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与徽州千丝万缕的文化渊缘。
自唐置县隶歙州后，漫长年月里，婺源与该州其它各县的联系频繁、密切，文化彼此渗透、交融，共同形成徽州文化。且不说方言、日常习俗、民居宅院、宗祠、戏台、路亭、桥梁、石井、巷道以及村镇格局之种种外在共通，光从下面几点就可见婺源与徽州的鱼水亲情非同一般。一、婺源明经胡、萧江、济阳江、朱、汪、洪等姓与徽州
明经胡 本世纪初，从徽州绩溪上庄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学者胡适（1891—1962）。其始祖是婺源县考水村的明经公胡昌翼。婺源旧志亦载：考川（今考水）人胡昌翼，系唐末后帝之子。因唐被后梁朱温所灭，后子流亡，被在长安（今西安）为官的的婺源人胡三遇见，将其掩带回籍，更名改姓为胡昌翼。后唐同光三年（925）胡昌翼考中明经科进士，但不做官，仍隐居乡里。尝捐资在膛源建有一桥，其地故改名为“太子桥”。——“太子桥” 地名现在很少有人使用，但笔者老母亲少时常去那里砍柴，所以记得很清楚。在黟县西递的胡氏《族谱序》中也明确写着：“明经胡氏本唐裔，避难婺源考水之胡村，遂从胡姓。其子孙以十干为派宗，元丰间，壬派孙李臣迁黟县之西递铺，是为西递始祖。” 据《绩溪文史资料（第二揖）》中《胡适之父胡铁花年谱述略》一文记载：“胡适的父系最初姓李，是唐朝的皇族。《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始祖昌翼公，本昭宗之子......为避朱温乱，赖臣胡三公庇匿婺源之考川，遂冒胡姓。’后唐时，昌翼公以明经发进士科，故称明经胡氏。”明经胡为绩溪大姓氏，分布聚居县内上庄、宅坦、湖里、上胡家等大村镇。笔者曾听一位绩溪朋友说“徽州之中休宁、祁门、黟县的方言我听不懂，但不知怎么就能懂一点婺源话？！”这也许与绩溪明经胡姓、江姓、洪姓等出自婺源有关。
萧江、济阳江 婺源出城往东20公里，有一水湾环村而过，村名江湾；从江湾进五头源，登五条小岭，就到了安徽休宁县。江湾历史上出过江一遴、江永、江谦等名人。但，江湾萧江源出歙县——唐代的萧祯（萧江人一直传说他是兰陵相国萧何的后裔）做了江南节度使后，定居在现在的歙县，易姓为江。至八世祖江敌任进贤县尉，才迁居婺源云湾，江姓人在此发达起来，成为婺源望族，云湾遂改名“江湾”。隶属江湾的晓起村也有江姓聚居，是清代两淮盐务使江人镜故里，为国家生态文化旅游示范村，但系婺源段莘乡江村迁入，而段莘江氏来自歙县篁墩济阳江。2001年5 月 30日，祖籍婺源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亲临江湾村，题写了“江湾中心小学”校名，并到村民江镇中与退休教师江启昌家中问寒问暖，偏僻的江湾村极大震憾。明代，又有婺源人江思礼从婺源松关迁入绩溪，今绩溪十里岩、茭塘、坑上等村皆其后裔。
朱、汪、洪姓 不仅江湾萧江、段莘济阳江均源出歙县，婺源朱熹这一支朱姓始祖原来也是从歙县篁墩（今属屯溪）迁来的，这在徽州已经广为人知。而据婺源晓川《汪氏宗谱》载：唐乾年间(公元877-879年)歙县篁墩汪万武逃乱，至此天刚破晓，只见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地沃草肥，花香四野，便搭草棚、起炊烟，而将此取名“晓起”，亦称晓川。在与休宁接壤的婺源段莘乡，汪姓更是大姓，该乡史料记载：中村,南宋末休宁县岭背汪上觉建村；裔村,叶姓始居，唐末休宁县回岭汪姓迁入；水末村,附近裔村汪姓建村；河村,休宁县回岭汪姓建村，已35代；槎口村,休宁县山后汪姓建村，已34代。另记：洋边村 ,歙县方姓建村，已40代。婺源今鄣山乡车田一带洪姓《洪氏宗谱》中也记载：唐代，洪氏二十七世祖洪延寿（官至长史），自安徽歙县篁墩迁婺源黄荆墩（后为浙源乡轮溪村，今之鄣山乡车田村）定居。广明间（880-881），洪氏二十九世祖洪古雅（官至大司农）的次子洪玉，因黄巢起义避居乐平枫木桥；再经十四或十六世，其后裔洪贵生又迁潮州（今广东）丰顺县汤田布心定居。洪秀全是潮州洪氏世系的第十六世。洪秀全祖先洪氏二十六世祖洪师敏、二十七世祖洪延寿、二十八世祖洪汉宗、二十九世祖洪古雅墓葬均在婺源。今鄣山乡车田一带洪姓居民均属洪延寿后裔。《婺源县志》也载有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其祖居地是婺源。相传，在洪秀全越来越荒淫、太平天国政权摇摇欲坠之际，洪秀全曾私访祖地——婺源轮溪村，并题诗一首祭祖（较长，略）；历史学家陈周堂先生，在南京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曾专程到婺源县车田村实地考证，并即景赋诗抒怀：“龙池灵秀锦山川，孕育英雄洪秀全。可惜龙池半边月，太平江山十五年。”
