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队的编制与部署。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是人们熟悉的谚语，军队是由士兵组成的战斗集体，要组编为一个单位，才容易指挥调动，并可以计算兵力。军队的编制就是军队组编士兵的方式。现代军队编制一般都是统一的，在平时和战时的编制基本相同，要调动的话也是成建制的调动。但中国古代军队往往有两种编制，一种是平时组织训练的编制，另一种是战斗部队的编制。当要组建参战部队时需要打破原来的编制，将士兵重新组织到新的战斗编制中去。
中国古代军队编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的固定编制规模逐渐缩小，越到后来，千人以上的部队就越是习惯于采用临时组编的办法来编成。
1、什伍之制
5进位以及10进位制是人类普遍采用的记数方法，因此也很早就用来计算并编制士兵。中国古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就是一五一十点数的“什伍”之制。另外古代展开军队作战时往往会排列左、右两路或左、中、右三路的阵势，由此影响到军队有时要采用2进位或3进位（包括其倍数）的编制。
出土的商代墓葬遗址中，殉葬人大多是10人一排，墓外的殉葬坑一般也是10人一组，
陪葬的铜兵器往往也是10件为一捆，或许当时已经有了“什”的士兵编制。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行”字也就是10个“什”，由“百夫长”指挥；10“行”编为“大行”，由“千夫长”指挥；作战时习惯按照左、中、右各一个“大行”来排列阵势，投入战斗的3个大行就称之为“师”，是商代最基本战略单位。据说商王亲自率领的“王师”就是由3个“师”组成。不过根据安阳一个商朝墓葬出土的战车来看，却是5辆一组，前三后二，每辆有3套作战武器，说明每辆有3名士兵；另外前面又有3个殉葬坑，每坑殉葬5人，看来应该是为前面3辆战车提供勤务的徒役。另一处车马坑则是集中埋葬了25辆战车。据此推测，再结合一些史料的记载，商代的战车编制是实行5进位制的。5辆一队，5队、25辆战车组成的战斗单位由“马亚”指挥；而出动100辆战车时的指挥官叫“多马亚”；一次出动的战车如果超过了二、三百辆，就要由商王亲自指挥了。
一般认为商代开创的这种什伍之制后来被周朝继承。周武王伐纣发布《牧誓》就提到“百夫长”、“千夫长”。而周代的军队也是以战车为核心，1辆战车及其配属的步兵合称“乘”，是最小的编制单位。乘战车的甲士是3名，至于配属的步兵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按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司马法》一书的说法，每乘是甲士10名（3名上车作战，7名在车下作战），徒役20名。但也有人认为20个徒役中只有5名承担养马、炊饮，另外15名也参加战斗。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每5乘编为1队，由仆射指挥；每两队（10乘）由“官”指挥；每10队（50乘）编为“卒”，由“卒长”指挥；每2卒（100乘）编为“师”，由“师氏”指挥。周代仍然以“师”为基本单位，但师的数量逐渐增加，据说西周有14个师。
春秋时期军队中步兵比重逐渐增大，根据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每乘步兵从25名逐渐增加到50名、75名，而楚国军队每乘步兵为100名。西周时作战在排列阵势时一般将参战部队分为左、中、右3个集群，号为“三军”，并按照集群的战术重要性又称为上、中、下军，而以总指挥所在的中军地位为最高。春秋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繁，这种战术单位逐渐固定，成为“师”以上的又一编制单位。各个诸侯国编成的军数目不同，有的有3军，有的有4军，有的有6军。军所隶属的战车以及士兵数量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来说在200乘上下。步兵逐渐在独立作战中也形成了新的编制，据《国语》记载吴国步兵的编制，为10进位制的：10人为队，10队为行，10行为旌，10旌为军。
