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一幕。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主持，主题是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次会议的记录，现存于中央档案馆，透过会议记录，可以窥见当时会上争论的真实情形。
会上，毛泽东报告中谈到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
一是毛泽东提出，“我认为在事变后应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名义上又不是全国政府。”毛泽东还主张：“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
对于毛泽东这一见解，周恩来首先提出不同的看法，周恩来说：“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显然，他并不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张闻天在经过长久思考，终于开腔，他明确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不过，保安窑洞里的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如何处置蒋介石。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审蒋”、“罢蒋”、“除蒋”。他说：“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
对于杀不杀蒋介石，周恩来、张闻天都没有吭声，张闻天含蓄地说：“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
“西安事变”刚发生，中共中央便在12日晚12时，13日凌晨4时，13日下午4时，三次电告共产国际。
13日夜，共产国际的复电终于到达，复电颇长，分三大段。但第三点中关于蒋介石的处理与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审蒋、罢蒋、除蒋相左。
紧接着，斯大林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蒋介石，必然进行内战，但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因为在斯大林看来，作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张学良不够格，毛泽东的力量还太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号召力，能够成为统率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抗日的领袖。
据说，当斯大林的电报到了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曾颇为想不通。
共产国际除了给保安发电报之外，也给上海的潘汉年发电报。潘汉年去南京时，宋美龄和宋子文要求潘汉年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不要杀蒋介石。只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潘汉年如实地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见。
16日，共产国际复电潘汉年：“所见甚为正确，已致中共中央，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也就在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起草并签署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最明确的指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一定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虽说毛泽东初接斯大林电报，曾想不通，来来回回在窑洞里踱来踱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的反应纷至沓来，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置老对手蒋介石。18日上午，周恩来在会晤杨虎城后，又发来一电，更促使毛泽东改变对蒋策略。
周恩来这份电报所透露的最新信息，是极为重要的：一是宋美龄、蒋介石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行动，“倒蒋”将会造成汪精卫当政，那会比蒋介石更糟——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汪将回国”这一严重的动向。
周恩来、张闻天的劝说，斯大林的电告，宋美龄、宋子文愿意和谈，蒋介石态度转变，汪精卫准备回国......这一连串的变化，终于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报提出五项条件，然后指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这份电报与在三天前——亦即15日毛泽东等15位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电报所云“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决”已有明显不同。这意味着毛泽东已回复到他自己在1936年9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指示，即“逼蒋抗日！”的正确道路上来。
正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及时接受了周恩来等人的正确主张，做出了适时的策略调整，才使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从而促成了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国共两党关系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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