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弟弟王一帆：功名本是身外事。（汤锦程）
1987年3月22日《人民日报》电曰：“3月21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举行了向全国政协常委王一帆同志遗体告别仪式，邓颖超、习仲勋、胡启立、王首道、刘澜涛、周谷城、荣毅仁、季方、胡子昂、钱昌照、吕正操、周培源、王光英、费孝通、赵补初、叶圣陶、屈武、马文瑞、茅以升、雷洁琼等领导及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交通部、农工民主党、民革、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全国工商联等单位送了花圈，习仲勋、周谷城、杨静仁及王一帆生前好友300余人参加了告别仪式。”在灵堂的花环前，王首道痛悼亡弟；在遗体告别时，前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夫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李健生在灵堂内痛哭失声。王一帆的病逝，受到党国家的高度重视，乃至举国哀悼，这是历史对他的不朽功绩给予的肯定。
（一） 上洪王氏家族的创业史
湖南省浏阳县上洪乡蟹形组王氏，世代以农为本，然传至“芳”字辈时竟出了五位倒海翻江的人物，分别是富冠吴楚的王芳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芳菱（王首道）；湖南长沙湘雅医院留美医学博士王芳藻；国民党空军中将王芳鑫及著名民主人士王芳柏（王一帆），世称：“一门五俊”，并均被收入《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中，流芳千古。
据《上洪王氏家谱》记载：王氏始祖是周灵王太子晋，历46世至吉州尉迎公，（吉州,今江西吉安）衣领相继，代有名人。唐宪宗时，王氏47世裔孙琮公举茂才不仕，由江西南康府茶坊镇迁洪都（南昌）艾邑，隐居于宁邑东岸里盛德裕，其后裔分迁固因、铜鼓、幽居、港口、修水、上奉、三都、司前、水源、下塘源、长茅、坪下等地，众庶10余万。明洪武初年，湖南惨遭战火蹂躏，千村血洗，万户烟寒。明洪武12年（1379年），明太祖朱元璋为补充湖南劳动力，诏令由江西向湖南移民，江西修水67世裔孙王性琼响应政府“立标长桥，一望之地皆属焉”的号召，移居湖南浏水之旁、围山之下上洪之地开基。
上洪王氏世代为农，直至80世裔孙模庭公才获“奉直大夫”之称号，家道渐兴，聘师课子，始称“耕读之家”。上洪王氏82世裔孙甲彦公学业有成，得升太学，然其五子诗纲、诗吉、诗朋、诗士、诗能非但未能承继先业，诗纲和诗能膝下连个子女都没有，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中，将被视为不孝。幸而诗吉多子，其不忍见兄弟无嗣，则将长子王荣礼过继给大哥诗纲；将三子王讯礼过继给五弟诗能承嗣，不但解决了兄弟无后的问题，同时又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王荣礼娶富溪李氏，生芳政、芳国、芳久、芳柏及五个女儿，而讯礼则仍然无后；为此，王荣礼则将四子王芳柏过继给弟弟王讯礼为嗣，以维持王诗能一支的延续。因而，王芳柏的嫡亲祖父是王诗吉，继祖父是王诗能；生父是王荣礼；继父是王讯礼。
王芳柏字长林，号章森，后更名为王一帆，清宣统元年（1909年）生于一个贫寒之家，其父辈靠租种富家土地维持生活。王荣礼为增加家用补贴，其命长子王芳政和次子王芳国去江西铜鼓投靠王氏宗亲寻找工作。王芳政兄弟在铜鼓经数年奋斗，终于立稳住脚跟。20年代，王芳政兄弟励精图治，共同在铜鼓开了一家“王记饭馆”，后又开了一家染房，家业逐渐兴旺发达。
铜鼓地处湘赣交界，是红军的活动区域，王芳政兄弟与在当地打游击的黄永胜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经常出资援助红军。红军长征后，王氏兄弟因要养家糊口，所以未能随红军长征；为此，王芳久终身感到遗憾。王芳政兄弟历经10余年苦心经营，至30年代已尽揽“樟树药材”、“万载夏布”、“宜丰果品”、“上高屠宰”、“分宜税务”、“泰和盐业”等业务，并在上海创立了多家钱庄和银号。王芳政兄弟在江西等地广治房地产业，仅上海就有两幢别墅，南京的房产占有四个门牌号，形成一条王家街。
王芳政兄弟一举成为吴楚富豪，但兄弟二人致富不忘家乡，他们在家乡捐资修路、建宗祠和义仓，以救济亲朋好友。因而，王芳政兄弟被浏阳地区称为“开名士绅”，由此上洪王氏名声大振，王芳政兄弟亦步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行列。
（二） 置生死于肚外的革命青年
王一帆在哥哥们的经济支持下，其在家乡读完了高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王一帆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进步活动，成为长沙青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民国14年（1925年），王一帆在校参加国民党，开始了其革命生涯。王一帆为了宣传革命，其将哥哥王芳政托他转给家乡的钱，全部挪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及印刷进步报刊之用，为开展长沙地区的进步宣传作出了贡献。民国15年（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组建北伐军誓师北伐，王一帆配合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攻占长沙。7月10日，湖南取消自治，宣布归属广东革命政府；长沙革命党亦由地下活动转入公开活动。