战国时期步兵成为主力，各国编制不尽相同。据《周礼》（一般认为该书反映的是儒家理想中的国家制度，其中有一些是成书时的制度）的说法，步兵每5名编为“伍”，由伍长指挥；5个“伍”（25人）编为“两”，由“两司马”指挥；4个“两”编为“卒”（100人），由“卒长”指挥；5个“卒”编为“旅”（500人），由“旅帅”指挥；5个“旅”编为“师”（2500人），由“师帅”指挥；5个师编为“军”（12500人），由“军将”指挥。而《尉缭子》的说法，可能是魏国的步兵编制：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商君书》提到的可能是秦国的步兵编制，则5人为伍，50人设“屯长”，500人设“五百主”，1000人设“二五百主”。骑兵的编制应当与此相近。
总的来看，早期步兵都以5人为战斗单位。据《司马法》一书，5人分别使用弓、殳、矛、戈、戟，成纵队战斗队形时，短兵器在前、长兵器在后。5个伍排列成一个方阵“两”，两司马为甲士，居中担任指挥。看来这种步兵战术与基本编制配合得很好。
秦国实行全民皆兵，索性将成年男子一律称之为“士伍”。平时按照居住地点就近编伍，由各郡的郡尉、各县的县尉负责训练，警备治安。大规模征发参战时，就由郡尉、县尉率领上前线。
参战时由朝廷任命的统帅进行实行战时编制，委派若干“将军”分领几个作战集群，集群下将各地征发的士兵按其地域集中编制为某一战斗部队，号为“部”，由朝廷委派的“校尉”指挥；部下分为若干个（一般也应是5进位制）“曲”，约1000人，由“军侯”指挥；曲以下按平时基本编制，整编为伍（有伍长）、什（有什长）、队（50人或100人，有队率）、屯（500人，有屯长）。另外每一级军官都可支配约占编制10%的另编人员为随从亲兵，担任警卫、通讯等特别战地勤务。
汉代军队编制沿袭秦代。按照战时编制的常备军逐渐固定，以部为基本单位。部由校尉指挥，因此部有时也称“校”。校尉出缺由军司马代领。东汉时直属朝廷的北军“五校尉”部队称之为“五营”，每营应该相当于过去的部，但编制定额仅千人左右。校尉的级别相当于郡尉（比二千石），军侯相当于县尉（比六百石），屯长、队率相当于县吏（比二百石、百石）。以下的什长、伍长不算官。部以下的编制不固定，根据任务各有几个“曲”；而部以上的编制也不固定，由朝廷根据战略方向、战役任务委派的将军，指挥根据该任务而组编的几个部，构成一支某个战役或战略方向的兵力，有时就称军。将军的指挥部由于要在野地宿营搭建帐篷而称之为“幕府”，朝廷往往给予相当大的人事权力，允许临时任命幕府官员，因此将军出征也就叫做“开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军队的基本编制情况相当混乱，史籍的记载也不明确。总的趋势是部、曲的地位日益下降，成为将领的随从亲兵，其中大多数都是将领的奴仆，没有人身自由，最后部、曲联称，成为法律限定的一种贱民。而将军越封越滥，所领的“军”的员额不断缩小。
西晋时每一军编制仅1500人左右，而东晋时将军踔脸晌?墓俚某坪拧Ｄ铣?跛问苯??哟笾卤嘀莆??⒋保▃huang，原义为军队的旗帜）、队3级，队以下仍为传统的什伍之制。队约有200人上下，设“队主”；若干队合为幢，设“幢主”；一般3幢合为军，1军约3000人。军以上无固定编制，由朝廷临时任命“都督”或“统军”。
关于北朝时期军队编制情况，史籍记载不是很明确。据说北魏时期也是以队、幢、军3级为基本编制。但据说军仅千人左右，则或许是100人左右为队，以上3队1幢、3幢1军。指挥官分别为军主、幢主、队主。军以上编制不固定，根据战时需要组编由“统军”、“别将”、“都督”等指挥。
