行的。等到老佛爷想通了，想明白了，一切都太晚了。正像有人说过的：杀死了谭嗣同等人，再也没有人去上书了。说辛亥革命是必然的，并不是彻底否定慈禧后来的变革。我想说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变革成功，有赖于统治者的威与信。不幸的是，这两者满清已经不再具备。此时满清统治者的对与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将要被万民所弃。也许这就是天命、国运、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吧。
改革的大门一旦被堵死，革命的大门就要敞开了。
二、 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共同推动的
日本曾经是中国革新力量的避难所。在那里，孙中山等革命派与康有为等立宪派进行过一次大辩论。在很长的时间里，史书把康有为等人称为“保皇派”，这是不公平的。康有为派不但是立宪派，而且是先驱者。史书片面地认为革命派取得了胜利，而事实上这次辩论是进步阵营内部的辩论。革命派认为君主立宪不可行，这被后来的事变所证明。立宪派认为一旦革命，就会造成混乱和分裂，引来列强的侵略。他们的预言后来也不幸而言中了。
国内时局的演进多少证明了满清的改革缺乏诚意，或者缺乏紧迫感。责任内阁本来是一项削弱皇权的措施，实施起来却是组织了皇族内阁。一面改革，一面又要满清衰落的情况下排斥汉族官僚，实行贵族专权，可以说是利令智昏。而收回铁路筑路权的决策，更直接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本来朝廷已经批准民间集资成立股份公司兴建粤汉、川汉两条铁路，而后又反悔，在1911年5月9日收回筑路权并准备转让给外商，以换取外国的贷款。一个虚弱的政权行事却如此专横，激化了各种矛盾。湖南民众首先反对筑路权国有化，湖北、广东也随后加入。四川各界行动最晚，却表现出坚韧和坚决。6月17日，立宪派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发起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和平的抗议随即被镇压，并且酿成了血案，死亡32人。保路运动随即演化成暴动，民军很快地逼近成都。为了平息四川事态，朝廷从湖北调动军队，造成了武昌的空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外围成员乘机起事，这就是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有讽刺意义的是，调往四川的新军在途中叛变，带队的大臣端方也被杀了。
应该强调辛亥保路运动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鲜有一省人民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抗争，遇到镇压也不后退。这是国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立宪运动的成果。由于过去的史书多为孙中山派所撰写，或多或少地埋没了保路运动的功绩，埋没了立宪派为中国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不少立宪派和旧官僚掌握了政权。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赞成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和“窃取革命果实”的说法。没有投机力量的转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革命的初期，旧势力和中间势力的加入甚至是革命党求之不得的。
因此，辛亥革命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共同推动的。革命党坚定地主张实现共和并且为此做出了牺牲，具有强大的号召力；立宪派在国内能够合法存在，又有上层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直接促进了社会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南方立宪派在宣布独立的省份接受了革命党提出的“中华民国”国号，采纳了军政府的组织形式。
三、 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不少以后成为达人的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提到了当年参加民军的经历。南方各省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民军，年轻人抱着各种各样的的目的，比如自由民主，抗击列强，恢复汉人的权利，加入了革命的潮流。南北议和成功之后，民军大多解散了。而当时参军的人在回忆中甚至没有提到要去那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国民的革命，自发的革命，不为某一党、一派的革命，这就是辛亥革命。
四、 辛亥革命是一场光荣革命
武昌起义之后曾经出现了血战，随后就是共和的南方与帝制的北方的对峙。在新的时代，国人用谈判和妥协代替了决战。南北议和成功之后，满清皇帝退位，并且享有优待条件。对此，我不同意“革命不彻底”的说法。用文明的方法解决鸿沟一样的分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对于促成议和的人们，不论是他处于革命阵营还是保守阵营，都值得后世的称赞。
还要指出的是，在最后的关头，朝廷表现出明智的态度。清帝宣布逊位，而逊位诏书不愧为历史文献。
奉
旨朕钦奉
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外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其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外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写得尤其漂亮。我从来不认为诏书仅仅是空话。顺应天命和民意，正是帝王所应该做的。对于诏书中的善意，要给予应有的评价。