民国16年（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篡夺革命果实、建立独裁政府，其命令上海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在上海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在上海制造白色恐怖。同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35军33团许克祥团长响应蒋介石号召，其背叛武汉国民政府，率部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风狂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王一帆因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因而遭到许克祥的通缉。王一帆被迫离开故土，只身投奔在江西南昌做生意的二哥王芳国，在二哥的帮助下，进入江西省党务学校学习。
民国16年（1927年）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握手言和，正式宣布与中共分列，密谋对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实行镇压。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迅速将所掌握的军队调往南昌集结。同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中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8月3日，南昌起义部队为避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主动退出南昌向广东转移，前往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部队因途中遭到国民党的重兵围追堵截而失败，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谭平山和朱德的秘书章伯钧纷纷逃往香港，因而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因其宣传建立“第三党”思想而被中共宣布开除党籍。
民国17年（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与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该党与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无关），该党重视吸收中共脱党分子和国民党左派及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并以东北和四川为基地，发展和建立组织。当时，各党派均想在江西建立基地，其中有朱家骅领导的大同盟干将汤元夫在南昌建立了大同盟江西分部；南京CC派亦派出干将来争夺江西党权；由武汉撤出的国民党左派也在江西万载县建立活动中心；中华革命党亦不甘落后，积极在江西设立支部。
民国17年（1928年）4月，王一帆在学校受到中华革命党基层组织的影响，经该党党员黄培根和刘韵的介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因王一帆在江西青年中有较高的威信，被推选为中华革命党南昌市工作团委员；在王一帆宣传下，中华革命党在江西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连大同盟江西分部负责人汤元夫都被其所影响，秘密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随着江西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化，第三党为保存实力，特将王一帆调上海中华革命党总部工作，任中华革命党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
民国18年（1929年），王一帆为了开展青年工作而考入上海华中大学，其利用学生身份为掩护在学校开展组织发展活动。王一帆先后在上海华中大学成立了“青年社”，创立了党内进步刊物，因成绩斐然，受到党内同仁的敬重。
民国19年（1930年）5月，由于中华革命党在东北、四川的基地相继败露，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搜捕第三党成员，王一帆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以革命党罪名逮捕。王一帆被关押了长达8个月后才被判刑，并以重要政治犯罪名转送到漕和泾监狱关押。王一帆不肯屈从于国民党的淫威，其在狱中与共产党员并肩战斗，积极参加中共狱中组织领导的绝食斗争；王一帆在狱中顽强不屈的英勇表现，得到狱中各党派战友们的敬慕。
民国19年（1930年）8月9日，刚从欧亚考察归来的邓演达主持召开了第三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名更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恢复中苏邦交，联合弱小民族建立反帝同盟”的宗旨。邓演达被大会选举为总干事，会后中央机关迁址于上海爱麦虞限路159号。
