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考古事件追根溯源。（孙文晔）
曹操墓找着了！2009年岁末，河南省文物局在京高调发布了这一消息。始料未及的是，这一考古成果，不得不面对诸多“外行”专家的质疑，近百家媒体的追问，以及民众由惊喜到冷眼旁观的不信任。
消息发布一天后，记者赶到河南安阳西高穴村，这个曾经寂寂无闻的小村庄，已经成了风暴中心，连村民的表情也变得讳莫如深。关于曹操墓真实性的讨论，正由一个学术事件，逐步演变成纠结着地域、文化、商业利益的口水战。
曹操墓今何在？记者试图从寻找和认定曹操墓的过程中，一窥端倪。
西高穴村
2009年12月29日，西高穴村已经随着曹操墓出名了，要找到它却并不容易，出租车师傅说，“从来没人打车去过那里”，107国道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牌。
出安阳城，一路向北，到处是笔直的白杨和无垠旷野。田地间，老树昏鸦，野草枯藤，麦苗沉睡在地表过冬，一派肃杀景象。此地便是古邺城西边的高地，一如曹操的诗，慷慨悲凉。
据史料记载，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击破袁绍，攻占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附近)，开始营建邺都，作为他在北方的根据地，著名的铜雀台也修建在此。曹操喜好登高赋诗，想必也常望着这片土地兴叹。
车轮碾起漫天尘土，南水北调工程正修到此处，整个村落如同一个大工地。村前这条柏油路还是2007年才修通的，此前只能开拖拉机进出。
西高穴村村口，竟然堵车了。村头那两个巨大的蓝色大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
“这几天见到的小轿车、记者和老外，比这辈子见到的都多。”正如看热闹的村民所说，随着墓主人被河南省文物局确认为一代枭雄曹操，昔日宁静的西高穴村变成了瞩目的焦点。
2009年12月27日新闻发布会后，该墓真实性很快就被鉴宝专家马未都、盗墓史专家倪方六、历史学家易中天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质疑，质疑的焦点包括河南省文物局公布的“六大证据”是否充分，现在公布结果是否严谨、科学等等。
此后各地质疑逐渐增多，民众面对截然不同的观点，由惊喜到迷茫，甚至恶搞，河南省文物局乃至曹操墓的地位也随之急转直下，炒作、经济利益驱使、曹操墓是“周老虎”等评论遍布网络。
质疑声中，当地村民和干部都接受了应对媒体的紧急训练，面对记者提问，他们大多是谨慎地闭口不言，继而微笑着走开。“关于曹操墓，不能(随便)谈”，这是记者在采访开始后，多次听到的答复。
曹操墓就在村南的高台地上，比村里其他地方都高出至少两三米，大概有20亩左右的面积。20多家媒体的记者，聚集在警戒线外“望墓兴叹”。荷枪实弹的武警告知记者，除非有河南省文物局的批文，否则不能进入墓葬区。
从警戒线外向里眺望，可以看到两个并排的考古现场，2号就是曹操墓，长长的斜坡直探地下。工作人员揭开覆盖在地面上的白色薄膜，露出长约35米、宽约10米的墓道，尽头是一扇拱形墓门，距地表约有15米。
放眼四周，墓地被光秃秃的杨树围绕，贫瘠的黄土地上，哪有什么风水意义上的青山绿水？曹操逝于公元220年正月，也是冬日未尽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番景象吧。
曹操为什么选择了这里？考古学家如何发现了这里？单是西高穴村的名字就充满悬疑，曹操墓又称高陵、西陵，而这个1800年后的地名，几经变迁，竟然就叫西高穴。
今年71岁的许作民老先生说，安阳当地很多村子的名字在宋朝《相州志》中都有全面而准确的记载，至今变化不大，有的只是音同字不同。安丰乡一带的地名很多与曹操有关，从西高穴村向南走出5公里，有个地名叫亮马岗；向正东走7公里左右，就是河北省的习文村、讲武城村，据说是曹操率军驻扎此地后，和部下习文、讲武的地方。
在正在编制的《安丰乡志》中，西高穴村在明朝之前并没有记载，清朝、民国时这里叫做西高榭，现在则是个有700多户、2000多人的大村，村内并没有“曹”姓村民。
鲁潜墓志
大墓外，63岁的徐玉超戴着护耳，站在人群里，和记者们一起从早上观望到下午。
