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痛免曾希圣。
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曾希圣，1904年生，和邓小平同龄；湖南人，和毛泽东同乡。1924年的黄埔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可谓资格老矣！他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到全面“围剿”之际，信仰共产主义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年仅23岁。此后曾希圣先在河南、山东、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到中央苏区领导电台侦察工作。曾希圣脑子快，善于钻研，在当时红军条件极其简陋、人才又很缺乏的情况下，硬靠自己的钻劲破译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军事情报。红军创造的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粉碎的国民党军一次次“围剿”；红军四渡赤水，巧避敌军锋芒跳出重围的一个个战争奇迹的背后，也有着曾希圣的一份功劳。只是多少年来，这些很少被人提及而已。曾希圣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赞扬他领导的二局(情报局)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则赞扬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可见曾希圣在战争年代具有独特的一份贡献。
战争年代人称曾希圣“曾胡子”；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好了，他渐渐“发福”，人称“曾胖子”。曾希圣个性很强，但从这些绰号来看，倒也看不出他很强的个性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说，战争年代也有人说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这里暂不说菩萨心肠，老虎脾气看来是有的。在安徽，有人甚至称他为“曾霸王”。可见工作作风强硬，比较霸气。战争胜利了，和平年代，官做大了，脾气也大，对人民的疾苦恐怕就不那么敏感了。水静同一篇文章还说，她曾向曾希圣反映，她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但他听不进去。这真是百姓的悲剧，也是曾希圣个人的悲剧了。
1940年起，曾希圣到华中工作，曾就任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大概因为他在华中的时间较长，对安徽的情况比较了解，自1951年起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山东发生严重饥荒，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中央免职，曾希圣再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又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属罕见，可见中央对他十分看重与信赖。
七千人大会时，全国被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就安徽来说，使人感到安徽省委汇报的死亡数字不真实，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安徽的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
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是没有彻底揭开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被安排到安徽组参加会议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刘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现在也减产，明年还要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刘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曾希圣做了检讨
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3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曾希圣在检讨中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还说：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声回答：不满意。
可见安徽的同志对曾希圣真的很有些意见。当然，也不排除会场的气氛感染情绪，导致人们一边倒的情况发生！曾希圣很可能就遭遇到了会上的这样一种情绪。刘少奇呢，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曾希圣越不让人讲话，刘少奇也就越鼓励大家说实话。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生了一点气，发了一点火”。
刘少奇说：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讲到这里，刘少奇戛然而止，不高兴地说：今天散会。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
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曾希圣被免职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义愤，刘少奇痛免曾希圣。当然，刘少奇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凯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曾希圣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在“责任田”问题上，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推广“责任田”，是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而各自逃命、各奔生路时，他便只有检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也只好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曾希圣被免职之后，无疑是很痛苦的。本来没有免除他在华东局的职务，但大会之后，他基本是赋闲在家。当曾希圣赋闲在家时，还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误农时，加快农民的插秧速度，曾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并在家里的花盆、面盆、洗澡盆上做育秧试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粮食的增收问题……
（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张素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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