中华民国没有在血海之中和焦土之上建立，归功于所有的历史参与者。这是一场光荣革命，光荣属于我们的前辈，属于中华各族人民。
五、关于满汉两族的关系
清帝的逊位促进了满汉两族的和解。随着革命的胜利，汉人放弃了复仇的目标，与满人和睦相处，这是汉民族历史上光荣的一页。满洲民族对于新的国家基本上是认同的，而这一过程最终完成于抗日战争的胜利。
对于抗日战争中溥仪和川岛芳子等人的行为，应该确认为敌对行为而不是卖国行为。与此同时，大多数满人包括贵族不认同伪满洲国，同各民族一起抵抗日本的侵略。殉国的佟麟阁将军和作家老舍，就表现出满汉两族在国家和文化上的认同。
今天，满汉两族已经成为兄弟。因此，不宜渲染仇恨，也不宜颂扬杀戮和压迫。对于历史，应该客观地记述，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且允许不同民族有自己的表述。
六、 于孙中山先生
近年来随着舆论的多元化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孙中山先生的非议有所增加。应该这样认为，历史的真相是应该探求的，不论这种探求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同时也要看到，孙中山先生曾经作为反对专制的象征是不争的事实。
批评者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孙中山自从向李鸿章上书失败以后就不再相信满清政府，转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为革命者，他经历了不少失败，也做过错误的决策。但是，后来的事变证实了他的方向是正确的。要么是孙中山先生先知先觉，要么是他的预言恰巧应验了。不论是哪一种原因，能够成为变革世道中的领袖人物都应该有主见、坚持和人格力量。就是在这种看似一定要失败的人中间，产生了伟人。瞻前顾后的人，见风使舵的人，期待圣主隆恩的人，注定成不了领袖。
最终成就孙中山先生领袖地位的恰恰是满清朝廷。历史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而他们却注定与未来无缘了。如果他们少犯几个错误，孙中山先生就会作为摇旗呐喊的反对派领袖在海外终其一生。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他有很多卓越的见解，同时也有多变的缺点。他一生追求真理，又在晚年多少偏离了初衷。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包含了宝贵的创造。但是在现实中，三民主义像苏联的“无产阶级民主”一样，成为拒绝民主普世价值的理论；而五权分立缺少可操作性，弱化了真正需要坚持的三权分立。至于北伐战争，将在后面讨论。
我不反对以政治家或者有些人所说的政客的角度，甚至以个人的角度研究孙中山先生，不反对指出他的某些行动的党派动机甚至个人动机。但是，如果武断地认定孙中山先生的行动大多是为了私利，同时又根据一些官文认定清廷和袁世凯的行动大多是为了公益，是不公正的，无助于揭开历史的真相。
七、关于北伐战争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旧的政治势力掌握了权力。一般来说，社会的变革总是要伴随着政治人物的更替。在正常的情况下，随着选举的实行，在政治版图上总可以达到一定的平衡。但是，宋教仁率领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以后，被人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应该说，宋教仁之死堵住了政权和平更替的大门。
随后发生的二次革命似有可商榷之处。在国民党尚占据国会多数，和平手段还可以利用以及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仓促举事，造成了革命力量的削弱，给了袁世凯镇压进步势力的口实。
随后的民国政府越来越失去国民中间活跃分子的支持。袁世凯称帝，军人干政，军阀混战，曹锟贿选，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
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具有某些实质上的正义性，在策略上也有可取之处，但仍然属于军事割据。
对于北伐战争，至少从后果上应该予以否定。国民党战争之后不但没有建立民主，反而实行了比北京政府还要极端的军事独裁。就这样，国民党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为此，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指出，这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他批评将介石“全仿极权国家之体制，而全无极权国家之效能。”应该说，李宗仁的总结是精辟的。
孙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抱病前往北京谈判的历史，也值得探讨。
八、 关于“五四”运动
近年来常有对于“五四”运动的批评。我认为，“五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虽然有可商榷之处，但不清理旧的文化，社会是难以进步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儒学问题论纲》中这样说：
一般说来，大多数社会都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传统文化又有顽强的生命力，所以传统就延续下来了。在中国，也经历过这种文化传统的修复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后来就给予孔子较为积极的评价。在政治层面，蒋介石一直提倡孔孟之道；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阐述了不少儒家的道理；而周恩来受到的欢迎，也是与他表现的某些儒家风范分不开的。
中国最大的教训是毛泽东在彻底革命的口号之下，以个人的意志代替了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对立物，不断地、全面地、系统性地加以摧毁。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传统的同时，还全面地对抗世界潮流。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九、 关于一些民国历史人物