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对传统军队编制的改革力度较大。据说当时在皇帝之下设6个柱国大将军，每个柱国大将军管辖两个大将军（共12名），每个大将军管辖两个“开府”（共24名开府），每个开府管辖两个“仪同”（意思为仪仗可以与开府相同，总共48名）。这些听上去级别很高的军官实际指挥的士兵实际并不多，每个开府所指挥的是“军”（也叫“团”），但是实际上只有2000人左右；每个仪同指挥约1000人左右。千人以下的编制情况不明，但想来应该还是传统的什伍之制。
隋唐继承了府兵制度，尤其是唐府兵制的编制非常规整。各地遍设折冲府，为组织、训练的编制单位，管辖兵员1200—800人，设折冲都尉，副手为两位果毅都尉；府下辖4—6个团，每团兵员200人，设校尉为主官；团下辖2旅，每旅兵员100人，设旅帅为主官；旅下辖2队，每队兵员50人，设队正为主官；队下辖5火，每火兵员10人，设火长。战国以来传统的“伍”被取消。全国的折冲府数目庞大，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达到了643个，分别由朝廷的12卫大将军统帅。
以上这种府兵的编制只是组织、训练编制，至于府兵上番组成的战斗部队的编制究竟如何，是否仍然和平时的编制相同？盛唐时期各边境军区军队的基层编制如何？尚存有疑问。但很明显的是，到唐中期后，府兵的这套编制已实际被废除。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无所谓平时战时，军队的编制就是战斗编制。到后周时组建基本战斗部队编制：100人为1个“都”，都有“都头”；5都组编为1个“营”（500人），营有“指挥”；5营即组编为1个“军”（2500人），军有“都指挥使”或“都虞候”，或直接称“军主”；10个军编为1“厢”（25000人上下，从战斗中的左、右两翼发展而来），厢有“都指挥使”，或直接称“厢主”；左、右两厢编成一个战略方向的总兵力，一般大约为50000人上下，由皇帝派出的节度使统帅。这或许就是从唐代军队的战时编制发展而来的。
后周的制度被宋朝全盘沿用。宋军以标准为500人的营（一般直接称“指挥”）为基本单位，统计兵力都计算有多少指挥，调动组编也以指挥为单位，一般并不拆散。营下的为100人的都，有都头；都以下的编制应该是什伍之制，有军头、“十将”（管辖10人）等士官的名目。
理论上5营编1军，但实际上往往不足额（也有相反的情况）。而军以上的厢由于兵员过多，因此朝廷往往采用抽军办法，使厢并不足额，甚至进一步撤消厢的番号。北宋中期后厢几乎已全部架空，朝廷直接指挥并调动军，厢都指挥使成为武官的虚衔。
先后与宋皇朝对峙的辽、西夏、金、元少数民族皇朝军队的编制情况史载不明。
最著名的是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猛安原义是“千夫长”，谋克原义为“百夫长”，在谋克之下有什长、伍长。可见原来女真族军队也是采用10进位制的编制方法。以后将被征服的各部落武装也按此制编制成军，若干个猛安编为“司”，设立都统司指挥。随着金朝的迅速扩张，难以严格贯彻原有编制，在巩固了对于中原地区的统治后，1175年金朝曾经重新编制猛安、谋克，按照女真人全民皆兵的传统，每谋克300户，7—10个谋克编为1个猛安。1183年编成220个猛安，1878个谋克，61万多户，平均每谋克有327户，大约每个猛安下有8个半谋克。但是女真社会急剧变化，原来天经地义的服役从征逐渐不再能吸引青年人，猛安、谋克的职位世袭，官愈多而兵日少，金末谋克平均只有25人，除去旗手、鼓手等，战斗兵仅18人，而猛安平均也仅辖4个谋克而已。
蒙古兴起后建立的军队也是按10进位制编制的，10人为队，有队长或称“牌子头”；10队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1个千户，10个千户组成1个万户，万户为蒙古军最高编制单位。百户、千户、万户既是编制单位，也是长官的名号。不过实际上编制往往并不足，比如有7000人以上的为“上万户”，5000人以上为“中万户”，不满3000人为“下万户”。同样，千户、百户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分出上、中、下。入主中原后元朝军队大体上保持这一基本编制。
