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族族源看汉藏民族关系。（蒲文成）
[摘要] 文章系统介绍了在藏族族源问题研究中主要的两个观点：同源说和土著说，并从整体历史观和藏汉民族长期交往关系史的角度探讨藏汉民族长期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关键词] 藏族族源，藏汉关系，同源说，土著说，羌
关于汉藏民族关系的研究，多识教授曾指出：“当今研究藏汉历史文化关系的大多数人，纵向只注意元明清三代，最多上溯到唐蕃联姻，似乎这以前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相互没有关系；横向只着眼于西藏或者曾经属于吐蕃的这部分藏族，而忽略了许多族源的语言民俗等广义文化特征方面完全属于藏民族范围的历史上许多部落和民族。这种对于历史缺乏整体观念，人为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只把眼光放在某个历史断层侧面上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对藏汉民族关系的认识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限于某种偏见，而忽略了这两个民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如果抛弃种种偏见，开拓视野，充分利用藏汉双方的历史文化资料，把研究的领域放宽到全部历史文化的范畴，就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和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和‘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版），1991年第2期）他根据自己的多年研究，认为“藏汉民族在人种族源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版），1991年第2期）因此，探讨藏族族缘，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又对了解藏汉民族的亲缘关系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对这一问题学术界长期关注，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时至今日仍不时有研究成果问世。关于这方面的争议，差不多有数十种有关藏族族缘的说法，（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44页）其中一些观点已被否定，基本上取得了共识。目前有影响的是两种观点，即藏汉同源说和土著说。
一、藏汉同源说
这是汉唐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观点，其基本论点是“藏出自羌，藏汉同源”。（贡乔泽邓：《略论藏族族源问题》，《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一），1983年，内部印刷）当代持这种观点较有影响的学者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范文澜先生、原西北大学黄奋生教授、四川大学的历史学家徐中舒、任乃强、冉光荣等教授，四川民族研究所的李绍明、周锡银先生，西北民族大学的多识教授，青海民族学院的李文实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龙西江研究员，青海省委党校的贡乔泽邓先生等。虽然各研究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具体结论有所差异，但共同的看法是藏汉两个民族在族源上有血缘渊源关系。有的直接认为，古代的羌人“是青藏高原的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其后裔就是今天的藏族。”（龙西江：《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夏、周两个朝代都是来自西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的古羌人进入中原建立的。”“位于西藏的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逐渐从今青海省的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的。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它们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青海玉树嘉二十五族、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部族，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夏）部落，是我国古代夏王朝的同族，吐蕃亦是夏的部落。