民国20年（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不幸被捕；11月29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抢杀；黄琪翔和章伯钧临危受命，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第三党在白色恐怖下，干部队伍损失巨大；为此，党中央积极开展迎救狱中的干部活动。同年12月，第三党通过驻守在上海的中立部队第19路军的人事关系，将王一帆先转到龙华司令部，而后通过龙华司令部的关系宣布释放。王一帆出狱后，因其属于重要政治犯，所以被华中大学开除学籍。于是，王一帆又转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并在校中继续开展青年工作。
民国21年（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第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鼎等爱国将领的领导下奋起抗击倭寇的侵略，王一帆积极投身到淞沪抗战之中，其发动上海青年学生支援前线，为保卫上海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月30日，国民党政府为躲避日军锋芒迁都河南洛阳，第19路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退出上海。蒋介石欲达到其“先安内，后攘外”的战略意图，其将第19路军调往福建进攻红军，但第19路军不愿参加内战，于是和红军秘密接触，希望联合反蒋。第三党也将目光对准第19路军，为加强对第19路军的策反工作，第三党特派王一帆至福建马鸿兴部作政治工作。蒋介石专著内战，对日寇却一味的忍让，因此遭到国人的唾骂。
民国22年（1933年）11月20日，第三党借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不满之机，联合各派反蒋势力，在第19路军的支持下，于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推选黄琪翔为政府委员兼人民革命军参谋团主任，推选章伯钧为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王一帆则调任章伯钧的秘书兼《国光日报》社编辑。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次日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签定了抗日反蒋协议。蒋介石闻知福建事变，立即派兵围剿福建人民革命军。民国23年（1934年）1月中旬，第19路军战败，福建政府垮台，第三党受到沉重的打击。章伯钧和王一帆一起流亡到香港，为了重整旗鼓，章伯钧在香港跑马地重建第三党中央机关，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三） 临危受命赴前线抗敌
民国23年（1934年），第三党中央为重组华东区、华北区、华南区三大区机构，中央任命王一帆和周惠生为华北区工作团的负责人。王一帆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北平，重建华北区机关。民国24年（1935年）11月10日，第三党中央在香港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将党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会议提出“团结全国，对日抗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的宗旨；会议确定“以抗日、联合、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并推举黄琪翔为党的总书记。王一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其以北平为中心，在河北、河南、山东、察哈尔、天津、绥远等省市发展组织，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民国26年（1937年），王一帆在冀南豫北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抗日游击纵队，使第三党终于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同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王一帆率领抗日游击纵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与日寇展开游击战争，其硬是在敌人心脏内开辟出一块游击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民国27年（1938年）3月1日，第三党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章伯钧被选举为中央总联络人，王一帆当选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机关所在地武汉区党组织负责人，其负责保卫设于汉口中华里66号中央机关的安全。为了宣传第三党的路线和宗旨，王一帆参与创办了第三党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日报》，并出任党刊编辑。同年6月，武汉形势危急，第三党中央决定撤出武汉，王一帆奉命出任江西省特派员，前往江西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王一帆临行前，其四妹夫周一仁营长将妻儿托付给他照顾，而后率部开赴前线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战斗。