村民们不时开玩笑说，他“中了彩”，连家里“都成了旅游点”，他只憨憨地摆摆手。和其他村民不同，这位前砖厂厂长，是曹操墓发现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曹操墓考古发掘队队长潘伟斌曾多次公开表示，多亏徐玉超找到了鲁潜墓志，才确定了曹操墓的方位。
村子附近到处是千沟万壑的黄土堆，多是被小砖窑取土给挖空的。徐玉超过去总是抱怨，“地表下一米的黏土很少能用，土里夹杂着破砖烂瓦，还有三个腿的陶罐，因为败兴，我们都打烂它，也有人卖给文物贩子，10元钱”。不过，就是1998年4月23日开砖厂取土时，他在村西北的一片黄黏土中发现了鲁潜墓志。
“一块一尺左右黑不溜秋的石碑，我用铁丝刮了刮，发现上面隐隐约约有些文字。当时觉得比较稀奇，就把这块石碑抱回家了。”这块墓志埋在地下2米深处，高20.7厘米、宽31.3厘米，魏书志文，共14行126字。
徐玉超到现在还能背得出墓志的关键内容：“(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古文中，“决”通“穴”，高决桥就是高穴桥，墓志铭明
确记载了从魏武帝陵到鲁潜墓的距离。可惜，徐玉超并没有发现墓葬，甚至一丝腐朽的棺木。
墓志志文还写明，墓主为鲁潜，其官至后赵大仆卿都尉，正三品官员，属于朝廷的重臣级别，卒于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比曹操晚125年。
发现墓志的消息很快就传开，并迅速传到了村外人的耳朵里。隔壁渔洋村的“土博士”龙振山也是其中之一，他找到徐玉超，做了拓片，开始了对曹操墓地的研究。
一拨接一拨的人去他家看，徐玉超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法子，“留着吧，即使卖了也不会有几个钱，还可能犯法”。他把当时在外工作的大儿子找了回来，这个“见过世面”的人，又找到安阳市文物局。
1998年5月14日，该墓志正式交给安阳市文物局，文物局做了一份墓志的拓片，留给徐玉超当纪念。这两天，徐玉超又见到了当年收走石碑的工作人员，他提起捐献文物应得的奖励，回复是“申请了，还没批下来”。
西高穴村向西不到1公里就是渔洋村，这个村庄因遍地是“宝”而在当地出名，中华6000年的历史，从殷商到“文革”都能在村里找到相应的历史遗存。渔洋村能够被发现，64岁的村支书龙振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他现在最得意的事是“第一个说对曹操墓位置”。
曹操墓发现后，来龙振山家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走进他家那间20多平方米的西厢房，观赏1000多件展品。这些文物都是龙振山30多年来从田间地头捡回来的，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卜骨和陶片、商代的陶鬲、战国的鼎壶、汉代的耳杯、东魏的瓦片，到北齐的泥像、宋代的瓷片、明代的青花、清代的小盘等等。在斗室里展出的，只是他的三分之一藏品。
龙振山曾经在《华夏考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通过分析《鲁潜墓志》，断定曹操墓应该就在西高穴村附近。这篇文章最早完成于1999年，但由于他是个农民，一直没有受到杂志社的重视。修改了30多遍后，2003年才得以发表。
龙振山换算出1420步是1.74公里，他找人用米尺测量了一天，在家里画了一个草图，确定曹操墓在西高穴村西，并据此画出了曹操墓区示意图。与这次认定的曹操墓相比，龙振山画的墓地要稍微偏西北一些，两者误差在500米左右。
2002年，《殷都学刊》第四期还发表了安阳博物馆一位助理馆员的文章，作者是党宁，题目叫做《由“鲁潜墓志”探寻魏武帝陵》，此文十分肯定地表述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与现在发现的曹操墓位置相差无几。
不过，这些看似确凿的论文，并没有在考古界得到认可。
专家经过鉴定发现，从墓志碑周身残存的泥土来看，碑石显然是移动过的，也就是说，墓志碑有可能是盗墓贼在盗墓过程中遗弃的。
发现了鲁潜墓志，却没发现有鲁潜墓。以墓志所在地为坐标推论鲁潜墓地，再由此推论曹操墓，推论的推论，显然毫无根基。曹操墓究竟在何处？再次陷入迷局。