不少研究者认为，要了解藏汉民族的历史亲缘关系，首先要了解现代藏人和古代羌人的关系。古代羌人和汉族先民之间的关系在汉文中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史学界已有明确的解说。《国语羌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说，炎黄同根，是同胞兄弟，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作为中国华夏民族的“华”与“夏”，原本是中国古代两大民族的自称，“华”系先进入中原地区的炎帝族，炎帝姓姜，是西戎羌族的一支；夏为姬姓，乃黄帝族的后裔。传说中炎黄两族曾合为大的部落联盟，并融合东方夷族等而形成华夏族。这说明炎黄子孙之族源是多元的，其中古羌人是重要的一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现代藏人和古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受语言文字的限制，对双方的历史文化、称谓习俗、藏语的古今音变和方言差别等缺乏全面了解，从而忽略了从大量的藏汉文历史资料和众多文化现象中去证明藏汉民族在血缘和文化存在的密切关系。因此，只要搞清了羌藏关系，藏族的历史渊源和藏汉民族间的历史亲缘关系便可一目了然。
第一，从历史资料看，汉藏同源。藏族的先民是生活在黄河、长江上游的雅砻江、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羌人。或认为古代羌人“是青藏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其后裔是今天的藏族”（贡乔泽邓：《略论藏族族源问题》，《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一），1983年，内部印刷）。从汉文史料看，各代对藏族有不同的称谓，汉代以前称“西戎”，后来叫“西羌”，到了唐代称“吐蕃”。一些研究者根据《新唐书》等，认为古代藏族（吐蕃）源于西羌。西羌有一百五十多个部落或部族，其中的“发羌”、“唐旄”等部，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住居在青藏高原上，五世纪初叶，又有一些古代羌人和鲜卑人向西南迁徙，成为后来的吐蕃，因此“藏”和“羌”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名称。藏族自称“蕃”，或译为“博”。“蕃”这一名称的出现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吐蕃以前藏地曾有“马桑”九姓作军事联盟首领的时代。《藏族古代史》认为，“蕃人处于马桑种”，“马桑是人种始祖”。而“马桑”是藏文“马羌”的不同方言读音。汉文殷商甲骨文中即有关“马羌”的记载，说明“马桑”时代最晚也在商周之间。一些研究者认为，藏族的先民是生活在黄河、长江上游和雅砻江、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羌人。现在四川藏族中的一部分是古代牦牛羌的后裔。岷江上游羌民自称祖先来自盛产牦牛的地方，把牦牛作为民族的象征，有每年到藏区购买牦牛，焚香迎牛、献牛的习俗。《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汉代凉山一带的牦牛种越羌是战国时南下羌人的一支，纳西族民间传说《创世纪》中说，“纳西族、白族、藏族、甚至彝族是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儿子”、在纳西、白族，甚至彝族的语汇中有许多与藏语相同的成分，如藏语牦牛读“烛”，称长江为“烛曲”（牦牛江），《康熙字典》释“蜀音同烛”。巴蜀的“蜀”是古羌姓，故“蜀羌”即是“牦牛羌”。而牦牛羌的族源可以追溯到炎帝家族。因此藏汉同源确切无疑。
持汉藏同源说的学者认为，作为藏族先民的古羌人和中原华夏民族的祖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到人类早期的文明社会，在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在人种和血缘上处于同源分流和异源合流、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双方在语言、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神话传说、图腾标志等方面表现出许多相同的迹象，有些反映到有关古代羌人和中原华夏人的历史记载中。如《后汉书?西羌传》是记载羌人历史的重要文献，有人认为该书关于羌人渊源的传说，“就是以后藏人关于自己族源传说的原版。”（贡乔泽邓：《略论藏族族源问题》，《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一），1983年，内部印刷）《西羌传》中的戎人出现于夏代，“畎夷”为其始，史家释“畎”为“戎”，是羌人中最先和华夏族接触的一支。“戎”在藏语里是“农业区”或“务农者”之意。这些经营农业的戎人部落地接中原，与夏、商、周、秦来往密切，其中相当一部分加入到当时的夏族中，“是构成华夏族的一支主要成份。”（贡乔泽邓：《略论藏族族源问题》，《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一），1983年，内部印刷）
