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位于川陕边界的米仓山与大巴山区，分布于今四川巴中、达州、广元、南充和陕西汉中5市及重庆城口地区，面积4. 2万平方公里，当年人口约600万，是红四方面军开创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鄂豫陕3省，趁四川军阀酣战川西之时，12月下旬翻越巴山天险，18日攻占川陕边境古镇通江两河口，25日解放通江，1933年1月18日解放江口（今平昌），23日解放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红军解放通江后成立以邝继勋任主席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组织数千名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1933年2月相继在通江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以袁克服任书记的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长余洪远，宣传部长刘瑞龙，秘书长吴永康）、以熊国炳任主席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施政方针，标志着以“通、南、巴（包含平昌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
1933年2月至6月，川陕苏区军民取得著名的中魁山、得胜山和空山坝战役的胜利，粉碎蒋介石指使四川军阀田颂尧率6万川军对根据地发动的“三路围攻”，歼敌2.5万，进一步巩固并扩大根据地1倍以上。6月下旬，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健强党政军群组织等各项任务，掀起根据地建设和扩大红军热潮。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1.5万人增加到4万余人。6月底，方面军在木门场（今旺苍县东凡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4个师扩编为第4,9,30,31军4个军。川陕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后倪志亮），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入川时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张琴秋），副主任傅钟、曾传六，参谋主任舒玉章（后王正平），政治部秘书长朱光（后廖承志），总经理部长郑义斋。8月1日，方面军总部在巴中城隆重举行阅兵大会，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也在巴城召开。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迁驻巴中。
1933年8月至10月，川陕苏区军民取得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进攻战役的胜利，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33军，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10万人以上，川陕苏区的版图扩大到东起城口、万源，西至嘉陵江，北抵陕南镇巴、宁强，南控营山、渠县，纵横四、五百里的广大地区，按制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8座县城，建立起23县1市苏维埃政府，标志川陕苏区进入鼎盛时期。
在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省、道、县（市）、区、乡5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机构设置健全，共有绥定（川东）、巴中（川北）2个道（相当于地市级），赤北、赤江、红江、南江、长赤、清江、江口、恩阳、陕南、嘉陵、苍溪、仪陇、长胜、英安、广元、营山、阆南、渠县、红胜、宣汉、达县、万源、城口和巴中特别市23县1市，区苏维埃160多个，乡苏维埃990多个，村苏维埃4300多个，游击队、独立团、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和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少共（共青团）、少先队等群团组织普遍建立；根据地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农业连年丰收，军需民用工业迅速发展，红四方面军通江苦草坝兵工厂年生产100余万发〔枚）子弹、手榴弹源源不断供给前线；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贸易、财税金融事业应有尽有，形成了以通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苏区水陆交通，200多万运输大军日夜穿行于条条大道，巴河、通河5、6吨运输船只畅行无阻，数百里“巴山红色交通线”，保证了人才、情报和紧缺物资在苏区与白区间秘密传送；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制造的纸币、布币、铜币、银币在苏区内外广泛流通；宣传教育、文化卫生、文艺体育事业全面普及，传播先进文化，铸造赤区军民坚强革命意志与崭新社会风貌；声势浩大的戒烟运动根治了旧社会顽疾，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錾刻出了以“赤化全川”、“平分土地”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红军石刻标语2000余幅，书写了当年川陕根据地的浩然正气与辉煌历史。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迅猛发展，震撼了国民党的统治。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率四川各路军阀110团约20余万人，对川陕苏区进行“六路围攻。”根据地党政军群机关紧急动员，信心百倍地投入反围攻斗争。12月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实行全赤区军事化”，巴中道、县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定1934年1月完成5万新红军上前线。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长赤成立妇女独立团（同年秋冬又在南江组建妇女独立第二团），团长曾广澜（后为张琴秋），200O多名英姿飒爽的巴山青年妇女参军参战，成为近现代史上中国最大的一支正规妇女革命武装。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以大通江河和巴河延长线分为东西两线，东线徐向前指挥30个团收紧阵地布防于万源东部一带，于1934年7月上旬至8月初，取得著名的万源保卫战重大胜利；西线王树声率10余团由嘉陵江沿岸节节抗击疲惫敌人后，收紧阵地于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8月下旬，方面军由东及西实施大反攻。9月中旬，徐向前、李先念率红30军主力自巴中出木门、旺苍之间，在黄猫垭（今苍溪县黄猫乡）激战两天一夜，歼敌6000余人，取得反“六路围攻”反攻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总计歼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炮100余门，恢复了苏区疆域，并扩大了部分新区，但红军也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座卧于通江县沙溪乡王坪村的川陕苏区红军烈士墓（系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墓），为当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计建造，共安葬红军烈士近8000名，其中师团职干部38名，成为川陕先烈不畏艰难困苦英勇献身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与不朽丰碑。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反五次“围剿”失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川陕苏区虽然取得反“六路围攻”胜利，但经过几年战争消耗和破坏，根据地已经元气大伤。这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又纠集100余团30万军队，部署对川陕根据地更大规模的“川陕会剿。”面对严峻的形势，川陕苏区军民一边医治战争的创伤，一边研究制定新的斗争策略。10月19日，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完成30万铁的红军”，“巩固现在赤区，并要打过嘉陵江去”，“彻底粉碎川陕会剿。”11月初，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制定“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军训词，表彰反“六路围攻”功勋部队，举行庄严的军训词宣誓和授奖典礼。11月中旬，方面军又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六路围攻”作战经验，制定出依托老区、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
1935年1月22日，长征途中的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发出《关于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给四方面军的指示电》，命令红四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为执行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于1月中旬至2月中旬，开展了广昭战役和陕南战役，吸引沿嘉陵江布防之敌北向，寻找渡江突破口。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苍溪强渡嘉陵江挥师西进，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留下巴山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共10余万人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为红军主力在党中央领导下取得长征胜利开创中国革命崭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川陕苏区军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无数红军将士和优秀巴山儿女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巴中市作为川陕苏区的首府和中心，当年总人口约100万人，参加红军和脱产的地方武装约12万人，两年多投入运输力量约100万人次，提供军粮15000万公斤以上。经过川陕苏区的历次战斗、国民党军队及地主“还乡团”的残杀等，牺牲4万余人，其中有舒玉章、余笃三、任伟章、陈少猛、刘子才、赵明恩等全国著名红军烈士38名。新中国建立后，曾在川陕苏区战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徐向前、秦基伟、洪学智、王树声、许世友、陈锡联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巴中籍有吴瑞林、傅崇碧等27名共和国第一代将军，有刘海清、李培基等200多名省部（军）级干部，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目前巴中健在的老红军、西路红军、红军失散人员还有近1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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