1.康有为
伟大的变革先行者。国人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惊恐的时候，他与先知先觉者一起，试图为中国找到新的道路，并且协助光绪皇帝进行变法。近来有人批评他的人品和办事风格，改革者应该引以为戒。流亡日本期间，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对光绪皇帝的忠心值得肯定。民国时期参与旧王朝复辟，是叛逆行为。如果为他辩护，可以说他是满清王朝的忠臣，而这个王朝已经被国民废弃了。
2.袁世凯
袁世凯曾经是维新派人物，在戊戌变法时又背叛光绪皇帝，向慈禧太后告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迫使清廷退位，为避免南北战争做出了贡献。此后在大总统职位上的作为，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评价。至于称帝复辟帝制，是不能原谅的篡逆罪行。
3.黎元洪
早期民国政治家。武昌起义时在革命党的胁迫之下参加革命，任鄂军总督。与革命党人一起坚守，为南方革命力量的兴起赢得了时间。以后任民国副总统，忠于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去世之后，继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固然有对民国约法中权力界定的分歧和权力之争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坚持约法的精神，反对军人干政。黎元洪并非革命党人，但投身共和以后就不再后退，作为副总统和大总统坚守对于国民的誓言。他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军队的支持，也没有什么党派和团体的支持与约束，但遇到危险仍然坚持原则。因此，他的政治品质在辛亥以来的政治家中罕见，值得称赞。后世有人认为黎元洪投机，是和事老，是傀儡，这样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4.宋教仁
伟大的宪政先行者。率领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随后被人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年仅32岁。温和的宋教仁不如容于华夏，这是宋教仁的失败，更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5.梁启超
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参与戊戌变法，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民国初年在政治上活跃。我记得有学者说，民国时期有人对梁启超有所非议，称其多变：先忠于朝廷，又协助袁世凯，以后又策划倒袁。我认为，这些变化有道义上的依据。他是一位思想家，给了我们很多启迪。他早期激进，晚年趋向保守。他以保守的一面，告诉我们很多想不到的问题。比如，他认为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我们看一看不少人在民国初年的表现，在大跃进中的表现，在文革中的表现，以及现在表现，就会折服他的一言以蔽之。同时，他的有些研究进入了闭门造车。比如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和无业阶级”的说法，即政治家是无业阶级，应予取消。此文最近有人转贴，获得好评。但虽然雄辩，却不切实际。总的来说，他的思想值得研究。
6.鲁迅
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以及对于人性的洞察无人出其右。现在他遭到不少非议，例如只破坏不建设，全盘否定传统，心里阴暗，等等。我认为社会不能没有批判精神，鲁迅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鲁迅指出的问题国人现在不但仍然具有，而且变本加厉。只要国人仍然如此，鲁迅就不会过时。一些人试图证明国人的缺点是合理的，问题在于鲁迅多事。打倒了批评者，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7.胡适
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生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在教育和治学上有独到和务实的方法，影响了一代学者。他的思想缺少独创性，但在动荡的世道里坚持了最重要的原则和精神。
再谈一谈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现在批评鲁迅的人，也还在用鲁迅的风格批评时事；现在用类似胡适的方法解释问题的人，常常会遭到抨击。这说明，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也不能脱离批判精神，不能回避紧迫的问题。批评鲁迅的人可以说，一味地反对最容易；而批评胡适的人则认为，重复自由主义而回避具体问题最安全。
我认为，如果认真地学习鲁迅的著作，就会了解要建设什么。同时我也认识到，作为“鲁迅派”，观点可能有不客观之处。看到很多“鲁迅没有建设性”的批评，促使我注意批评的分寸和提出具体的建议。
8. 将介石
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在北伐战争的末期以军队领导人身份夺取党政权力，延续了军人专政的历史。对于执政期间的专制和侵犯人权的事例，应予谴责。对于执政期间的成就与不足，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讨论。将介石领导抗日战争的功绩，应予以颂扬。作为领袖人物，将介石最大的缺点是专横而且不能抓住重要的问题。例如在抗战前夕，面对强大的抗日舆论无动于衷，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至少是公共关系上的失策。抗战胜利后，漠视国民对于反对腐败和土地改革的要求，以致于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而输掉了国内战争。