不过，鲁潜墓志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在十六国后赵时期，这里就有曹操墓的传说。这块墓志还表明，曹操墓在邺西西门豹祠西原上的区位是不错的。
除夕炮响
刘心长是邯郸历史学会会长，曾出版过专著《曹操墓研究》，他三次到出土鲁潜墓志的地方进行实地勘察，
并在2004年撰文，论述了这块墓志尚存的诸多疑点——
曹操墓没有陵，是“因高为墓，不封不树”的，地表没有任何人为标志物。所以墓志记述的曹操陵墓很可能是来自民间传说。
墓志出土的地点在漳河之阴，这是魏晋以后相墓所忌的。按当时已用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墓标准，玄武为北，为龟象，为冈丘地貌，西高穴村西北一带不具备这个条件。
另外，曹操曾在这里兴修水利，建天井堰，灌溉条件较好，是较为富饶的地方，与曹操遗命要求葬在“瘠薄之地”的标准不符合。
还有，墓志出土的地点北面就临靠漳河，不能再埋葬陪葬的诸多公卿大臣列将，这一点也与曹操遗命中让亲信陪葬的要求不符。
尽管被刘心长质疑了，但对盗墓贼而言，如此精确的坐标，真可算是藏宝图。
1998年6月28日的《中国文物报》，对鲁潜墓志的发现进行过报道，并公布了“鲁潜墓志”全文，关于曹操墓最早也最具体的记载就这样被公之于众。
徐玉超说，“发现鲁潜墓志不到半年，就有人上门求购，开价从一开始的300元涨到了3万元”。此后，还有一些手拿洛阳铲的陌生人，在西高穴村附近出没。
所谓洛阳铲，是一种直径约十二三厘米的空心钢管，探头一端被削尖，尺寸稍大，约有15厘米左右。洛阳铲的功能，主要是取土。插进地里后，拔出来看土壤颜色。土壤经年累月，会自然沉淀成5层，是生土。但墓穴边的泥土因为被夯实了，土壤间的颜色界限是被打乱的，是熟土。有经验的盗墓贼，一眼就能分辨出生土和熟土的差别。
发现有熟土后，洛阳铲可以用螺丝帽连接加长的方法，一直往深处钻，直到触到墓穴的砖墙。发现砖墙后，洛阳铲还能填装炸药，进行爆破。
村民讲，曹操墓所在位置之前是个高高的土丘，常年驻扎着徐镇海的砖厂，砖厂挖土造窑，将土丘渐渐挖低，露出熟土——墓葬的夯土层，甚至还有一个大洞，这就让盗墓者给盯上了。
在考古现场，徐镇海的取土点现在仍清晰可见，曹操墓后部西侧，有个约5米的深沟。
村长徐焕朝说，“2005年除夕晚上，大家都在放鞭炮。盗墓者也选了这天晚上去放炮。虽然炮声很响，不过大家并没在意。直到人们看见盗洞，才知道有盗墓贼来过了。”
这是近10年来墓穴第一次被开启，盗洞的位置显示出盗墓者的“老到”。
盗洞靠近一处断崖，断崖下是一块玉米地，不易被发现。因为砖窑常年取土，挖去了表层泥土，因此盗墓者只需要炸开约3米的土层，就能触及墓穴的砖墙。
安丰乡派出所披露了这一盗洞的情况：“紧邻断崖处一盗洞，直径1米，垂直深度约3.5米处向东呈斜坡状延伸，然后穿透墓室，所有墓室扰乱严重，前室及耳室的规模因现代扰土封无法测量。”
同年，贾振林从异地到安丰乡任党委书记。过完春节，他从徐焕朝那里听说有人盗墓，立即来到5里地外的现场查看。看完后，他一边指示随行的当地派出所进行破案，一边要求村里派人将这一盗墓洞封上。
也就是在过问盗墓时，贾振林第一次听说了“东汉墓”、鲁潜、曹操等历史人物与安丰乡的渊源，空闲时，他特意翻阅了《三国志》、《晋书》等有关记载曹操去世的文献。
正史中关于曹操墓址的唯一参照物——曹操临终前所说的西门豹祠，就在安丰乡境内，这让贾振林越来越坚信曹操墓就在安丰乡。
西门豹祠
西门豹祠遗址在曹操墓正西一公里处，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村一处临公路的高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祠堂早已不存，只留下三四个古碑，其中两个字迹已经湮灭不清。而另两个则为民国和清朝道光年间的。道光二十七年《重修邺二大夫祠记碑》碑文记载：西门豹祠建于北齐天保中，自明弘治年始春秋祭，道光九年祠堂被地震震塌。
眼下，这座南北朝时期的遗址人迹罕至，冬日里愈发荒凉。曹操墓和这座破败的西门豹祠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西门豹是战国时一个“不信邪”的邺令，他初到邺城时，就发现这里百姓深受“河伯娶妇”的困扰。西门豹把巫婆投入了漳河，又发动百姓开凿了漳河十二渠，使邺城很快成了魏国的重镇。由于西门豹治邺有方，当地人民为他修祠建庙，西门豹祠由此而来。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寿数将尽，曹操特地颁布了一道《终令》，安排身后之事：“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看来，曹操对自己建功立业的邺城有着特殊的感情，更敬仰西门豹治水的英明，希望自己的墓地与西门豹祠比邻。
