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国际宣传活动。（王笠铭）
战争不仅是交战两国间的力量抗衡，国际上各利益方的态度与表现对战争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在正面战场对日寇进行有力的军事打击，还重视通过国际宣传工作昭示抗战的正义性，揭露日寇的暴行，争取世界力量的支持，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斗争环境，为推进抗战胜利进程和扩大我党国际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国际宣传活动的总体部署
在1938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国际宣传工作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抗日战争期间，我党没有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国际宣传工作，而是由数个机构先后承担此项任务，有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对外宣传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还有共产党参与的一些民间组织。
1937年底，沿海诸港口相继沦陷或被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阵地。1938年1月初，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廖承志为主要负责人。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香港办事处在港4年的斗争中，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社会和地理环境，紧密团结南下的文化界人士，组成宣传堡垒，一批进步的报刊在香港出现，如《华商报》、《光明报》、《文艺阵地》、《世界知识》，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此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自己办有《华侨通讯》、《抗战大学》、《东江》、《海外青年》等刊物，《群众》周刊也由该处在香港翻印发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外宣传联络、争取国际支援的重要阵地。
我党还参与或领导了一些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宣传机构。抗战爆发后不久，文化界进步人士在中共的影响或领导下组成国际新闻社、第二国际新闻社、全民通讯社、民族革命通讯社等进步媒体，采写发布抗战新闻。这些媒体的稿件一部分由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另一部分是进步人士撰写的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中文稿件寄给海外华侨报刊和社团，外文稿件寄给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使得国际社会逐渐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社团组织中，最著名的是宋庆龄的中国保卫大同盟（保盟）。“保盟”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中文版面向海外华人，英文版主要面向外国读者，也成为我党的一个宣传阵地，发表了许多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抗日活动的文章。
二、国际宣传活动的组织实施
（一）建立国际宣传网，全方位加强舆论宣传力度
我党以对外刊物、图片、广播、影像等丰富的形式广布宣传网，构筑国际宣传阵地。1941年3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出版了第一份外文刊物《中国通讯》，由中共内部交通带到重庆，交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再由他们转发到国外。在陕甘宁边区，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1941年3月创办了国际报道社，一年内出版十三份国际报道外文刊物，不定期外发，宣传中共各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态度与英勇抗战的事迹。1942年7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刊登我军摄影工作者拍摄的战时新闻照片，以英文作文字说明。该画报不仅在边区发行，还通过其他关系转送苏联、美国、英国和东南亚等国。1944年9月，新华社开始进行英文广播，主要播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对敌斗争情况，数字准确，文字细致，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38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电影团，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南泥湾》）等影片，这些反映延安火热紧张生活实际的影片通过苏联散布到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二）借助来华外国友人的力量进行对外宣传
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秋，中国共产党接待了一大批访问抗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并借外国记者之笔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绩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在这两年间，国际友人有20批近百人访问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多到过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作家以及学者还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下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打回老家去》，以及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等，向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拉近了我党与世界的距离。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访问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负责接待考察团的延安交际处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为根本任务，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的实际成绩宣传出去，同时以诚恳、坦白、交往的态度与记者们交朋友。延安之行给中外记者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中外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根据他们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写下了许多生动客观的宣传报道，如福尔曼的《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和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了解延安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以外交的形式展开国际统一战线，推动国际宣传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争取下，1941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观察组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先后听取了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高级军事领导人所作的报告，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敌后战场的抗日根据地和我军的军事素养、作战能力有了直接的了解。美军观察组来延安不仅“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而且也是我党与美国政府进行的直接接触和直接宣传。
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经过反复斗争，我党派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议期间，董必武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会见了华侨代表、美国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上层人物。董必武在华侨演讲大会上的演讲被《华侨报》连载，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董必武还主持出版了英文版《解放区实录》，散发给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外国记者及美国人士，详细介绍了解放区军民在抗击日寇、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就。董必武等人前后在美国活动7个多月，取得了在国际上宣传中共的良好效果。
三、国际宣传活动的效果
（一）大力宣传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抗战初期，为争取国际社会的舆论同情与战争支援，国民政府大量搜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进行宣传，以证明中国上下一体的抗战决心及其持久性。尽管受到国民党一贯的舆论压制，但我党仍不计嫌隙，以大局为重，在武汉会战最紧张阶段，周恩来、邓颖超、叶挺、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共党员及左派人士接受斯诺的采访，1941年集结出版《为亚洲而战》，揭露日寇侵略暴行，赞扬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英勇精神。
（二）引导国际舆论反对国民党分裂行为，维护统一战线
1939年初，国民党的抗日态度开始由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把发挥正确的国际舆论导向作用作为击退反共高潮的突破口，利用外国新闻媒介和国统区内外的中共报刊瓦解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把真实报道传达于国外。“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周恩来先后会见了美国记者斯特朗、白修德，廖承志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说明事变的真相。在中国的外国作家、记者把从共产党人处了解的事实写成报道，引起国际上对中国事态的关切。英美政府派人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并从其战略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停止冲突行为。
（三）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团结抗日，中共打破层层封锁，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使抗战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我党不仅通过对外发电函、在报纸上发声明等方式作宣传，而且还将自己的代表派出去，将国际人士请进来，千方百计找机会与他们接触、交往，共同开展各种反战活动。在各种国际宣传中，我党秉承坦诚、真实的原则，取得了国际人士客观公允的评价，并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的国际宣传过程中，我党的方针、政策、形象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引发世界人民普遍对中国共产党的赞赏和热忱。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共是真正抗日的，是一支有生命力、赢得人民拥护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在国际上的影响迅速增强。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2010年05期《军事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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