宋军是职业军队，理论上不应再有平时、战时编制的区别。但是实际上这套编制在战时运转并不理想。到北宋中期又发生转变。范仲淹在主持陕西防务时，为适应作战需要而重新整编军队：以5人为“伍”，5伍（25人）为“队”，5队（125人）为“阵”，20队（2500人）为“将”。“将”作为独立战术单位，直接指挥下属。
后来他的部下蔡挺在宋神宗改革时又将这一编制改动后向全军推广：10人为“火”，5火为队（50人），10队为营（即指挥，500人），若干个营组编为“将”（根据战役需要3000—10000人不等）。指挥以下完整编制调动，将的编制也尽量保持稳定，指挥官有“将”和“副将”，下属尽量不打乱。1081年全国建立起92将，号为“将兵法”。
南宋皇朝在颠沛流离中匆猝建军，重新将“军”作为独立战术单位，把原来的“将”组编为若干个军，设“统制”或“统领”为军指挥官；又按照战略防御方向将“军”组编为若干个“大军”，设“都统制”或“护军”为统帅。如韩世忠为“前护军”，以楚州（今江苏淮安）为中心组织防御，下辖11个统制、13个统领，有63将编制，约8万兵马。刘光世为“左护军”，下辖10军，防御淮北方向，约有5万多兵马。张俊为“中护军”，有11军、99将编制，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展开，兵力约为8万人。岳飞为“后护军”以鄂州（今武昌）为中心组织防御，辖12军，有84将编制，10万多兵马。吴玠为“右护军”，在今陕南一带展开，约7万人，编制较为混乱。
不过至1139年与北方金朝和议成功后，南宋朝廷就裁撤了“大军”的编制，由朝廷直接控制各军。军以下仍然保留将、营、队、火的基本编制。
朱元璋在占有江南地区后开始整编军队，规定每10个士兵组成1个“小旗”，5个小旗组成1个“总旗”，两个总旗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千户，5个千户设1指挥。
建立明朝后根据刘基的“军卫法”建议，各省设都指挥使统辖驻军，以下分设卫、所。每卫编制5600人，设置指挥；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所1112人，设千户；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所112人，设百户；百户下辖2总旗；总旗下辖5小旗。
和以前的朝代一样，明代这套卫所制的军队编制也没有贯彻始终，到了明中期后，明军的编制又随着募兵制的盛行而发生变化。而且这种新的编制因为募兵常常是由各地将领在本镇（相当于军区）组织的，全国并不统一。朝廷直接指挥的“三大营”开始采用“营”为基本编制，回到过去宋代的编制。营设参将，以下仍然沿用小旗、总旗、百户的基本编制。
在福建、浙江编制的抗击倭寇的军队，则以5进位制，5人为伍，5伍为甲，5甲为队，若干个队组成营，若干个营组成镇。戚继光的“戚家军”则又不同，5人为伍，2伍为队，4队为宗，5宗为哨，4哨为营。戚继光在蓟镇组编的军队，又采用3进位制的编制：12人组成“队”（分为杀手队和鸟铳队，前者以近距格斗为主，2名圆牌手、2名狼筅手、2名长枪手兼弓箭手、2名钯手兼火箭手、2名大棒手兼弓箭手、1名火兵和1名队长混编；后者10名鸟铳手和1名火兵、1名队长），3队组成1旗（设1名旗总，共37人），3旗组成1局（设1名百总，共112人），3局组成1司（设1名把总，共449人），2司组成1部（设1名千总，共899人），3部组成1营（设将官，共2699人）。
满族军事实力在关外逐渐壮大的同时，开始建立八旗制度。其兵民合一、平战一体的基本编制是10人为1队，若干队组成“塔坦”（村落，设章京），4个塔坦组成1个“牛录”（以300人为标准，设佐领），5个牛录组成1个“甲喇”（设参领），5个甲喇组成1个“固山”（即“旗”，设固山额真，即旗主）。牛录为基本战术单位，固山为战略单位。这套编制后来推广于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但实际往往并不足额。比如蒙古、汉军八旗不到300人就可以编为牛录。入关后八旗兵长期维持这一编制体系。