贡乔泽邓先生认为，“古代羌人，在藏族形成以前就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和共同地域的人们共同体。她是由青藏高原细石器文化时期的居民发展而来。她的某些部分加入了华夏族等人们共同体。其主要部分，则成为藏族族源的主体。”秦汉以来，羌人在青藏高原的东、西、西南形成了三大聚居区，与我国现在藏族聚居区相一致：1、西藏地区。这里古代有很多羌人的土著部落，和东部地区的古代羌人同属于一个文化渊源。“这一聚居区以山南为中心，是古代羌人的文明策源地，它孕育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高原诸部落的吐蕃王朝”。2、河湟地区。是高原东部羌人的聚居区，是湟水流域齐家和卡约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曾向东发展，直达渭河流域，居住在天水、陇西一带的东羌与汉族错居，后来融入汉族之中，称为西羌的河湟、洮、夏一带的羌人成为今天甘、青藏族的直接族源。3、四川西北部地区。古代有“牦牛种”、“越西羌”、“白马种”、“广汉羌”、“参狼种”、“武都羌”……，还有进入这里的“西南夷”，情况复杂，“但他们的主体还是羌人，”“保留着羌人的语言和某些习俗。”（贡乔泽邓：《略论藏族族源问题》，《青海藏学会论文选辑》（一），1983年，内部印刷）
第二，生物遗传学的有关研究证明，汉藏民族在血缘上同源。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孙新甫和现任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江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的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结果发现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2001年5月23日《北京晚报》载的《藏汉同根》一文报道了上海复旦大学生命院及美国休斯顿大学人类学遗传学中心教授金力先生和他的几位合作者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说他们通过DNA的研究，结论认为：在远古时期，汉藏民族原本是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同一种群体，只是在约五六千年前，由于子系的分离、迁移，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和藏族。
不久前，美国哈佛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云南大学的一批科学家通过对中国22个省市的汉族人群以及云南、西藏、青海等地藏族人群的男性Y染色体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汉族人群和藏族人群具有相同的特异性Y染色体类型，这一基因检测结果又为汉藏民族同一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引自西藏网）有人还以为汉藏群体的遗传姻亲关系和古代藏缅群体向西和向南迁移的瓶颈效应推论，大约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盆地并发展成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明的远古人类，是现代汉藏群体的祖先。（王鸿良：《汉藏同根》，《北京日报》，2001年5月23日，第9版）
第三，有关考古学成果认为汉藏两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西藏高原的考古学研究始于西方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探险与考察活动。19世纪后期，随着“西藏学”的兴起，西藏考古发掘有一定进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学者开始了西藏考古的调查与发掘，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工作，在全国普查高原全境2000多处文物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遗址、古墓葬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比较重要的有：藏东昌都卡若新时期时代遗址、拉萨曲贡遗址与墓地、朗县列山吐蕃墓地、昌都香贝墓地、林芝都普石棺墓、山南乃东普努沟墓地、昂仁布马墓地等的考古发掘，时间跨度几乎包括了西藏史前时期一直到以后各个历史时代，为青藏高原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涉及到青藏高原文明的起源、早期与外部游牧部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以及藏汉文化交流情况等。“考古表明，西藏的旧石器文化起源于华北地区，西藏细石器时代文化源于北方草原，而北方草原的细石器同样源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引自西藏网）其基本论据是，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讲，昌都卡若遗址与仰韶彩陶文化系统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文化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与齐家文化也存在某种联系。不仅如此，甚至“西藏以西的克什米尔兹霍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半地穴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有明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尔扎霍姆遗址有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强烈影响的因素，以及不久前印度北部山区发现的前2500年的中国龙的岩画等，都是重要的例证。”（龙西江：《再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刘志一先生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众多碳十四测定的数据和古文字研究的成果，还认为中原地区至少在8000年以前就向中亚、西亚和北欧传播了彩陶制陶术和象形文字。（许新国：《考古所见青海史前文化交流》，《江河源文化研究》，1992年第二期）这一观点进一步支持了我国中原华北地区是青藏高原旧石器文化源头的说法。
