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右木是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李黎明 冯铁金）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一卷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均提到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为12人。并分别注明：其中代表名单缺1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笔者认为：这位姓名不详的代表就是王右木，考证如下：一、王右木的入党时间在二大前，具备参加二大的资格
王右木（1887-1924），四川江油人。他从小立志富强国家，昌盛民族，曾两次考取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1914-1918年东渡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应庆大学和明治大学。1915年参加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和四川同乡会组织的反袁世凯、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上杉荣和山川菊夫妇，在日本就结识了李大钊、李达等，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18年秋获政学士学位回国，1919年秋受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原通省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1920年暑假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受陈独秀的委托，于年底创办了“四川马克思读书会”。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前、后又去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联系。王右木的儿子王浴生同志1984年9月在《关于我的父亲的一些事情》中写到：“据我的母亲多次回忆都说‘1921年（我的哥王大智死的那年。我哥七岁，我五岁）以前，我的父亲历次向我的母亲和伯父说，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年的秋天，我的父亲从上海回来以后，便自称为共产党人。”①
联系到王右木回川不久，就在1922年2月创办了四川第一份宣传马列的革命报《人声》报。在其创刊号的本社宣言中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共产党的主张：“一、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二、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的揭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三、对现实的政治组织，不为妥协的改善办法。四、注重此地方劳动状况，给彼辈以知识上的帮助。五、注重世界各地之劳动界的进取状况，以为此地劳动组织之建设和修改的物质标准。六、注重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的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七、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以及实际的一切问题。八、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②这样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观点。若不是共产党人，是不可能办出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办出的具有先进性的《人声》报这样刊物。何克希（少将军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引者注）说：“当时国内有四个刊物，其版式和内容都相似：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陈独秀在上海办的《星期评论》，毛泽东在长沙办的《湘江评论》和王右木在成都办的《大声周报》。这四个刊物的性质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③
1922年4月底至6月初，王右木指导童庸生等建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果王右木在一大后不是共产党员，他也没有资格指导童庸生等人建团。这就是说，王右木是二大前已经是中共党员了。只能推断是：陈独秀（从广州到上海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以他这样的经历，在二大前成为共产党员是情理之中的事。这同王右木1920年暑期曾会见过陈独秀，以及他在二大后对陈独秀被捕的格外关切之情（容后叙述）可以得到证明。
二、二大前“四川三人”是四川最早的党组织，应该派代表参加中共二大
1922年6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说：“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计一百九十五人”。④那么，“四川三人”是指哪三人呢？据陈石平、成英的初步考证是：恽代英、王右木、童庸生⑤。而这“四川三人”是不是四川最早的中共组织呢？答案是肯定的。其理由有三：一是陈独秀将郑州、四川两地的党组织与出席一大的上述六个地方党的早期组织相提并论，没有单独提到“此（另）外还有四川的三名党员）等特别注明的话语。二是一大前日本留学生的党组织只有施存统、周佛海2人，长沙共产党早期的组织人数现在学术界公认的人数也是2人即：毛泽东和何叔衡。那么，同样四川的党员有3人，称其为组织是够条件的。三是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七条说：“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⑥可以肯定地是，“四川三人”不足五人建立的党组织不会是“委员会”，而应当是小组。从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⑦可以肯定的说：四川有中共党员的时间应当是1922年6月前，而不是1923年秋天。所以四川应该派代表参加中共二大。