作为清朝入关后主要军事力量的绿营兵，是由入关时逐步收编投降的明军组成的，而明末军队已不复有全国统一的编制，绿营兵的编制开始就很混乱。以后又因为满清统治者视绿营兵为治安军，并不以提高战斗力为编制原则，因此绿营这种混乱的编制长期保留下来。
绿营兵编制总的来说是以“营”为基本单位，根据驻防地点的重要性，各设有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等军官；而各营又按照长官的等级以及驻防重要性规定有不同的兵员编制数目，在200—1200名之间。营以下也没有统一的编制，而是分“汛”驻防。各汛分设“千总”（从六品）和“把总”（正七品），其所辖兵员定额也各不一致。按照全国有60万绿营兵，除以1653个千总、3414个把总，每汛不过百人而已。汛下又有“塘”、“卡”、“哨”等编制，最小的不满10人。
营以上的编制也是毫无统一性。一个战略地点的各营隶属于“镇”（设有总兵，正二品），该镇总兵直属的若干个营组成“协”，由副将（正三品）指挥。各省设提督（从一品）统领本省的绿营兵驻军（有的省不设提督，由巡抚统领），若干个省组成大军区性质的总督辖区，由总督指挥。这些提督、巡抚、总督也拥有直接隶属的若干个营组成的“标”。
而且以上所讲的绿营兵编制还是平时驻防编制，如果要征调出征，又不是成建制的调动，而是要从各省各镇各营各汛抽调官兵，来重新组编成战斗部队。这种战斗部队的编制居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成法，一般的原则是以原来从属于某一镇的官兵重新组编为一个营，从一个省调出的部队再组编为一支军队。
由于清朝的这套编制实在是难以应付大规模的战争，与其从各省缓慢抽调官兵组编战斗部队，还不如在当地征募士兵组建新部队方便。因此从清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以后越来越经常采用临时征“勇”代兵。勇和兵不一样，是打仗的“临时工”，为战事而征募，战后即遣散。
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曾国藩等人建立的湘军、淮军等都是全新的编制。基本制度沿袭的是戚继光在《练兵实记》中所创设的编制再加以变通。采用10进位的基本编制，每10名战斗兵加1名什长、1名伙勇，组成“队”；8队组成1“哨”，有哨官、哨长；4哨（前、后、左、右）组成1营，还有营官亲自指挥的亲兵6队。全营总兵员数500人（正勇336名，伙勇42名，什长32名，护勇20名，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哨官、哨长各4名）。另有180名长夫提供后勤运输。营为基本的战术以及经制管理单位。后期又组编若干个营（4、5个）为“军”，设立“分统”指挥，但只是军事指挥关系。若干个军上再设立“统领”，为战役方向单位。
2、四大兵种
古代军队不象现代军队那样有完整的军兵种划分。随着作战武器以及作战方式、作战地域的变化，才逐渐分离出一些专业化的部队，具有一定的兵种性质。一般有车、步、骑、舟四大兵种。两汉以后车兵消亡，主要是步、骑、水军三大兵种。不过中国古代军队主要不是按照兵种来编制和指挥的，而且也从来没有形成陆、海并列的两大军种体制。
车兵
从理论上而言，最早的军队应当都是步兵。不过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早期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商周时主要由贵族组成的战车兵，是当时最重要的兵种，在漫长的5个多世纪中，战车驰骋在中原大地上，而步兵配属于战车，在战车冲破敌人队形时进行格斗厮杀。由平民或者奴隶充当的“徒役”则在车后护卫战车、提供后勤，实际上只不过战车兵的侍从。军队的编制以战车为核心，一国的军事实力以多少“乘”为标志。当时的一辆战车乘员3人，左侧的“车左”持弓箭射击，是主要的攻击力量，为一车之长，号为甲首；右侧的“车右”持戈矛，以勾刺杀敌，又称“骖乘”；中间的甲士为驭手，驾驶战车。