两年后，这位“乱世之英豪，治世之良材”病逝于洛阳，临终前，他留下《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殓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终令》还是《遗令》，都提到了“西门豹祠”。因此，只要能确定西门豹祠的位置，曹操墓就八九不离十了。
遗憾的是，到了北齐天保九年(公元559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因天旱求雨不灵，毁掉了西门豹祠。到了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更彻底地毁掉了邺城。
历史上有名的邺城再也没有重建，漳河连年泛滥，邺城地面遗迹已极稀少，著名的铜雀三台尚存二台残迹，城垣已荡然无存。西门豹祠虽然不断重修，但已不复是曹魏时期西门豹祠的原址。
在临漳一带，西门豹祠就有多处，安阳、磁县境内，亦有西门豹祠。那么曹操《遗令》所指的西门豹祠，究竟是哪一座呢？北齐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前些年，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征集到一个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距曹操去世120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西门豹大夫刻像，重建时间、面积、官吏参加者等重建西门豹祠的情况。
这一石刻是目前全国惟一一件反映西门豹祠的实物，虽然是介绍后赵时期西门豹祠的，但距曹操去世只有120年，其中提到的西门豹祠殿基应是曹魏时西门豹祠旧址。
据查，这块石刻就是二十多年从眼前这个西门豹祠附近一个取土点发现的。勒柱石刻，再次缩小了曹操墓的范围。
刘心长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饶有趣味地发现，这一带的村庄名称也似乎与陵墓有关。在这儿，有个村子叫武吉，很似“武帝”的谐音。武吉村的西北不远，是西曹庄村，可能与曹操墓守陵人有关。武吉村东北不远是朝冠村，可能与祭陵整衣冠有关系。
2004年，他撰文提出了“西陵墓田”的大致范围：河北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讲武城乡西部以及河南安阳县安丰乡共大约5平方公里的地面。
这5平方公里位于邺城遗址之西，是地势比较高的黄土塬地貌，漳河水不可能冲决淹没，而古代的引漳水渠亦不能浇灌，现在仍有一些土地难以耕种，符合曹操《遗令》和《终令》中所说“邺之西冈”和“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的特征。也符合“公卿大夫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的要求，又是站在城西北的铜雀台上西望墓地的最佳视野。
高手出马
2005年，鲁潜墓志再次走进了专家的视野，这回出手的是“高手中的高手”。
曾担任过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的常俭传透露，2005年4月，他退休后被安阳市政府聘请为顾问，协助安阳进行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在协助殷墟“申遗”的空闲期间，他又想起了鲁潜墓志，这个迄今为止关于曹操墓位置最早和最具体的记载。
2005年10月份，他和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等人先后四次赴渔洋村、西门豹祠遗址、甄夫人墓以及河北临漳县的雀台等地进行考察。
在渔洋村龙振山的文物展室里，他发现了一些三国时期的文物，如门钉及瓦当等，不由心里一震。“那么大的门钉和瓦当，这是帝王才能用的东西啊。这一带除了史料上记载的曹操墓，还能是谁？”