王一帆是四妹王霞云和周一仁的红娘，他们夫妻俩婚后生育了一对千金周亚先、周亚珍姐妹，现在王霞云的肚子又隆了起来，孩子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周一仁营长就率部开赴前线杀敌去了。王一帆携王霞云一家来到南昌，为了照顾好四妹一家，王一帆将王霞云一家托付给第三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南丰县县长沈德尊照顾。同年8月，日机对武汉进行大轰炸，并对武汉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周一仁营长为保卫大武汉英勇牺牲。当前线传来噩耗之时，周一仁烈士的遗腹子周关保正好出生，日寇的野蛮暴行使王霞云的幸福家庭转瞬之间被打得粉碎。王一帆望着欲哭无泪的四妹和孩子们心如刀割，他立誓要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这笔血债，并将周一仁烈士的遗孤养大。
王霞云与沈德尊在患难之中相识，两人逐渐建立了感情，并重新组建了家庭。
王一帆被江西各界推选为江西抗敌后援会组织科长、救护工作团团长、流亡青年招待所所长。王一帆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其动员大哥王芳政和二哥王芳国捐助给江西难民大批粮食及衣物，并捐赠给抗敌后援会大笔资金；至今，江西老一辈人仍然记得当年王氏集团对江西灾民的救助，称其为“义商”。王一帆在江西重振第三党的雄风，使江西与广东，浙江，北平并列为第三党的四大基地之一。
民国28年（939年），王一帆奉命调任第三党中央工作团负责人，负责全党的组织工作，其在重庆半山村3号第三党中央运筹帷幄、坐镇指挥，使第三党全国工作迅速运转起来。然而，江西省三青团置国家“全民团结，共同抗日”的政策于不顾，乘王一帆调离江西期间，向王氏集团进行敲诈勒索。因留守江西的王芳国不肯与三青团合作，三青团则将王氏集团在江西的企业和财产全部封存，王芳国被迫返回湖南，其在长沙买下阜正街20号（今南阳街126号）大宅院开了一个纸店，又在浏阳老家买了大量的竹林开了一个造纸厂，形成供销一条龙，期望在湖南重振王氏家业。
民国30年（1941年）春，在中共的帮助下，第三党联合中间党派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王一帆多次代表民盟与中共代表接触，并受到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先生的接见，加强了两党间的合作关系。民国31年（1942年），民盟中央委任王一帆为中央特派员，赴中南传达民盟中央精神，江西省地方干部训练团闻知，肯请王一帆留下来指导工作。经民盟中央同意，王一帆留任江西地方干部训练团秘书主任兼区县训练指导处处长，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人才。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打击下，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王一帆奉命先至上海和南京安排第三党中央机关总部回迁工作。
民国35年（1946年）6月，第三党中央机关迁至上海愚园路联安坛11号扎下大营，任命王一帆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南京市委主任及民盟南京市委兼组委会主任，成为中间党团驻首都的全权代表。虽然，王一帆身兼数职，权势鼎盛，但他并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为被错打成“经济汗奸”的大哥王芳政鸣冤叫屈。后经国民党政府调查证实，王芳政与周佛海虽然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但并没有通敌的罪恶，反而对抗日有过帮助；因而只将其在上海和南京的别墅及银行财产封公没收，而将王芳政本人释放出狱。王芳政没有气馁，其又转至汉口从头开始，通过做进出口生意再次发家。
因王芳政没有卖国行为，第三党党内同仁认为国民政府扣压王芳政的财产是没有道理的；因此，章伯钧建议向国民政府追回王氏集团在上海、南京、江西被封存的财产。但王一帆不希望看到因家族之私，而影响到党派之间的团结；因此，其婉言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文革后，王一帆回忆这件往事时说：“若当时同意收回王氏被封冻的财产，文化大革命中就将为我定条大罪状。”同年11月15日，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决心与中共合作，毅然拒绝参加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因而与国民党再次结下宿怨。
民国36年（1947年）2月3日，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当选为党的主席，王一帆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执行联席会议副秘书长。同7年10月，蒋介石撕去和平的面纱，下令解散不肯与其合作的民盟，章伯钧再次逃亡到香港避难，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亦移至香港坚道137号。王一帆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其没有丝毫的胆怯，依然在南京坚持民主斗争。
民国37年（1948年）6月，南京卫戍区司令部以策动学潮罪名，下令将王一帆逮捕，其妻符毅为掩护党的组织，迅即将党组织的全部名单烧毁，使第三党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后经民盟多方迎救，王氏集团亦动用了大量的贿款，才将王一帆保释出狱。王一帆出狱后化名为“王弘毅”，转赴香港中央参加工作。同年9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在香港举行了中央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在国统区内发动武装起义，配合解放军解放全中国。