考古学方面，甘青地区的成果尤为突出，先后从甘肃临洮县的马家窑和广河县的半山等地发现“仰韶文化”，在甘肃广河县的齐家坪发现“齐家文化”，在青海民和县的马厂沿发现“马厂文化”，在青海湟中县的卡约村发现“卡约文化”，在甘肃临洮县的辛店发现“辛店文化”，在甘肃临洮县的寺洼山发现“寺洼文化”，在甘肃省的民勤县的沙井发现“沙井文化”。在这些地方，均发掘出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各种石器遗物和彩陶文化，证明甘、青两省是新石器文化非常发达的地区，这个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是这里土著居民的祖先，即羌人和藏族的远祖。学术界一般认为，细石器文化在青藏高原有着广泛的分布，自陕甘交界处至青海的东部农业区，其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大体上属于一个发展系统。严文明先生的《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谢瑞琚先生的《马家窑文化渊源试探》等文均认为，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在中原仰韶文化的直接作用和参与下形成的。此后，中原文化又继续对甘青地区的齐家和卡约文化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如齐家文化的玉器、卡约文化中常见的青铜钺、戈、凿、镞等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卡约文化中还出土过相当于二里岗时期的商代铜鬲。（许新国：《考古所见青海史前文化交流》，《江河源文化研究》，1992年第二期）同时，青海古文化对中原文化也有过影响，如陕西宝鸡地区一些半坡晚期类型的遗址中可见到马家窑式的彩陶花纹；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中出土的铜镜与河南安阳殷墟中的铜镜相若，是羌系统文明影响中原地区的证明；卡约文化中的洞室墓、坟丘墓等出现于战国以后的河南等地，说明羌戎文化对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影响；辛店文化也是西戎文化之一，其屈肢葬也曾对周人的葬俗产生过影响。因此，青藏高原的“这种古代文化来源于同中原文化的结合和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对中原文明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许新国：《考古所见青海史前文化交流》，《江河源文化研究》，1992年第二期）
第四，从语言方面追根溯源，发现汉藏民族之间有许多相似性和共同点。语言是标志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主要特征之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着亲属关系的语族，在语言方面的相似性和相同点，以及反映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是体现民族血缘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汉羌同源，在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古词中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古羌语。而藏族既然是古羌人的后裔，那么古藏语就应该是古羌语。这样，汉藏两种语言自然有了渊源关系。语言学家们早就注意到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性，提出了汉藏语系的概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等先生研究证实，我国周代汉语和7世纪的藏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所长潘悟云先生经过大量研究发现，公元7世纪的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时期的读音，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表现出密切的亲缘关系，这是因为藏族居住在雪域高原，与外地隔绝，语音变化较慢。藏语特征虽然在发音变化较大、失去入声韵的汉语北方方言中不太明显，但在保持古音入声韵的闽、粤语等南方方言中特别明显。尽管如此，根据语言学家俞敏的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达500至600多个，（俞敏：《汉藏同源词谱稿续》，《民族语言》，1989年第2期）一些人还将人的身体部位名称、动物名称以及一些其它常用名词、数词、动词等基本词汇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了汉藏两种语音的对应关系。