龙振山还告诉常俭传，村民在渔洋村东南地浇水灌溉时，有的地方渗水严重，怀疑地下有大墓。
考察过后，专家们一致认为，应尽快找到曹操墓，而且是刻不容缓。但是，谁出头担这个风险呢？常俭传说，“反正我也退了，我应该干这个事。”
2005年12月12日，常俭传决定以个人名义向省委及其他领导同志写信，建议早日对这一带进行详细的勘测和考古调查。
“我们为什么如此心急呢？因为自鲁潜墓志发现之后，不法分子经常窜到安阳县安丰乡一带进行窥探。由于这里地处两省交界处，行政管理难度很大，文物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再一个是近年来，河北省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在积极研究寻找曹操墓，我们不早日行动，将来可能会被动。”
这位已经退休的局长，一直把在河南找到帝王墓作为一生的心愿。
他在任的时候，主张河南的文化要打“三张牌”：世界文化遗产牌、历史名人牌、历代帝陵牌。这三张牌他已经打出去了两张，龙门石窟、殷墟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老子故里被认定在河南鹿邑。但最后一张帝陵牌却始终没有打出去，河南省境内的历代帝王陵墓大多被洗劫一空。本来很有希望的许岗大墓尽管规格高，规模大，但由于该墓历史上曾被盗掘，没有文物能证明是韩王陵，最终只能认定是战国大墓。
“从相关资料来看，魏武帝陵应在安丰乡渔洋村东地与西高穴村西地之间，并且当时还应有陵园。”这回，常俭传能得偿所愿吗？关于曹操墓的一切还仅仅是推理。
专家探墓
2006年5月，当贾振林得知西高穴村的盗洞再次被人打开后，受好奇心的驱使，从10多公里外的南水北调工地请来了考古专家潘伟斌。
潘伟斌是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多年在野外从事一线工作。他主持的安阳固岸东魏北齐墓地挖掘，入选了2007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最近5年来，他一直配合南水北调工程，进行抢救性发掘。南水北调总干渠从安丰乡的东部经过，考古队也赶来进行抢救性的保护。
“当时没带照明工具，墓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潘伟斌回忆，当时他让村主任徐焕朝用绳子绑着把自己放进盗洞，成了第一个进洞的考古工作者。
刚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就没电了，他只得在七八分钟后离开了现场。说起这段，潘伟斌有些追悔，“虽然时间短，但我可以肯定，前部的墓门是关着的。可发掘时，连墓门都毁了，从墓内被打开了。”
研究墓穴照片后，潘伟斌告诉贾振林，“虽然不能确定这就是曹操墓，但从墓地的规模和结构来看，墓穴主人的年代应该是东汉时期的，而且级别很高，至少是王侯一级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初步判断？第一，墓葬结构特殊、规模很大。第二，墓砖的规格厚重，是定制的。第三，因为盗洞已经拆过墓壁，根据墓壁建造的方法，很像我们以前挖掘的汉墓。”
此前两年，潘伟斌曾出版过专著《魏晋南北朝隋陵》，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的皇帝陵墓。但是，类似的墓葬他只在洛阳邙山上见过一处，那个墓葬也已被多次盗过，没办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贾振林赶紧问：“现在发掘，行不？”
“不行！”潘伟斌想都没想，因为考古发掘一需政策，二需资金。
采访中，记者问潘伟斌，难道您不好奇吗？他说他第一次钻进去，就想到了曹操。“但我们的原则是就地保护，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不建议挖掘。”考古这个圈子的人都知道，“挖掘了以后，不如放在原始位置保护得更好。”而且，我国有明确的政策，严格限制发掘帝王陵，定陵的发掘就是个教训。
于是，盗洞回填，贾振林嘱咐派出所重点保护，安排日常的巡查。
尽管没有发掘，但潘伟斌却对大墓主人进行了一番考证。2007年，他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曹操高陵今何在》。
