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石家庄选编《毛泽东选集》补遗。
1951年春，毛泽东在石家庄休养了两个月，期间专心修改了《毛泽东选集》1—3卷。《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料，受到有关人士的关注。同时，也有人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补充。笔者现仅就下面两个问题进行补遗和考证。一、毛泽东究竟是何时离京赴石家庄的
1951年1月初，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消息给毛泽东以极大的打击。此时，朝鲜战局大体稳定。为减轻毛泽东老年丧子的哀痛，中央决定让他休养一段时间。毛泽东本人也有外出休息之意，并希望在修养期间集中精力完成《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长的汪东兴提出了三个地方，最后毛泽东选定了石家庄。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何时离京赴石家庄的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为2月初。据时为毛泽东内卫班战士的张木奇回忆，他从警卫连到内卫班的第一天，也就是1951年2月3日，护卫毛泽东离开北京。另据保健医生王鹤滨的文章记述：“1951年2月6日下午6时半，毛泽东离开他在北京西郊的住地万寿路新六所，乘火车离开北京，在大雪纷飞中到达保定，停车过夜。”(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
另一说为2月底，此说主要来自《杨尚昆日记》。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就毛泽东赴石家庄的出行准备工作做了详细记载。在1月27日的日记中，他记道：“田畴由石家庄来电话，称暖气工程要下月5号才能弄好，要我们在二三号再去看。”《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田畴，当时任中办行政处副处长）在2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上午到中南海，处理了一些事情，检查了田畴在石门的工作。”(《杨尚昆日记（上）》，第76页。)（石门，石家庄的旧称）
在2月23日的日记中，杨尚昆记道：“与代远同志商谈专车组成及沿途应注意之事项。”(《杨尚昆日记（上）》，第80页。)（代远，即滕代远，当时任铁道部部长）在2月26日的日记中记道：“约正操、奇清同志到我处，谈外出车辆配备问题。决定明日下午5时动身。下午2时接江青电话，已改为28日矣。”(《杨尚昆日记（上）》，第81页。)（正操，即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奇清，即杨奇清，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在2月27日和28日的日记中，杨尚昆还分别记道：“上午约吕、杨、汪、刘汇报外出准备工作。”《杨尚昆日记（上）》，第81页。（吕，即吕正操；杨，即杨奇清；汪，即汪东兴；刘，即刘复之，当时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10时由铁道部与吕及汪、叶去检车段看车，12时返中南海。”(《杨尚昆日记（上）》，第82页。)（吕，即吕正操；汪，即汪东兴；叶，即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
从杨尚昆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毛泽东离京赴石，中央是做了充分准备和安排的。毛泽东离京赴石的时间也应当确定为2月28日。
二、修改《毛泽东选集》时为何将“与”字改为“和”字
建国前，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各抗日根据地和中央各分局先后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的分散环境，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体例庞杂，多有错误，而且都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建国后，中央决定编辑一部正式的《毛泽东选集》。1951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笔者曾查阅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经过比较发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毛泽东选集》和建国前出版的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毛泽东将原文中的一些“与”字改成了“和”字。例如，1948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共收入61篇文章，毛泽东将其中46篇选编入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并亲自修改了29篇文章的标题。其中，8篇原文标题中的“与”字改为“和”字。这8篇文章是：原标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改题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原标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与任务》，改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原标题《战争与战略问题》，改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原标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题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原标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与谈话》，改题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原标题《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改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原标题《学习与时局》，改题为《学习和时局》；原标题《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改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与”、“和”在汉语中属于虚词，都可作介词和连词，表示词语之间的相关、比较及连接、联合的关系。上述前7篇文章的标题中，用“与”字、用“和”字，意思都正确。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把“与”字改为“和”字呢？
多年研究毛泽东手稿的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举例介绍说：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原标题《政治问题与边界党的任务》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同时，将文中二级标题中的“与”字统改为“和”字。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产生歧义，也是为了使文章更容易为工农干部、特别是普通群众所理解。
在1954年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对“与”、“和”这两个字进行过比较。他认为“与”具有比较强的文言文色彩，因此不主张用这个字，而主张用“和”字。1954年3月初，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专门就宪法草案在文字上的特点作了说明：“宪法是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宣传和普遍遵守的，因此，条文固然要尽量简单，文字尤其要尽量通俗。从这个观点出发，宪法草案的文字完全用白话写成，凡是可以避免的难懂的字眼，一律加以避免。”(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327页。)
在1959年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使人看了不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41页。 )
由此看来，毛泽东把“与”字改为“和”字，不光是为了语言修辞和用字精炼，更主要的目的在于要让广大工农干部和普通群众易读易懂。
〔张建华/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杨广富/河北省档案馆原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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