春秋时期步兵逐渐成为独立的兵种，与车兵并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仍有战车兵，与步兵混编，依旧是作战兵种。西汉也仍然有“车士”的编制，以及在直属朝廷的北军中有专门的“虎贲校尉”，有“车骑将军”名号。
后世车兵没落，东汉后车兵不再是独立的兵种。直到约1500年以后，随着火器的发展，明代军队又出现“车兵”兵种。嘉靖（1522—1565）后直属朝廷的“三大营”全都有车兵编制。戚继光在组建边防军时，也专门组织了用于战斗的车兵。这时候的车兵使用的是一种两轮车，两侧装有护板，号为正厢车（仅一侧有护板的称“偏箱车”，没有护板的为“轻车”），平时用两头骡子拉动，战时靠车兵人力推进至发射阵地。车上装有火炮（大将军1座或或佛郎机2座）。每辆战车，车兵定额24人，有佛郎机手、鸟铳手、火箭手、藤牌手等。作战时以战车为依托施放火器，扎营时将战车围绕营盘一圈，首尾相连，护卫营盘。因此这种车兵实际上具有一定炮兵的性质。
清朝入关后不再采用这种战车作战方式，车兵被废除。
步兵
公元前541年，晋国统帅荀吴率领晋军与北方少数民族狄人作战，作战地点在太原北面的山区一个叫“大卤”的地方，地势险要，战车难以行使。部将魏舒提出建议：“敌人都是步兵，在这山区里我们的战车无法发挥作用，步兵困在战车旁边也没有用。不如自我以下所有甲士全都下车徒步作战。”荀吴同意这个计划，委派魏舒为前敌指挥。魏舒下令拆毁战车，将所有的甲士和原来跟随战车的“徒兵”混编列阵。自认为出身高贵的战车兵不愿下车和徒兵混在一起，魏舒就把荀吴的一个亲信当场斩首示众，这才逼迫甲士下车排阵。魏舒用一支小部队在前面诱敌，将主力排列在阵势后部的两侧。狄人没见过华夏族军队徒步作战，大声嘲笑，也不列阵就一涌而上，想不到正中了魏舒的诱敌之计，晋军从两侧合击，狄人大败。
按照蓝永蔚的观点，这是首次在战场上临时组编步兵，但步兵作为华夏族军队一个独立的兵种却是由此发端。
春秋时期步兵迅速兴起，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平民（国人以及庶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战国时期步兵已经是军队作战的主力。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步兵俑来看，有的步兵是穿甲的，有的是不穿甲的，前者大多手持各类格斗兵器，后者大多手持弓弩做发射姿势。说明当时步兵也已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之分。不过这两种步兵是混编的，并非是独立的两个兵种。只是在某些战斗需要的情况下会集中起某一类步兵，如孙膑集中万名弩手伏击庞涓。
以后历代步兵一直占了军队的绝大部分编制。建制步兵种类繁多，但一般依然保持着秦代这两大类区分，也仍旧实行混编。如汉代步兵总称“材官”，其中的弩手称“蹶张”，勇健善斗的有“奔命”、“勇敢”等名号。西汉时设置的北军“八校尉”中有“步兵校尉”，但实际上八校尉大多数都是步兵编制，这支部队守卫上林苑，是一支长于格斗的步兵。另有“射声校尉”，是专门的弓弩部队。
唐代的步兵也有以格斗见长的“奇兵”（机动队）和“跳荡兵”（突击队）以及发射武器为主的“弓弩兵”。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步兵往往主要是依靠发射类武器进行战斗的，尤其是宋代军队中发射武器的步兵要比格斗步兵多得多，平均每100名马军（并非完全是骑兵）士兵中，枪手和旗手加起来只有13人，余下的全都是弓箭手；每100名步军士兵中，刀手8人，枪手16人，弓箭手有76人。
元代开始军队装备火器，自然也就有专门的操作火器的步兵。如明代步兵编制中都有“铳手”，负责发射火炮、火枪。戚继光组建军队，无论骑兵、步兵，都有专门的鸟铳手、快枪手、火箭手、藤牌手，以及挑选“有杀气者”为近战时的刀棍手，混编为战斗基本单位。
清代绿营兵主体是步兵，但其中也混编有鸟铳手、抬枪手、炮手。
骑兵