潘伟斌说，按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的“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而从卫星地图上测量，安丰乡西高穴村墓址就在西门豹祠正西不远处，东距铜雀台约三十华里的地方，位置十分相符。
历史上还记载魏文帝曹丕曾从水路上前往祭奠其父亲，沿漳河溯流而上，而西高穴村西不远处的渔洋村就有古渡口，也相吻合。
潘伟斌还考察了鲁潜墓志，并认为鲁潜墓就在此地。“徐玉超带着我们去指认那块墓志发现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坑，比附近地面低六七米，可见已取土多年。我们相信鲁潜墓的位置就在那里，至于为何没有墓，很可能是被砖厂历年取土中被挖掉了。”
经过历史的分析和考古的印证，潘伟斌把曹操墓的范围一步步缩小，所得结论是，曹操墓就在西高穴。
不过，考古学家的工作如同刑警办案，不管逻辑多么充分，最终还是要看证据。在没发掘出东西前，这里还只能算是“东汉大墓”。
笨贼欺祖
虽然明知此墓非同小可，但由于所在位置比较偏僻，采取的保护性措施不够，这座“东汉大墓”自2007年以来，又先后被5批盗墓贼“光顾”。
“曹操墓中出土的一件画像石是我们追回的第一件文物。”安阳县公安局安丰派出所所长王国平说的这个画像石，上刻船舶、人物等精美图形，线条流畅优美，还刻有“主簿车”、“咸阳令”、“纪梁”、“侍郎”、“侍吏”、“宋王车”等字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研究价值，是认定曹操墓的重要证据。
为了追回这件文物，当地公安机关费尽了周折。
2008年2月，安丰派出所副所长张燕平在摸排中获悉，赵村村民吴某等人曾经盗掘过西高穴村的古墓。传讯后，吴某又交代出其他11名涉案人员，并招供说，从古墓中盗出一块雕有精美图案的石碑。在公安机关的劝说下，同案犯把被盗的石碑送到了派出所，并向警方投案自首了。最终，吴某被判了3年，缓刑3年。
曹操墓火了以后，有媒体采访了吴某，他表情复杂地说，这两天才知道当年盗的是曹操墓。从他描述的经过看，这次盗墓并没什么技术含量：
5人放哨，6人入洞。松开手，感觉自己是踩在松紧不一的土上。洞内积土很深，自己离洞外仅2米多深。在6只手电的晃动下，发现这是一个大的墓穴，各个墓室都早被打通，四处搜寻，除了黄土外别无他物。用铁锨向下挖了挖，一无所获。天快亮了，正相对苦笑时，“哐当”一声响，就这么挖出了上百斤重的画像石。
在盗墓这条产业链上，吴某只是最低级一环，即“下苦”和“腿子”，负责从墓中盗出文物，领取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的辛苦钱。雇佣他们并为盗掘出资的人叫做“支锅”，通常由有一定经济实力，并负责将货物出手。再往上，被称为“掌眼”，都是外来人员，有寻宝和鉴宝的能力。
“这一盗墓团伙是我们打掉的第二批。”王国平说，派出所共破获了5起盗墓案，抓获了38个盗墓贼，他们作案对象都是“东汉墓”。
2008年9月28日晚，派出所值班民警又接到群众举报。王国平安排民警抄近路突然出现在古墓四周。
当时古墓外有两个犯罪嫌疑人在望风，见到民警出现后，拔腿就跑。民警从盗洞口一看，4名盗墓人正在墓中热火朝天地进行挖掘。瓮中捉鳖还能跑了不成？这4个人眼看无路可逃，只好乖乖地揪着绳子被民警拽上来了。
在中国盗墓史上，曹操本人可算是盗墓行当的“祖师爷”，他若看到这些笨贼的猥琐勾当，不知作何感想。
在“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所作的檄文里，曹操盗刘武墓有三条特征：盗墓时，曹操亲临现场指挥取宝，这在盗墓名人中是比较少见的。曹操还在军中设置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专司盗墓。盗墓中“所过隳突，无骸不露”，破坏得很彻底，也是曹操所为。
别看这些现代的盗墓故事并不精彩，远比不上曹操当年盗刘武墓传奇，但那些由盗墓贼们挖出、后被警方追回的文物，却为曹操墓的认定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除了画像石外，警方还追回一块汉代石壁、一块上题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字样的石牌和一个上题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的石枕。题刻有“魏武王”等字样的石牌和石枕被警方追回前，曾辗转流失在民间，最初被人以各25元的价格收购。
