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走1300万人生命的旱灾人祸。
去年，云南、贵州等西南5省遭遇的空前大旱已持续了半年多，部分地区的旱情百年一遇。虽然云贵降水丰沛，但历史上也不免遭遇旱灾，1764年云南大旱，滇池就曾干涸见底。中国大地向来多灾多难，尤以旱灾最为揪心。秦汉至清朝两千余年间，共发生了1022次旱灾，平均两年一次。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起连续四年大旱，赤地千里，饥民到处起义，成为明王朝覆亡的导火索。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更是一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从1876年到1879年，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4年遭受大面积干旱，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因饥荒及疫病致死的人共约1300万。
此次灾害是有清一代最大的一场劫难！因以1877(丁丑年)和1878(戊寅年)最为严重，故称其为“丁戊奇荒”。其中河南、山西灾情最深，又称“晋豫大饥”。
“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1875年初，年仅4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北方很多地区便先后呈现出干旱迹象。当年，京师和直隶地区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后，旱情加重，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受干旱影响，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产量减半，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大旱引发的饥荒，致使一些灾民“饥则掠人食”，过境者往往失踪，人们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远行。
1877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jn)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吃下，或掘观音白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裂。当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人吃人”的惨剧便发生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另外一边同样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旱灾的阴霾，同时笼罩在河南、陕西等省上空。许多灾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铤而走险，聚众抢粮。他们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的旗号，拦路抢劫，粮价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隶地区也有灾民组成“砍刀会”，专门抢粮。
而在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以及山东地区，旱灾同样严重，以致“炊烟断缕，鸡犬绝声，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殣（饿死的人）殍不下数万”。
到1878年，大旱持续已三年，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更为严重了。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时候倒死在地上。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河南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9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区，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民众人数，多达1.6亿到2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1300万人，仅山西一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
天灾背后的人祸
“丁戊奇荒”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考查一下清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不难发现，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既是天灾，又为人祸。
自古以来，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1830年，户部检查全国粮仓储备情况时发现，实存粮仅1400万石，缺额达1800万石。到1860年，全国只存523万石了。无怪乎“丁戊奇荒”爆发之际，灾区缺粮，不但无树皮草根可采摘，“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饿死。
同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元气大伤。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银的3/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至少耗掉4亿多两白银，此外还有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他大小战事的军费，以致在1864年，清王朝国库仅有6万余两白银。“丁戊奇荒”发生时，“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仍捉襟见肘。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万两，不足全部赈款的三分之一。
而时局的动荡，更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曾国藩就曾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 频繁的战火、社会的破坏、生态的恶化，严重削弱了清廷和民众抗击灾害的能力。
另外，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许并鼓励民众种植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解除鸦片禁令，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自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5.6万担，中国白银为此大量外流。李鸿章等人于是提议：“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种自产鸦片的方式与洋人抗衡。几年后，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
以山西为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8亿亩），其中60万亩种植了鸦片。山西巡抚曾国荃后来曾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因为种植鸦片不仅侵占良田和劳力，造成粮食不足，而且诱使相当部分农民自种自吸食，影响了健康和劳动能力。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垣曲（山西运城境内）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
卖官筹款 义赈救民
大旱发生后，为了减轻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 清王朝还是多方筹措，采取了多种赈济措施。
首先是赈粮。如山西灾情发生后，曾国荃亲临灾区核实灾情，并按灾情轻重分发赈粮，平粜粮价，广设粥厂，赈济灾民。根据受灾程度，“极贫者加赈四个月，次贫者加赈三个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赈粮的来源看，主要为开放仓储或调运漕粮。整个赈灾过程中，共调拨漕粮约70余万石。
为筹集赈灾款项，清王朝一度同意捐官。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在曾国荃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和实职的空白执照各2000张。曾国荃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
另外，清政府甚至派员前往香港、新加坡、吕宋(今菲律宾)、安南(今越南)等地，竭诚劝募。仅山西、陕西两省就募得银1576万余两，赈粮分别约为176万石和110 余万石。李鸿章称其“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
与此同时，“民捐民办”的新赈灾形式——义赈，也应运而生。上至达官名流、富绅巨贾，下至平民百姓，流民乞丐，就连远隔重洋的爱国华侨也“向风慕义”，踊跃捐赠财物。听到北方旱灾的消息后，南方“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携至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义赈克服了官赈反应迟缓、救济不力等弊端，三年多就募集“百十万之银”，拯救了“百十万之命”。
在士绅集团的积极推动下，临时性的散赈，逐步向制度化、综合化方向发展。1876年，江淮、徐州等地受灾，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十余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两年后，上海协赈公所成立后，各地纷纷效法，一时间，各式各样的义赈组织星罗棋布，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义赈机构还把各地善堂统一组织起来，同时还广泛联系某些新式企业，如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报馆等，使得以往民间的个人“义举”，变成了全社会瞩目的公益慈善事业，创造了一套新颖而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广募赈源，操作流程透明公开，推动了传统赈务方式和手段向近代化嬗变。
灾害发生后，许多外国传教士也投入赈灾活动之中，于是出现了另一种救济方式——“洋赈”。李提摩太是传教士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1877年，他倡导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次年，扩充为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甚至连英国伦敦也成立了英国捐助中国饥荒赈捐委员会。这些组织从海内外募集赈银30多万两，救济灾民不下数十万。此后西方基督教会和其他寓华外国人员相继在上海、天津、山东等地创办各种慈善救济机构，募捐放赈，或与中国官方人士一道施赈。
在华洋人也是这次赈济活动的参与者。据1877年3月《申报》报道，为赈济山东饥荒，上海西商捐银9000余两，香港英国官商筹银1000两。
灾民被逼“走西口”、“闯关东”
这次西南大旱，迫使大批返乡农民工逃离家园，再次进城谋生。与此相对应的是，“丁戊奇荒”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灾民迁徙潮，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闯关东”最为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离乡北上长城口外的蒙古，另谋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山西北部向来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谣，便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
这些从灾荒中远走他乡的逃难人，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口外蒙古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逐渐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多元形态。
与山西类似，受“丁戊奇荒”影响，无以为生的山东饥民，大量外出逃荒，纷纷“闯关东”，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他们抛弃家园，逃至产粮较丰的东北奉锦一带，那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且与山东仅一海之隔，乘船当日可至，因此“闯关东”对山东灾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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