马匹是人类很早就驯服的动物，不过早期的骑兵既没有马鞍，也没有马镫，全靠自己的双腿紧紧夹住马腹催马奔驰，在马上很难使用身体力量来进行劈砍、刺杀等格斗动作，主要是依靠射箭来杀伤敌人。只有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民族才善于这种高难度的骑射、格斗，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军队要到较晚的时期才开始组建骑兵。
战国时期一般讲到国家军事实力时往往“车骑”并提，足可见当时的骑兵已和车兵并列为重要的技术兵种。《战国策》提到苏秦游说秦王，说秦国有“战车万乘，奋击百万”，“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范睢也说“秦卒之勇，車骑之多”，所向无敌。与“车骑”对称的“奋击”、“秦卒”应该就是步兵，看来这就是当时军队的三大兵种了。《史记》记载苏秦的话，说是燕国有“帶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帶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魏国“武士二十万，奋击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南方的楚国则步兵比重大，“帶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总的来说各国的骑兵只占全部军力的5%都不到。
当时华夏族的服装都是宽袖长袍，骑在马上要做射箭动作很困难。公元前307年，北方的赵国在长期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中痛感骑兵的重要性，国王赵武灵王毅然推行“胡服骑射”，将骑兵的服装改为与游牧民族相同的窄袖短衣，终于建立起可以与游牧民族作战的骑兵。后来任用李牧为统帅，训练士兵骑射，并精选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百金之士”5万，弓箭手10万，组成主力部队与匈奴作战，接连打败或降伏匈奴的附属国如东胡、林胡等，使得匈奴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境。赵国这支特编的部队步骑比例还是要超过10:1。
战国时期的骑兵仍然还没有马镫，难以进行马上格斗，在野战中一般不在正面进行突击，主要用于包抄、迂回、追击。如李牧以骑兵两翼包抄战术击败匈奴大军。秦赵长平之战，白起以15000骑兵截断赵军与营垒之间的联系。骑兵的编制还不大，并不独立遂行战役任务。
秦汉时期骑兵已有很多的独立建制部队。比如楚汉相争时，两军有很多称为“骑将”的军官。公元前202年楚汉垓下决战，项羽最后失败，带领800名骑兵突围。刘邦命令骑将灌婴率5000骑兵猛追，一直追过淮河。
西汉为与匈奴作战，逐步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征兵时专门有“骑士”的兵役，朝廷任命专门的“车骑将军”，以后又设立“骠骑将军”、“骁骑将军”等名号。朝廷直属的北军中也有“屯骑校尉”和“越骑校尉”、“胡骑校尉”。汉武帝时期发动多次进攻匈奴的战争，出动的骑兵动辄数以十万计，可见当时军队中骑兵的比重加大，在边境地区已经超过了步兵。
东汉保留了西汉时的制度，但军队中骑兵的比重明显下降。几次边境战争中，由内附的南匈奴或羌族部落骑兵起到重要作用，汉族骑兵出动数量不多。如73年窦固等出击西域，89年窦宪等出击北匈奴，汉族骑兵都不到“万骑”规模。在中原地区的战争中往往“步骑”并提，在作战时仍然采用混编，骑兵起辅助作用。
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集团的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一支较精锐的骑兵。比如在200年官渡之战中，曹操亲自率5000骑兵突袭袁绍军后勤基地乌巢，获得决定性胜利。又如211年曹军进攻关中，以步兵诱敌，而以“虎骑”为主力夹击，大败马超、韩遂。这种“虎骑”很可能就是人马都披甲的重装骑兵，说明汉族军队骑兵开始有重装与轻装区别，而且这种重装骑兵已具有野战强攻突击能力。