为办案需要，警方与河南省文物局鉴定专家联系，邀请专家对这一古墓和文物进行鉴定。省里的专家经过现场勘查后，认为该古墓葬“规模宏大，埋藏较深，结构复杂，建筑考究，结合画像内容，墓主身份应为王侯级别。”
这座“东汉大墓”再度引起了关注，保护难度也就更大了。
墓室求证
2008年11月6日，常俭传给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及市长张笑东写了一封信，寻求安阳市政府支持，信中说，“如果一旦发生我的建议失误，而导致您的决策失误，我有勇气向您二位和安阳人民作检讨。”省文物局也主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力挺对“东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2008年12月12日上午10时，在曹操墓的发掘仪式上，常俭传拿着扩音器，如同祷告一般与墓主人对话：“魏武帝啊，我们今天来挖这个墓，是为了保护您，如果再不挖，就会被盗墓分子盗完了。”
这个讲话是他即兴发挥的，他希望魏武帝曹操在天有灵，会把东西留给考古队。不过，潘伟斌却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内心充满了失望。挖掘了10个月，没有找到有价值的文物。”
考古工作有着严谨的流程，包括钻探、航拍、设计发掘方案、分层清理土层、照相、测绘、编号等等，都有一定之规，这是个漫长的发现过程。
2009年4月，他们才发掘到了地下1.7米处，发现了汉代地面及墓道。此后，考古队请专家论证了发掘方案，这才沿着道口一厘米一厘米地往深处发掘，在离地面15米的地方，终于发现了墓门。
设计者对于墓道的安全措施考虑得非常周密，墓道全部用夯土层层夯筑，墓门为一厚重石门，室门外砌了3道砖墙，总厚度达到1.2米，非常坚固。
常俭传说起10月7日第一次进入墓中的情形，“看到墓内的惨状，当时就想哭。墓主人尸骨散落一地，一个头骨被盗墓贼踢到了墓门口。墓里遗留的矿泉水瓶子上日期有2007年11月的，还有2008年9月的，说明在我们发掘前不久盗墓分子还在疯狂地盗墓。”
可能什么也没有，但潘伟斌还是很兴奋，这比他挖过的任何一座汉墓都要大。“4个侧室全都有石门封闭，墓砖长55厘米，重约50斤，所有的墓砖都是为这个墓专门烧造的。可见这个墓的建造和设计非常讲究。”他想，墓的规格那么高，形式那么复杂，不管是谁的墓，不管能否找到东西，也要把它清理出来，这就是考古成果。
墓室里堆满了淤土，足有3米多高。网筛、水淘，队员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已经过去了10个月。
终于，考古队在墓门口找到了一块头骨。“这块头骨，有头盖骨，但下半部分保存得非常不好。”潘伟斌说，至于是不是曹操，得听专家的。
清理侧室后，陆续发现了另外两具女性遗骨，一些陶器和铁器。还发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铁制铠甲，铠甲呈鱼鳞状，似乎是挂铁甲的架子锈了，掉落下来。这都说明墓的主人应该是一名军事统帅。
但谁能说这个墓就是曹操的呢？
2009年的第一场雪给他们带来了好运气。
“那一天下午5点多，都快下班了，石牌是我亲眼看到从土里挖出来的。”在老考古队员尚金山的考古日记上，赫然记录着，“2009年11月8日，扰土里发现残缺石牌，残长9.5/8.3厘米，宽3厘米，厚0.6厘米，上面有一圆孔，上有洞环链，正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发现地点距前室西壁3.75米，距南壁1.4米。”
石牌裂成了两块，一块上有个残破的“魏”字，另一块是在两天后才找到的，两者吻合得天衣无缝。当媒体质疑铺天盖地时，尚金山忍不住站出来说，“这是武器的说明标识，就像商品的商标，旁边就是那个武器大戟，只是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这怎么作假？”