三、陈独秀在一大后就十分重视四川，主张在四川建设社会主义（因“社会主义”其实是“共产党”的同义语，故“在四川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在四川建立共产党组织），四川应该派代表参加二大
张国焘为莫斯科中山大学作了两次关于党在初创时期历史的讲课，其中在第二次讲课时提到：“一次大会以后的工作。……与国际代表谈话时，代表问中国革命何时可以成功，独秀答以五年，并主张到四川组织军队和农民，占领四川，物产丰富，外人不能入，可以在四川建设社会主义。再出师向外进攻，中国革命可以成功。”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早在一大以后就已经十分重视四川的工作了。在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的同义语，这有陈独秀1920年9月1日的话为证：“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⑨那么“在四川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去四川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四川此时虽然只有三名党员，但由于已被陈独秀写进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故应该派代表出席二大。
四、出席二大的代表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一届中央局确定的，以王右木在二大前的不凡经历，陈独秀会指定王右木出席二大
出席二大的代表，并不是像一大那样，是由各地党的组织选派，而是由第一届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张国焘确定的。张国焘说：“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⑩张国焘面邀李大钊参加，这无疑是陈独秀和他商量的结果，也就是他俩邀李大钊出席二大。蔡和森说：“这是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大会时，汉俊（指李汉俊。引者注）写一本意见书，……这意见书到后（他自己并没有来，这一本意见书是托振法同志从河南带至大会），仲甫同志当时曾致电叫他，但他始终没有到会。”11“致电叫他”，就是指定李汉俊参加。李达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哪省的人就作哪省的代表参加。”12但李达说“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哪省的人就作哪省的代表参加”，并不完全正确。其实只有几个从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代表。前面已经谈到，王右木在1920年8月、1921年8月末9月初曾到上海会见过陈独秀等人，并受陈独秀的委托，回成都创办“马克思读书会”和开展革命活动，既然王右木接受了陈独秀的委托，他必然要将他回川后的工作进展情况，不时向陈独秀汇报，他们两人当会有书信往来，也许是我们现在尚未发现，陈独秀自然会考虑到王右木有留学日本四年的经历，加之他是四川人，为方便四川党的工作和其它方面的工作，指定王右木出席二大是最好的人选。
五、王右木的多名挚友故交回忆他出席了二大
（一）林如稷（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引者注）说：“1922年春末，由于学校发生猩红热传染病而提前放假，我便回到了重庆。住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突然有两位不速之客来到我的房间，其中一位径直向我介绍说是叫王右木，另一位叫刘光亮，并说，你叫如稷，我早知道你，彼此靠得住，所以今天一到重庆便来找你谈谈。还说大致一两星期后，我们要到上海去，先托你办一件事，替我们提前找一间住房……我把地址和号数写给了王右木先生。随后，王先生又特别叮嘱我，我们要去上海的事，你千万别让人知道……我回到了上海时，已到了7月中旬。一天黄昏王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晚上，我住在前楼，他住在亭子间。第二天吃过早饭，他说要去‘渔阳里会人’。”13不要把他到上海住的地方告诉别人，并说“去渔阳里会人”，显然就是出席党的二大。因为渔阳里是陈独秀的住所兼中共中央办公和开会的地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段话是林如稷在1958年说的，而在那个年代，知道并能公开写出“渔阳里”这个地方的人，在全国能有几个呢？这可以说是王右木参加二大的一个有力旁证。
（二）如果说林如稷的回忆，未明确指出王右木1922年7月到上海是参加二大，那么，同样与王右木有过交往的穆济波（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图书馆副馆长，文史馆研究员。引者注）的回忆，则肯定了王右木参加了二大。他说：“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二次全代会，四川方面有王右木去作代表参加。我所以知道是1922年7月，我在上海与王同寓，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鸿仪里同寓还有敬口渔、林如稷等。1923年7月，王右木经过南京到上海，又到南京小纱帽巷寓中来访我。”14也许就是在这次访问中王右木将他1922年7月参加党的二大之事，告知了穆济波。上述回忆，与前面林如稷回忆的1922年王右木在上海住的地点是相同的。