9.汪精卫
国民革命的战士。曾经试图刺杀摄政王失败而入狱，在狱中大义凛然。被孙中山先生所信任，为遗嘱撰稿人。反对将介石在北伐当中的军事独裁，并且一度反对国共分裂，以后又试图改组国民党。汪精卫有温和而务实的政治主张，不幸在乱世中无法实现。可以想象，汪精卫一定有强烈的获得成功的愿望。对于后来投靠日本而成为汉奸，不能予以翻案。他在1938年底出走，1940年成立伪南京政府，距离抗战开始仅仅一到三年。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对于抗战是极大的打击。
十、 一些值得研究的题目
1.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因果和细节
孙中山让位是出于无私，还是迫不得已，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党内力促孙中山辞职者有谁？他们以后怎样回顾这段历史？
2.民国初年国会的运作、党派和辩论这种关于具体操作的研究，将会有利于未来。
3.第一次国会选举的程序、选民资格、公众参与程度和公正性。
4.早期民国历任政府的作为、政绩以及施政的得失。
5.具体政治人物与政治结论无关的具体行为
例如有人指出的段祺瑞在经济问题上的廉洁。至于近年来广泛流传的“段祺瑞因三一八惨案长跪谢罪，并且从此吃素”的说法，就有必要核实。还有，吴佩孚曾经表现的开明和左倾，以及他的某些正义感。核对每一个细节，才能够接近真相。
6.关于陈炯明与孙中山之争
对于陈炯明与孙中山之争，过去和现在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对于这个问题，我确实不了解。而对于新的说法，由于感到有些文章在材料的引用上有片面和武断的而不敢采纳。争端是否由于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和联邦制而起，我期待着客观、全面一些的研究。
7.关于孙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的北上
这是避免战争的最后机会。孙中山先生是否主张北伐？至少他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仍然带有民主的色彩。我对此很困惑，也许已经有结论。
上述问题均有人研究过。但是，不少研究要么是围绕已有的结论，要么立足于写翻案文章。我的主张是：细节与真相。
十一、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些反思
1. 对于民主认识的肤浅
为了让国民接受民主，革命党人在启蒙的时候把社会问题全部推给专制，认为一旦民主，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样的见解有两个负面效果：第一，重视革命口号，忽视实现民主的细节问题；第二，当民众看到民主没有带来尧舜，反而是激烈的争斗时，失望油然而生。
2.正如东篱先生所说，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
革命胜利以后，出现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至于是否让位于袁世凯，本来只是权衡利弊的问题。对此，革命党内部有人认为，不让位就是有私心。其实，民主并不排斥党派的存在，甚至不排斥党派的利益。关键的问题在于建立民主制度之下的力量平衡，让党派利益不能超越国民和国家的利益。革命党人在初期退让，被排斥之后又采取军事手段，最后终于成为权力的垄断者。
3.汉民族本身的问题
推翻民族压迫，建立多数人的统治，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标。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甚至是主要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没有很好地完成。首先是汉人长时间没有掌握决策的权力，缺乏统治的经验，因此在革命之后的国家治理存在不少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束民族压迫的目的本应该是给全体国民以权利，而在事实上早期民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例中，国人甚至感到汉人统治者对待自己的同胞与满清并无二致。正如鲁迅所说：“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
4.为早期民国辩护
从1912年到1927年为早期的中华民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民国确立了共和政体，还曾经成功地组织了选举。早期民国言论上的自由，思想上的活跃和教育上的独立，都已经被后世所认可。民国的国会是负责任的国会，曾经试图抵制袁世凯和段祺瑞的专权，至少要强于后来的国民大会。在乱世当中，能够如此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当然，也不能回避曹锟贿选，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国人对于国会的信任。
早期民国的混乱，国会中的争吵以及军人干政并不能否定共和的方向。这些现象在很多新生的共和国都出现过，坚持下去，不断改进，民主宪政就实现了。至于用“国会议员进八大胡同”来否定民国，是一种片面观点。共和国不是由圣人组成的，主张进步的人不应该以这样的理由废除国会政治。
至于鲁迅所讽刺的军阀一会儿刀枪相见，一会儿握手言欢，一会儿又打起来的现象，除了是丑态之外，还说明那时的政治还讲究留有余地，讲究不为己甚。而后来认定一部分人是敌人，一定要赶尽杀绝，革命彻底了，革命也违背了初衷。
国民党废弃了早期民国的框架，不但抛弃了民主，也没有得到国家的安定与发展，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5.最重要的教训
回顾早期民国的历史，我们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民主不能当饭吃。巩固民主的途径应该是在宪政的框架内实现有效的统治，确保社会安定，关注民生，维护底层国民的权益。国民不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政客们对民主的游戏乐此不疲，结果却是民不聊生，这样的民主共和就失去了民意的基础。唐太宗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民主共和之舟，恐怕也是这样吧。