民国38年（1949年）2月，江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忱心和谭平山的秘书、江西省议会议员武惕予以出席武汉和平会议的名义，秘密转至香港向中央汇报江西省策反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王一帆立即邀请中共驻香港代表谭天度和中国农工民主党香港负责人、李济深联系人杨子恒来共同研究王忱心和武惕予的武装起义计划。谭天度当即表示同意这一计划，并请王、武二人速返回江西进行策反，以迎接解放军渡江。杨子恒从李济武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处搞到几张委任证明，帮助王、武二人潜回江西，准备起义工作。
江西是王一帆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中国农工民主党和民盟在江西的基础很好，各县均有党的基层组织，多者达200余人，而且有自己的武装，仅赣东区委会就有一支200余人的“人民解放挺进队赣东行动委员会游击队”。为配合解放军渡江，王一帆的四妹夫沈德尊县长策划在南丰县发动武装起义，因不慎被特务侦知被骗杀，使王一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再次牺牲了一位亲人；而王霞云则为中国革命先后失去两位爱人。
（四）为国争光公而忘私
1949年9月21日，王一帆随章伯钧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界全体会议，周恩来先生走过来对王一帆亲切的招呼道：“你叫王一帆？我们在重庆见过，你来了，欢迎。”王一帆自重庆与周恩来一别数年，没想到周恩来仍能清楚的记住自己的名字，其被周恩来的念旧之情所感动，亦为周恩来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而佩服。
王一帆被安置在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一栋小楼内暂居，他先后参加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并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央交通部成立，章伯钧任部长，王一帆任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长，组织上将他安排在朝阳门交通部宿舍定居。同年11月14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大会，章伯钧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王一帆被选为中央执行局委员兼秘书处处长。
建国后，王一帆本可以衣锦还乡探亲访友，但国家百废待兴，王一帆几无闲暇之余，其一心扑在工作上，盼望着国家能早日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再振东亚雄风。
自王芳国在长沙购房定居后，其将父母从家乡接到长沙来奉养。王荣礼与王问礼是堂兄弟，堂哥俩因同娶富溪李氏同胞姐妹为妻，所以亲上加亲。王芳国将父母安顿好后，亦将王问礼夫人李氏接到长沙府中供养起来。王问礼的第四子王芳菱高中毕业后，于民国15年（1926年）参加了共产党，其更名为“王首道”，离家参加革命斗争，王首道的家属为此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因王芳国与王首道即是堂兄弟，又是表兄弟.所以，王首道家有难，王芳国不能坐视不救，其出资帮助遭到国民党通缉的王首道之弟王芳明逃出虎口。
长沙解放前夕，时任中原军区副政委的王首道，奉党中央之命潜入长沙，其在湘雅医学院堂兄王芳澡医学博士的掩护下，秘密领导长沙革命运动。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和平建议，宣布脱离国民党，率部起义；因而长沙为全国和平解放的省会之一。长沙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任命王首道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上任的第二天，亲至王芳国府上迎接老母李氏，并慰问老叔王荣礼一家。正巧，浏阳农民来长沙王府找王荣礼要求退租退押，王首道当场建议道：“老叔岁数大了，让别人代他去吧。”于是，王霞云代父回乡解决了退租退押的问题，使浏阳农民们感到满意。王荣礼一家因得到王首道的关照，解放后生活的还算安定。
1953年，家乡传来母亲病逝噩耗，王一帆非常难过。当年，王一帆为反对父母为其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并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组织，断绝了一切私心杂念；因而，其再也没有回乡看望过母亲。王一帆闻知生养自己的母亲撒手人寰的消息，其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为人之子，尽孝乃是天职。于是，王一帆立即告假回乡奔丧，其在母亲灵前痛哭至哀，见者无不为之恸容。王一帆回家奔丧，其因未能对养育自己成长的母亲尽孝而感到终生遗憾；因此，他决定不能再失去对父亲尽赡养的义务。于是，王一帆建议由他将父亲接到北京去奉养，王芳国非常理解四弟王一帆的孝心；于是，其将长沙房产卖给湖南省教育工会，全家人随王一帆告别故乡，北上京师奉父养老。
王一帆夫人符毅，解放后在林业部医务室当医生，夫妻俩膝下无子；于是，王一帆夫妇收养了一位烈士遗孤，取名叫王儒生，培养他上了中央体育大学。组织上分配给王一帆的住房有七八间非常宽敞，王一帆将老父接到家中，一家三代四口和睦相处，日子过的很愉悦，尽享天伦之乐。