（三）马静沉的两次回忆说王右木参加了二大。一次在1952年写的自传中说：“同时陈竹影也打算要出省去读书，经过我的邀约，我们在7月间同行，由水路先到重庆……恰恰这时王右木先生也由成都到重庆来了，他说他要到上海去开会……到上海以后，他去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无疑，马静沉说的1922年7月王右木“去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就是党的二大。这里说的王右木是从重庆去上海的路线，与上面林如稷说的王右木是从重庆到上海的路线是一致的。1959年（林如稷的回忆是在1958年，他那时不可能看到马静沉写的自传），马静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人声》报终于被成都的警察厅勒令停刊了，而王先生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到上海去参加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去了。”15王右木不但是马静沉的老师还是他的父执。两家关系密切，王右木1918年从日本回到成都的时候，就是住在马静沉家中。同时，王右木还邀请马静沉等几名学生和他一起办《人声》报。可以推断的是，王右木后来在奉中央之命离开成都到外地工作时，曾将自己出席二大之事告诉过马静沉。所以马静沉作出了两次有关王右木参加了二大的回忆。马静沉的回忆进一步证明了王右木参加了中共二大。巧合的是几十年后他们几人的回忆在时间、地点（行程）和内容是那么吻合。更为巧合的是：其中两人对王先生的衣着描述分别为：林“穿着一件灰白和汗污的夏布长衫”、马“身上穿的是一件不合身的白夏布长衫”。几十年后两位老人对一个人的衣着如此相似的描述，更加证明了他们的证词的真实性。
六、王右木在1922年7月中下旬确实在上海，这也是他参加了二大的一个证明
王右木虽未说自己参加了二大，但他在1922年10月11日给团中央负责人的信中说过：“我艰于旅费，冒万苦来到上海，代英都是全知的，可证不假。”16“陈仲甫先生，木于上海起程时，正当法庭第二次审询（讯）之日，迄今已月余。木于仲甫先生近状不禁颇呈关切之感。……并请于仲甫先生处代致意。”17王右木在1922年1月至10月时只到过上海一次，上面第一段引用文中说的“来到上海”，无疑就是指1922年7月的上海之行。第二段的引文则可以肯定说的就是这次上海之行。因为陈独秀确实在1922年8月9日再遭被捕，19日被释放。但王右木从上海起程回川时，正值“法庭第二次审询之日”陈还在狱中。这个时间，距王右木10月11日写这封信时正是“迄今已月”（实际上是将近两个月）。从“木于仲甫先生近状不禁呈关切之感”和“并请于仲甫先生处代致意”来看，这实际上是暗示他对陈独秀的关切和时局的关心，表明了他参加了二大。由于他这封信是写给团中央负责人的，汇报的都是团的工作，没有必要说涉及他曾参加了二大之事。
党的二大是1922年7月16日至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王右木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赶到上海，应当不是巧合，汇集多方面的信息以及他在四川积极开辟马克思主义运动，我们不难断定他的上海之行就是去出席中共二大。
七、解析“尚有一人姓名不详”进一步证实王右木是中共二大代表
在那特定的环境，一是当事人为了保密，二是代表之间不一定相互了解和熟悉；加之又没有保留下中共二大代表名单和相关资料。因此才会出现“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笔者认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之原因：其一、当事人不是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早期中共活动的主要地方的人，不容易被人想到；王右木正是这样的情况。其二、“尚有一人姓名不详”是过早就牺牲的代表，难以被人想起，王右木1924年离开人世。是我党牺牲较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时的影响力在川外并不大，是最可能被遗忘的人。其三、也许能记住他又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同时又能为他作证的人只有陈独秀、施存统，最多还有恽代英能作旁证。然而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许多当事人因为王右木过早逝世而记不清他是否参加中共二大了；有的当事人又早已离开了人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上前六点，已形成了一个证据链：王右木是出席中共二大的代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在小括号中注明“尚有一人姓名不详”的那位中共二大代表！
①王浴生同志1984年9月在《关于我的父亲的一些事情》。
②《人声》创刊号，1922年2月。
③《忆王右木老师》何克希1981年12月于重庆谢家湾——《先驱者》203-226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页。
⑤四川省重庆市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25辑，（内部刊物）1985年版，第4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⑦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⑧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2002年第二期。
⑨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1号
⑩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80发
11《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第17页。
13林如稷：《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人民文学1958年第四期
14穆济波1972年7月4日为访问他的原川南师范同学陈江烈士的家属写的材料。原载《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纪念王右木诞生一百周年》，第257页。
15马静沉1952年写的自传、马冬妮提供。载《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纪念王右木诞生一百周年》，第263页。
16摘自马静沉1952年自传、马冬妮提供，《先驱者》，第263页。
17马静沉：《先驱者——回忆革命烈士王右木先生》，《草地》1959年第七期。
①王右木：《致团中央负责人信》（1922年10月11日），《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大学出版社，第95页。
②王右木《致团中央负责人的信》（1922年10月11日），《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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