第五，从原始宗教考察，藏族的原始苯教和汉族的原始道教同源于上古华夏民族的原始宗教。中国原始宗教，或称中国古代宗教，是中国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宗教信仰及其在阶级社会中的残余形态，主要有关于鬼神崇拜的丧葬礼仪以及对雷电、风雨、土地、山岳、河川、植物、动物、天体等自然崇拜的种种表现。一些研究者认为，藏汉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有着共同的底层，在广大藏族地区，后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藏传佛教，除“包括了西藏地方原始宗教苯教的基本因素”外，“同时又容纳了中国汉族道教的某些因素，”道教的“阴阳五行”、“九宫八卦”等主要哲学思想直接来自祖国中原，被藏传佛教密宗所吸收。贡布加的《汉地佛教发展史》也认为，藏族地区的苯教曾受到汉地道教的影响。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的《宗教流派镜史》在讲述汉地道教源流时说：“道士教即苯教之起源者”，并引用其上师的话说道教之始祖“老君与苯教教主辛饶为一人”。（土观：《宗教流派镜史》，刘立千汉译本，西北民族研究室1980年10月印本，202～203页）现在四川省阿坝州嘉绒藏族传为古代牦牛羌的后裔，他们在家中供奉的“牛首人身”大神，正是汉族古代炎帝部族的图腾，也证明了藏汉民族同宗同源的血缘纽带关系。（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二），《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多识教授认为，藏族古文献《五部遗教?神鬼部》中记述藏族信奉的“年”图腾共有七种，其中第五位“人身牦牛头的念酋共公”与汉族传说中炎帝的形象相同。“念”的藏文本意是指称作“羊”的动物和炎热，引申义是凶猛、威严、残暴等，也作为姓氏，指以羊为图腾的部落，是古羌人的一种，其山神羊身人面，类于《山海经?西次三经》中所记载的羌人的图腾。炎帝即藏族“年”人祖先，藏语“年”与汉语“炎”古读音相同，现仍保留在陕甘一带的汉语口语中。（多识：《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二），《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汉藏两族在原始信仰上的许多共同点，使他们在古老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方面也具有不少相似处。其一，有共同崇拜“天”的观念。原始苯教文化认为人类由天神之种演变而来，天神是人类的祖先，天神主宰一切，直到现在藏族仍有口呼青天、对天发誓的习惯，谚语中有不少上天主持公道、决定命运的说法。汉族华夏帝王号称“天子”，王权归属称“天命”，皇朝称“天朝”，皇帝的命令是“奉天承运”，常有设坛祭天习俗，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由“天”主宰一切的思想观念如出一辙。其二，祭天、祭祖等习俗相似。原始苯教的苯教师卫藏称“苯”，安多藏语称“温”，主要职业是主持宗教仪式中的祭祀活动，负责供祭天神、地神、人畜保护神、灶神、山神、地方神、种族神、祖先亡灵、雷公、龙王、瘟神等，与中原原始道教的巫师相同，苯教师与巫师的职业活动有惊人的相似处。其三，占卜等习俗亦雷同。藏族先民信天命、信鬼神，凡国家和部落的政事决策、征战、迁徙、出外办事、婚丧嫁娶等都多卜卦吉凶，决定行止。所采用的各种卜卦方法以及古藏文中保存的占卜记事文与甲骨文中发现的卜辞等相近，特别是用五行的生克关系和八卦的原理预测命运、判断吉凶的古老习俗，藏区常见的鬼神附体的巫觋拉哇和汉地原来戴面具跳神的巫师十分相似，这些都反映了汉藏两民族间共同的文化现象和心理特征。从生活习俗看，古羌人死后焚尸和藏族的火葬，羌人以“彩色涂面”与吐蕃的赭面风俗，农业区古羌人的“邛笼”碉房与藏族的石碉房等均有密切的联系。
二、土著说
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藏族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几万年前就生息在青藏高原，是这里的土著居民，藏族的第一支族源或者说主体族源就是自古生息在青藏高原的这些土著居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土著论的最早传说见于藏文史料中神猴与罗刹女媾合繁衍出藏族的记载：
最初，有一只被观音菩萨点化（或云直接变化）的神猴，住居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附近的山上，后与度母化身的罗刹女结为夫妇，生育出六子，戏耍于泽当，享用非耕耘的果实。后来，由于福分渐失，天然自生食物用尽，神猴前往佛陀处求取五谷种籽，开始以农作为生，后来发展繁衍成六大氏族、十八大氏族，成为雪域土著。他们的后代继承了父系的善良与智慧，也保持了母系的强悍。