十六国混战时期（304—439）是重装骑兵全面登上军事舞台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内迁，畜牧业的发展有可能使骑兵用马大量增加；马镫等更为完善的乘马具的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在马上的格斗能力；手工业的发展也能够为骑兵提供更完善的防护甲。因此重装骑兵已具有强大的突击能力，成为战场上令人生畏的决定性力量。军队中骑兵的比重也大大增加。如312年汉族军阀王浚组织5万军队进攻盘踞襄国的军阀石勒，石勒先败后胜，在最后的追击战中缴获“铠马”5000匹。可见在王浚军队中重装骑兵至少要占到十分之一以上。328年石勒进攻洛阳，出动的军队中“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骑兵达到全军近三分之一。383年前秦苻坚以百万大军进攻东晋，据说步兵有60万，骑兵有27万。可见步骑之比为2:1似乎是当时的惯例。而后来北魏军队动辄出动数以十万计的骑兵大兵团作战，甚至在450年大举进攻南朝刘宋时，出动的骑兵居然达到了60万，营寨绵延3000里。
北朝极端重视骑兵的传统也影响到隋唐。唐太宗是一位轻骑兵（指人披甲、马不披甲的骑兵，人披的甲是两当铠为主，主要遮蔽胸部，或者也叫胸甲骑兵）奔袭战术的积极实践者。他在建立唐朝过程中东征西讨，很多战役都是他亲自率轻骑兵奔袭、突击而获胜。唐代也是古代汉族皇朝军队骑兵的鼎盛时期。按照《通典》所载唐初大将李靖的说法，唐代军队的标准编成是骑兵要占到战斗部队的30%。而盛唐时期全部57万常备军中有16万是骑兵，差不多也占到30%。
唐代中叶起中原汉族皇朝逐渐丧失对于主要马匹产区的控制，军队编成中的骑兵比重也随之逐渐降低。到北宋建立，军队编成中尽管有相当比重的“马军”，但却大部分是没有马匹的步兵。北宋皇朝千方百计促进马匹的养育，而在农业地区难以放牧大批马群，马匹生产长期萎缩，“马军”也就只能名不副实。这种局面到南宋时更为严重，骑兵补充马匹只能依靠广西等地出产的矮种马，骑兵的比重不到5%。而与北宋对峙的辽、西夏、金、元等游牧少数民族皇朝却以骑兵为主力军，屡屡打败宋军。南宋能够与之一战的部队往往装备有较多骑兵。比如著名的岳家军，以俘获的马匹编练8000骑兵，号“背嵬军”，又编练“游奕马军”，1140年颖昌大战，这两支骑兵与金骑兵进行大规模骑兵会战，获得胜利。
明代初期为与蒙古作战，极力加强骑兵实力。尤其是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5），永乐帝亲自多次远征漠北，每次都出动大量骑兵。1409年邱福率10万骑兵奔袭鞑靼本雅失里，结果是全军覆没，邱福阵亡。明朝廷立即动员建立30万骑兵，也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可见当时有强大的骑兵后备力量。但1449年“土木之变”后，朝廷直接掌握的京军几乎被全部消灭，尤其是骑兵损失后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而战马的供应更加困难，从此明军逐步倒退到两宋时期的那种状况，骑兵在军队编成中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清代八旗兵的主体是骑兵，而绿营兵则基本是步兵为主。入关前八旗兵的骑、步比为1:1，入关后仍然基本保持这一比例。而从制度上来看，朝廷规定绿营兵部队一般原则是“马三步七”，但实际上各地均不相同。比如江西、安徽驻军都是“马一步九”；陕西、甘肃驻军则为“马64”。由于清代“马兵”是指级别最高、薪俸最多的士兵，因此“马兵”并不一定是备有马匹的骑兵，连水师的士兵也有相当比例的“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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