脆弱的共和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层民众的权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西方民主的说服力也大大减弱了。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掌权的军人不懂得公民权利，新派的政客又不关注工农的权益，再加上遇到了有苏联支持的反对力量，自然就无法支撑下去了。
我在上一节主张，不可以某些政治家道德上的缺陷否定早期民国。同时，政治人物的道德也是重要的。不论辩护还是反思，都是为了在以后做得更好一些。制度是重要的，但在制度建立和稳固之前，良好的道德形象仍然是政治家可以依赖的资源。特别是那些非强人类型的政治家，道德形象甚至是唯一的资源。
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制度的力量十分薄弱。与此相反军队不仅是最有效的组织，而且是强力的组织。因此，早期的民主或多或少都处在军人的监护之下。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些国家的文人政治家仍然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出现了民主——腐败——军人政治——民主的恶性循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就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6.中国与日本和土耳其的比较
中国的维新与革命是在接触了外部世界之后进行的，参照了西方的模式。因此，考察中国变革的得失，还应当把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之中。
与中国先后实现变革的，还有日本和土耳其。中、日、土三国的变革都是在面临列强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都是为了变法图强。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变革的成功已经被公认，土耳其变革的得失还有待评估。在我看来，虽然土耳其还面临不少问题，但已经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保留了民族的文化，同时正在融入欧洲。
有一本名为《狼图腾》的畅销书曾经引起过争议。作者赞扬北方游牧民族的狼性，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在这里，我不评价狼性的优劣。说起游牧民族的优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在争斗中感到确实不如敌人的时候，就学习和追随他们。这种做法有些近乎本能，与道义无关，但在变法图强的时候非常有效。从客观上讲，这是一种追求进步的强大动力。曾为游牧民族的土耳其和有游牧民族因子的日本就是这样。
日本和土耳其变革的最大的特点是，承认自己的落后，虚心地向强者学习。由于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创造性，所以一板一眼地学。国人说，要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不错，日本和土耳其在开始变革的时候就是这样。日本宪法参照了欧洲国家中保守的德意志和奥地利模式，土耳其共和国在创建的初期也不能说是民主的。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两国对于下了决心要学习的事物认真地学习，并且不轻易地改变。虽然没有全面地西化，但仍然承认西方比自己先进，这就为不断地进步提供了可能。她们在进步的过程中有过曲折和后退，但不反复无常。
有人说，列强欺负中国，所以不能向他们学习。对此，我们不妨看一看土耳其。由于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向同盟国，战争不但造成了帝国的解体，而且土耳其本土也面临着被占领和瓜分的危险。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成功地阻止了列强的侵略，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凯末尔与西方战斗，胜利以后又向西方学习。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先后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确立了世俗政治的原则。与此同时，凯末尔还努力加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弱化了的突厥属性。国际化加上民族性，就是在今天也是明智的选择。另外，土耳其革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却没有像中国那样以俄为师。
总的来说，面临与中国同样的难险，日本和土耳其抓住了变革的要点，行动上果断和坚韧，并且具有连贯性。因此，她们与近代的中国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智慧。
近代的中国人在变乱中惊慌失措，总想找到速效的办法，不知道找到正确的道路，坚持下去，假以时日就会得到正果。我们向先生学习，却又不相信先生。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惊慌失措，怀疑取到的不是真经；我们又往往浅尝辄止，小有成绩便沾沾自喜，以为马上就可以超过先生。我们好像是有几分天资的学生，不刻苦学习，成绩并不好，却敢于藐视刻苦用功的同学。
国人迷信“迎头赶上”和“学生超过先生”，总想找到捷径，喜欢更换先生。打一个不准确的比喻，这就好比有些人把学习英语当成头等大事，却不愿意下苦功夫，见异思迁，频繁地换教材，换老师，一次又一次地从ABC开始。
因此，反思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人一定要学会认真和坚韧。切记：进步是从坚持中获得的。