12月22日，考古队又意外地挖到59枚小牌，术语里叫“潜册”，潘伟斌说，“实际上这是陪葬品的清单，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些小牌，把本来确定在12月25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推迟了两天。”
最终，刻有“魏武王”的石牌共找到了8件，其中7件均为科学发掘出土。
解密曹操
虽然墓葬被盗严重，但在近一年的时间内，考古队员先后从墓穴中发掘出了250余件文物，有铁甲、铁剑、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刻铭石牌等，其中象征墓主身份的8件圭形石牌尤为珍贵。
2009年12月13日，在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的陪同下，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史专家梁满仓，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专家郝本性等十几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再次来到安阳，召开了第二次论证会。
郝本性说，专家们认定安阳西高穴东汉墓确为曹操墓，而且看法是非常一致的。“意见这么统一，在以前的考古论证会上，是比较少见的。”
始料未及的是，六大证据一经发布，掀起了全民考古热，网上各种分析连篇累牍，文史专家相继发言。论战中不乏误读，比如有专家说画像石上画的是“垓下之战”，其实那是“七女复仇”；有专家分析说墓中两女是投毒而死，但潘伟斌回应“头盖骨照片一张都没有外泄，专家是怎么看出来的？”
刘庆柱觉得，一些专家的发言不严肃，“提问前应该查一查相关资料再说，不要提外行问题”。他说，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杜金鹏则把曹操高陵引发的争议称之为“高陵现象”。所谓“高陵现象”有两个层面的东西，即学术研究层面和公众参与层面。他说，学术研究有一个严谨而漫长的学术历程，但公众并不太关注研究过程，希望尽快得到一个结论。
显然，曹操墓已经不仅仅是考古界自己的事，人们正试图重新解读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如同一个小姑娘，被随意打扮”太多年了——迫切需要展示其人的“铁证”。
如果这里真是曹操墓，那么曹操生前要求的“薄葬”，确实做到了。历史中，有关“薄葬”的诏令颁布过不少，但真能“薄葬”的帝王却不多，在“薄葬墓”中发掘出土的宝贝也比比皆是。但出土器物已经说明曹操践行了“薄葬”、“不封土”、“无藏金玉”的承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正如曹诗中咏叹的，他早就看开了身后事。
如果这里真是曹操墓，还将证明所谓“七十二疑冢”，所谓生性多疑，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人们由此产生的曲解和怀疑，也尽可以释然了。“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如此宽广的胸怀，才是真曹操。
发掘出的文物中，还有镜台与书案。潘伟斌说，“一般墓葬是不随葬书案，也不随葬床，但是他的书案和床都有，这印证了史书上关于曹操‘手不释卷’的描述。”
考古学家正在通过历史遗存“还原现场”，潘伟斌一再强调，“2号墓的发掘只是一个开始，历史信息还将滚滚而来。”殷墟发掘前后80年，历经几代人，曹操墓的发掘工作又怎么会短？
正在发掘的1号墓墓主是谁？安葬在曹操旁的两个女人是什么身份？哪些大臣武将陪葬在曹操身边？曹操有没有头疼病，他的身高体貌什么样？……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卯(公元220年4月11日)，曹操葬于 “高陵”的故事，其实才刚开头。
潘伟斌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还是且请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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