这种神猴繁衍人种说，即“猕猴种说”，在其它藏区也广有流传，如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的赛宗山，藏语意为白岩猴堡，当地有许多与西藏雅隆地区类似的关于神猴的故事与地名。这都说明藏族先民是青藏高原的土著。另外，一些藏文史书也认为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就有人类生存，如桂译师循努贝的《青史》、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的《西藏王臣记》等，均认为藏族出自猴裔，雪域自古就有人居住，后有玛桑九部、十二小邦、二十五小邦、四十附庸小邦等统治其地，虽建立了许多分散的小邦，却由于没有圣者观世音的加持，一度没有治理众生的王。藏文史料写到吐蕃王室的第一代赞普聂赤入藏的故事时说，聂赤自天降到雅隆，被十二位苯教贤人（或云郊原牧人和种地老人）看见，用肩扛抬到部落，奉之为王，称之为聂赤赞普（意为肩舆王），说明当地很早以前已有土著居民在从事农耕和牧业了。
持土著说的研究者们认为，羌和蕃是同样古老、并行发展的两支古代部族，羌不是蕃，蕃也不是羌，两者有交往，有吸收，但非同一。所谓藏源于西羌的说法，滥觞于《新唐书?吐蕃传》。在此之前，青藏高原腹地因地理等原因，很少与外界来往，直到隋唐统一，边疆与内地的往来增多，汉族史学家才有了对雪域的了解，才有了两《唐书》中的吐蕃传。此前，唐代和五代史学家对吐蕃族源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杜佑《通典?边防六》讲吐蕃“不知有国之所由”，五代时后晋刘煦等所撰《旧唐书?吐蕃传》中说“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到了宋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吐蕃传》，首次提出“吐蕃本西羌属”，将《通典》中所记吐蕃王室始祖“自言天神所生，号鹘提悉补野，因以为姓”进行移植，改“鹘提悉补野”为“鹘提勃悉野”，成为“发羌之祖”，因“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这样，把吐蕃与西羌、吐蕃王系与发羌拉在了一起。（竿一之：《论藏族的来源与形成》，《青海藏学会论文选集》，内部印刷）对于藏族源于“发羌”之说，格勒博士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发羌”名称最早出现于宋代范晔所撰《后汉书?西羌传》，该书为羌人立传，将西羌历史具体上溯到秦厉公时（前475年—前443年）的无弋爰剑，指出“发羌”是无爰弋剑之后，“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前384——前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豸原戎。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这里的“出赐支河曲数千里”，可能是青藏交界一带，并无确切地望，范晔也并没有将“发羌”和吐蕃联系起来。既然宋人知道吐蕃就是“发羌”，唐以前史籍何以无“发羌”名称，不知吐蕃种落之所出？何以“其种别名号，皆不了纪知”？因此，如著名史学家马长寿所说：“发羌为吐蕃的族源之说，绝不可信。”因“蕃发声近”“发羌”就是吐蕃祖先的观点亦不成立，据《青史》等，“博”或“蕃”源自藏族始祖的王名，《唐书》中的“鹘提勃悉野”、《通典》中的“鹘提悉补野”，都是吐蕃早期王族的自称“布吉”的音转，而《新唐书》张冠李戴，将此移植为发羌之祖，毫无根据。另据汉藏两种文字的记载，古代与藏族发生联系的羌人并非“发羌”一支，而是藏族先人和许多古羌人部落交错杂居、共同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诸多苏毗、羊同、党项、白兰、嘉良夷等古羌人部落，有的早于“发羌”，从春秋战国到隋唐，与藏族先民都有过密切关系，因此藏族祖源不能仅归于“发羌”一支。
一些研究者不仅坚持青藏高原民族土著说的观点，甚至以为青藏高原早期的先民曾有过向其他它方迁徙的活动，青藏高原很可能是不少民族始祖的故乡。他们根据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认为，一切生命来自海洋，地球上的哺乳动物是生物从水中走向陆地的产物，青藏高原在距今一亿六千万年到一亿四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虽是一片瀚海，但到了上新世初期，由于地壳变化，上升为陆地，当时海拔平均2000米左右，那时，这里气候温和，很适合生物的生存。随着高原的不断隆升，生活在森林中的类人猿在气温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不得不走向平地，从事劳动，直立行走，学会了语言，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进化。因此，“青藏高原是一个人类至少生活了一万年以上的摇篮”（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西藏网）），“很可能是人类始祖最早的故乡”（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西藏网））。从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早期人类骨骼看，“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是人类的可能发源地”。（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西藏网））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高原进行多学科综合科学考察，在申扎、日土等县境内采集到大量的细石器，采集点均在海拔4500—5200米的高寒地区，气候严酷，少有人类生存，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类曾在这里大批地生活，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到了全新世以后，高原不断隆起，高寒环境促使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外部世界迁徙。