7.再谈国民性
学者们常常谈到国民的弱点，集中起来就是没有常性和不团结。对于前者已经有所涉及，现在谈谈后者。
中国人缺少协作精神，不抱团，不团结，这已经成为定论。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复杂，也许永远也无法弄清楚。我倾向于认为，汉民族是由很多部分逐渐地融合而成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不仅如此，这种融合不如其他民族那样彻底，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二是古代皇帝的权力巨大，随时有可能侵占个人的权益，并且限制了民间社会的作用。因此，国家对于臣民的保护和关照就十分有限，国家的统一与臣民的福祉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在这里冒昧地探讨民族性问题，是想指出在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必须树立现代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意识。应该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人物所推动的各种进步之中，鲜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内容。只要强调革命、改革、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目标，最终结果就是要求民众做出牺牲。
我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进步应该是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国民生存、追求幸福和表达意见的权利，让国民实实在在地感到国家是自己权益的保护者，让国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感觉到国家是可以信赖的。此外，还要兼顾各地区、各部分中国人的利益关系，反对任何歧视。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只要是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中国有好客的美德。但是，自古以来的好客是以忽视臣民的权益为代价的。现在，必须强调国家首先要对自己的国民负责。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潮中，一定要避免给予外国人以超国民待遇，避免对于国人事实上的歧视。
回避上述的要求，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一句空话。
十二、捍卫辛亥革命的精神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越来越近的时候，各种否定的声音不绝于耳。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认为满清王朝没有必要被替代。这也不奇怪，国人对于历史的重新认识一般不基于个人的思考，而是根据时下的潮流进行诠释。
虽然只是推测，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这样说：在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拜金主义盛行，满清辫子戏泛滥，官本位根深蒂固，理想被弃之如履的社会背景下，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大多没有什么价值。
现在，我们对于腐败已经麻木，对于权利不再追求，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经济能够发展，只要个人能够赚钱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本应该以辛亥年前后的历史为镜、为鉴。不料一些学者却不惜扭曲历史，把历史变成哈哈镜，以证明现实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不但满清应该万寿无疆，而且也没有必要遵守规矩，让天下苍生仰仗慈禧太后的鼻息。只要把老佛爷糊弄好了，搞一些洋务，让贵族继续作威作福，让后起的高等华人多赚几个银元，不时开一开洋荤，天下就太平了。按照这样的思路，不需要维新派和革命家，有曾国藩那样的忠臣，有李鸿章搞洋务和外交，我们力争做胡雪岩和盛宣怀那样的官商就行了。这样地研究历史，是不是刻舟求剑，是不是痴心妄想呢？
自从看到有些人在21世纪连戊戌变法都无法接受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兴趣与他们辩论了。如果与他们辩论，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之上了。跪在地上甚至趴在地上的人，无法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舍生取义的勇气，探索出来的结果不过是吃亏占便宜的道理，不过是怎样让自己合适而已。
革命不是进步的捷径，不可以轻率地倡导。但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革命是一种突变，而面临突变的时候是不可以用静态的方法来研究的。我们研究革命，就是为了避免由于矛盾的堆积和激化而引起的突变。
在我们被犬儒主义所窒息的时候，辛亥年间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就更加值得赞许。辛亥革命的精神，进取的精神，融入世界潮流的精神，妥协和宽容的精神，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革命先贤建立共和的初衷。
特别是，不要忘记1911年10月10日。从那一天起，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永远结束了……
2006.10.24.夜
再一次感谢东篱小居先生，并且在以后修改时加上参考资料。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