王一帆将王霞云安置在总后军直工司行政科当会计；并将肄业于上海美专的侄子王铜生安排在交通部华北区运输公司工作；唯独王芳国没有依赖弟弟，其与朋友合资在王府井长安市场开办了一家“湖南饭馆”。王一帆将全家人安顿好后，立即响应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制定的“加强抗美援朝”的政策精神，其奉命动员大哥王芳政利用其在汉口的进出口公司为国家进口部队急需的军用电线。岂料，王芳政派到香港去采购的业务员携款不归，害的王芳政为此吃了官司，被判处三年徒刑。
1954年，王一帆先后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全国民主青年中央委员，集党内外职务于一身。虽然，王一帆工作压力很重，但其凭着一腔爱国热情，不知劳累的忘我工作，为新中国的早期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欢迎非党同志帮我们整风”的文章，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共统战部的号召，向党中央、国务院提意见。章伯钧率先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倡议；王一帆紧跟其后说：“中共征求意见，保证改进工作，事过境迁抛到九霄云外。”日后，章、王二人的讲话使他们在反右派言论的斗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五）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章伯钧与罗隆基被打成“章罗同盟”，章伯钧与罗隆基原本无任何政治联盟，但他被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和无休止的批斗搞懵了，违心的承认了“章罗同盟”；而王一帆亦被迫承认1956年8月成立了“章罗同盟”，因而使无中生有的捏造罪名成为事实。
1957年7月8日，《人民日报》就王一帆讲话发表“在交通部反击右派分子会上章伯钧亲信吐露小集团内幕”的评论文章，将农工民主党中央派王一帆等人去山东、河南、东北、上海、北京检查地方组织工作，说成是“执行反社会主义组织路线，滥肆发展。”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大右派，王一帆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国共有55万余人成了右派，其中亦有王一帆的侄子、王芳政的独生子、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王洪声被打成“极右派分子”。
1957年，王芳政刑满释放出狱后，听说儿子王洪声的不幸遭遇，其来到北京找四弟王一帆求救，岂料王一帆亦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王芳政不愿给四弟增加麻烦，就住进二弟王芳国家。1958年，王芳政因思儿过虑而染上肝疾，于北京病逝。屋漏又逢连雨天，王荣礼老人因见黑发人走在白发人之先，其感到心中郁闷，不久病逝。一年之中，亲人们相继过世，王一帆痛在心里，却有口难言。
1958年1月29日，章伯钧被撤销部长职务，王一帆亦因是章伯钧的同党而被撤销副局长的职务。王一帆性情温和、为人谦虚，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其与同事之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王一帆被免职，部里的同事都抱有同情之心，几位局、处长惋惜道：“王一帆是一个好同志，可惜跟错了人。”同年2月1日，王首道继章伯钧之后出任交通部长，王首道与王一帆本是堂兄弟，又是表兄弟，王首道对王一帆的政治失足十分关注，其经常邀他到东总部胡同的私邸为其解释党的政策，帮助王一帆解除思想包袱。同年，经组织审查，王一帆并无反党言行，交通部则为其恢复名誉，任命王一帆为交通部参事。195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王一帆成为第一批摘帽右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王一帆因与章伯钧的密切关系，其再次受到无情的打击，其妻子苻毅在文革中不甘受辱，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正在杭州中医学院当教师的儿子王儒生，亦因女朋友有海外关系，被学院强迫断绝恋爱关系，使王儒生精神上受到强烈的刺激而失去自理能力。
1968年，王一帆被逼的家破人亡，其被押送到交通部东北干校监督劳动；继之，王一帆又被迁往交通部河南漯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王一帆的流放生涯最终结束，其被召回北京，因其朝阳门的住房已经被交通部收回，部里另在果子监胡同分给他三间平房居住。侄子王洪生十分同情叔叔一家的不幸，则作媒将在南昌毛巾厂工作、守寡多年的妻嫂萧淑珍介绍给王一帆，帮他重新组织起家庭。王一帆平反后，非常惦念无人照顾的患病儿子；于是，其向组织申请，经批准王儒生回到北京，被安置在东城体校当教练。王一帆被刺伤的心，在新的生活中渐渐愈合，他要求恢复工作，为追回失去的光阴而努力奋斗。
