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胶东半岛移民历史杂谈。
研究历史是人类的本能，身处天与地之间，却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是件很让人恐惧的事情，沿着历史的藤蔓寻找到土壤和树根也就有了依附感和归属感，目光向前也可以找到未来的生长方向，这就是历史学的贡献。历史不光是用来研究的，枯灯黄卷式的研究更是不懂历史的人对历史的误解。历史是可以触摸和感受的，历史从来都是鲜活的，鲜活到可以超越时空，因为人的情感和理性是相通的。历史同时又是朴实而细腻的，我们平时学到的历史往往都是歪曲和局部放大的，一部古代史，在课程讲授上常常缩减为简简单单的朝代更迭，最多不过一系列事件的叠加。而且所有的历史都是按照一定的统治阶级的立场加以定性，进而总结出大而无当的历史规律，这些在我看来都不是原汁原味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必定是朴实而细腻的，她会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普通民众，关注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在历史的大河奔流中，他们的欢乐与痛苦，他们的态度和思想，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付出的勤劳和汗水乃至血与泪才是历史最应该记录和探究的。所以人类历史的美不光是大气磅礴沧桑之美，更是细腻婉约的人性之美。
元末明初的改朝换代不仅仅是蒙古贵族和朱元璋等农民起义军的权力争夺，更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血泪史，其中胶东地区的人口迁移就是最好的代表。战争屠杀--荒无人烟--迁移人口--背井离乡，在这一连串的灾难面前，最值得记录和体恤的无疑就是那些劳苦大众，而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人。
摘取当年一段看似最为“风和日丽”的往事，历史的沉重就可见一斑。
元朝末年，战争连绵不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到了明朝初年，我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呈现着民多逃亡、城廓为墟、田地荒芜的冷落、凄凉景象。山东、河南、河北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到了永乐初年，情况仍未好转。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紧接着全国各地又出现了较大的天灾。朱元璋和朱棣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对于新生的明王朝是十分不利的。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决定实行“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政策。当时，就北方来说，山西受战争破坏较小，四境安宁，而且多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特别是汾河沿岸广大地区，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政府便大量从山西南部迁民。
据记载，从明洪武3年到永乐15年，在这近50年的时间里，明政府在山西共组织了18次大的官方移民。当然移民不光只是洪洞本地人，还有山西其它州府的民众，因洪洞当地田多粮食足，可以补给迁移人口的暂驻口粮，所以明政府就把迁移的汇集地选在了洪洞。明政府在洪洞县的广济寺设“局驻员”，进行移民登记，他们把大槐树作为“荟萃之所”，所有移民都在此登记造册，发给“凭照川资”，然后编队遣送各地。当时的移民，“非人情所愿”，完全是强制性的。《朱元璋传》中记录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就是说，官府强令迁民，并定了律条，不从者要处以割鼻子的刑罚。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移民被迫离开家园，踏上迁移之路。离开洪洞时，人人痛哭，个个悲泣。可以想见，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手拄柴棍，仰天长号，其状甚为凄惨。为了不忘故乡，有的包一把洪洞土，有的灌一罐汾河水，依依惜别。官兵嫌其行动太慢，便挥鞭殴打，呼爹叫娘之声，相闻于野。人们一步三回首，三步一驻足，总想最后再看一眼家乡。慢慢地，广济寺看不见了，贾村看不见了，只能看见那高耸于空中的大槐树和栖筑于树梢上的老鸹窝，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便深深地印在移民的心上，并和“故乡”二字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传之无穷。一说起老家，他们便自然而然提起山西，提起洪洞，提起大槐树，提起老鸹窝。“问我故乡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天长日久，洪洞大槐树的故事便妇孺皆知。当时的移民主要迁至河南、山东、安徽等18个省，500多个县市，移民遍布整个中原地区，洪桐自然就成为了海内外，数以亿计的大槐树后裔寻根祭祖的圣地。
现如今，古槐树早已不见了踪迹，移民们的离别哭喊也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走在这座现代人随意垒起的纪念园内，我们很难觅到一丝苍凉的印迹，而对于那些移民的后裔们，祖宗们的故土早已是陌生的他乡，唯有曾经的传说和故事还在天地间流淌，唯有洪洞的山水和大槐树下深扎的根苍劲依然。
“问我故乡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我记忆当中耳熟能详的口传历史。几百年过去了，当年的血与泪变成了今天相对富裕安逸的平静生活。这片土地诞生养育了我，我也有责任将当年的一些历史事实搜集整理研究，然后告诉更多的胶东人民。之前有很多人为寻根查找搜集过许许多多的资料和文献，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全面而详尽的移民史。这是一项艰难无须的工作，可能超出个人的能力，但是过程总比结果重要，相信在更多人的努力下，终会还原那段渐渐远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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