从这一现象推测，青藏高原的古代先民曾有过从高海拔地区向低海拔地区的迁徙，汉族地区传说中的“先秦时期的姜姓，可能来自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可能是许多民族的原生地，他们的祖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西藏网）） “羌人是古藏人在高寒地区向环境相对优越的一些地区迁徙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至于生活在今天山西和陕西一带的华夏民族的先民可能也是从青藏高原向东迁徙的移民的后代。”（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西藏网））也就是说，“早期汉族的形成过程中，至少有古代藏族的参与”。（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西藏网））
基于这样是认识，便否定了中原地区的古居民曾向青藏高原腹地迁徙的观点，认为民族的迁徙和演变与当地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藏族先民从青藏高原进入黄河流域成为古华夏族，是因为黄河流域的生存环境比青藏高原地区优越得多，正是由于优越的生存环境，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在亚洲大陆处于领先地位。这里的古居民当生存能力提高后，在某种外部压力下也可能向相对环境恶劣的地区迁徙，这样就出现了汉族文献记载的黄河流域古居民向西迁徙成为羌人的历史。因此，羌人是“古藏民向中原地区迁徙的后代和中原地区华夏族古居民向西北地区迁徙的后代的混合体”。（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西藏网））
吴均先生认为，有的学者忽视了康藏地区发现的史前文物，坚持羌藏同源实际上是藏族族源问题上的“北来说”观点，有以点代面之嫌，当代西藏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五千余年前，青藏高原就有人类活动，所以说藏族主要来源于本地土著。而发羌、唐牦一类的羌人应是与甘、青、川、滇藏区的藏族有关，汉文史料中没有具体说羌人迁到今日的西藏，而只是提出一个方向，因而北来之说，不一定对”。（吴均：《藏族史略》前言，民族出版社，1985年12月，2页）他认为土著说与北来说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北来说只是对西北古羌人大迁徙过分夸大的结论。同时，藏族的土著也具有多元性，那种只以西藏为土著中心的观点，也是不全面的，从语言的角度看，古代西北、西南诸羌大多操藏语，他们都是现代藏族的先民，从考古学角度看，代表康藏古文化的卡若文化和代表甘、青地区古文化的卡约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存，两系文化又相互交汇，表明青藏高原南北土著，都应是藏族先民的组成部分。
总之，土著说对藏族族源的源和流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对于藏族族源的多元性，特别是汉藏两民族密切的血缘关系，以及汉藏两族先民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对藏族形成的作用则是肯定的。或者更客观地说，青藏高原作为一个广大的民族走廊地带，地理上纵横千万里，时间上绵延数千年，各部族之间互相影响、渗透、混融，在政治、经济、文化、血统上反映出错综复杂的现象，“西藏麇集了许多族源不同的民族，”西藏文化具“多元性和复杂性”。青海李文实先生经长期研究后认为，追溯藏族的族源，应先直接吐蕃王国，再上溯到西羌，最后再溯及原始社会人。公元六七世纪之间建立的吐蕃王朝，由山南一个小部落国统一青藏高原。期间，征服了均属于羌种西部的女国、东部的附国、北部的苏毗、白兰、党项等，并征服了部族为鲜卑族的吐谷浑，进而把疆土扩张到今甘、川、新疆地区，在民族方面包容了诸羌、汉、鲜卑、突厥等各种成分，形成为新的吐蕃族，即藏族的先民。“藏族可以说是宋元间新形成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吐蕃族的流，而吐蕃又是羌族的流，其最早的源，只能是原始社会的蒙古利亚人种了。”（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262～269页）蒙古利亚人种，既黄皮肤的人群，这样又自然地与汉族联系在一起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羌”或“西羌”是我国历史上对居住在西部边境各种先民的泛称或统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被称作“羌”的诸部族散处西部各地，有些最初不一定有密切联系和血缘关系，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自然同化融合，逐步成为新的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国藏族即是这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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