（六）欲将余热献中华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中共中央统战部帮助各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机构。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组织机构早在1966年就已经被冲垮，重新恢复谈何容易？因王一帆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业元老，又长期负责组织工作；为此，恢复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机构的重任就落在了王一帆的肩上。王一帆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身份投入到重新组建工作之中，其在北河沿全国工商联办公大楼内竖起了大旗，建立起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临时机构，经其四处奔走呼吁，中国农工民主党各级组织纷纷恢复工作，并重新唤发出青春的活力。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文革中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此举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王一帆激动的说：“现在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形势将会越来越好，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安定团结，快速恢复生产建设，绝不能再乱了，否则国家就要吃亏，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同年，王氏兄弟一同进入全国政协，王首道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一帆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兄弟俩为推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国家政治，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1979年10月1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京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王一帆当选为中央常委兼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党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此时，王一帆已年近七旬，其十分珍惜时光，为了补救党史，他撰写了《有关在香港工作的回忆》和《1928——1929年中华革命党在江西活动的情况》等回忆史料，由于抢救及时，这些闪光的文献已成为党史中重要的史料。王一帆说“我是过来人，如实地写好党史，就是衬托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农工民主党；哪有我们的今天。”
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召开，王一帆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兼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并被交通部公路设计院聘请为顾问。组织上十分关心王一帆的生活，为其在安定门外东河沿重新分配了两套两居室住房，王一帆的房子宽敞了，儿子的病也医治好了，而且还结婚生子，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然而，病魔亦开始向王一帆袭来，他的胸肌和臂肌逐渐萎缩，生活几不能自理。但是王一帆不肯向病魔低头，每周仍坚持上三个半天班；夏季，机关领导分批休息，王一帆依然准时走进办公室，其要争分夺秒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由于王一帆的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他的病情开始恶化，肌肉萎缩症将其前胸和左臂蚕食的仅剩下一层薄薄的皮。
1986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推行领导班子新老结合及交替政策，王一帆积极响应中央决议，提前写好了辞去党内职务的报告，并对肖翰香副主任说：“我年龄大了，身体越来越不行，现在党已经提出干部要新老交替，这是重大的战略决策，我要首先响应，我不退，别人也可以不退呀。”肖翰香是江西永丰县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其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战斗洗礼，但这位刚毅的老战士却被王一帆的高风亮节的精神所感动。但肖翰香深知党史工作与其它工作不同，非要由象王一帆这样的党内元老和知情人来写才真实。因此，肖翰香劝王一帆道：“您千万别这样，党史委员会您要撑这把伞，工作担子由我来挑，您把报告撕了吧！您要走，我就跟着离休。”为此，王一帆犹豫不决，他并不是想争官，可他想要坚持为党工作；于是，王一帆又将辞职报告塞进了口袋。
1987年1月21日，王一帆因病情加重而住进医院；26日，王一帆又转换成气管炎，其在病榻之上仍惦记着党史工作。3月6日，医生查出王一帆患了食道癌，经抢救无效，于下午6时40分病逝。李远航诗祭曰：“音沉廿载思亲切，骤见诗文涕泗零。三番铁骨男儿骨，两度帆归赤子心。泡桑几易神州健，万里春原老骥鸣。”王一帆走了，他的走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为了宣传他的事迹；同时，也是为了纪念我的少年时期的老师王霞云女士，特撰此文广为传颂，使英雄事迹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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