其实，在婺北的各乡，休宁、歙县迁来建村或落户的情况都较常见（若干代后，这些姓氏因为人多地少，又逐渐向地势相对开阔的婺源南部分流）。当然婺源与徽州各县之间这种姓氏渗透是双向的，且不说就近的休宁、黟县，即便徽州北头的绩溪，都有婺源人迁去，如绩溪史料载：南唐时，一位叫洪钦的婺源人迁入绩溪，居横城(今瀛洲乡横形村)，后裔分布于石kua、坦头、岭下、大岭脚、潭村等26处村庄。然而，尽管婺源与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在地理上更少阻隔，但这样的相互渗透却很少。
二、婺源朱熹与“新安理学”
徽州是理学的崛起之地 ，徽州人深受理学的影响和滋润。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是今婺源紫阳镇人（“紫阳”是朱熹别号），父朱松，宋政和八年进士，外任福建政和县尉。十四岁丧父，随母祝氏定居福建崇安。绍兴十七年秋朱熹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朱熹对婺源感情深笃，一直自署“新安朱熹”，曾于绍兴二十年春和淳熙三年二月，两次回婺源故里省亲扫墓。后一次亲手植杉二十四棵（尚存十六棵）。婺源人为纪念游子，改九老芙蓉山为“文公山”。而婺源灵岩古洞群洞壁上也留下了朱熹的题墨。
朱熹致志于理学，重视文化教育，热心创办学校和书院，并在白鹿书院、紫阳学堂、考亭书院和岳麓书院等处讲学。其哲学思想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朱熹提出了“天理”、“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朱熹学派在成为官方儒学之后，影响长达七百年之久。朱熹一生学术著作甚丰，明清两朝考科举，均以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必读书和考题。他被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学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于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日本曾将朱子学说作为天皇思想，统治了整整两百年；韩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退溪，乃是朱熹忠实的信徒。因此，朱熹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
朱熹死后，谥“文公”、赠“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三年封“徽国公”，咸淳五年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元至正元年诏立“徽国文公之庙”。崇祯十五年诏称“先儒朱子”（后改称“先贤”），列为于汉唐诸儒之上。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定文庙春秋祭祀。
他回徽州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普遍信奉不移。歙县人吴昶（？—1219），休宁人程大昌（1123—1195），都是朱熹门下卓有成就的学生。元代婺源人胡炳文（1250—1333）、胡一桂（生卒年不详），著名学者、教育家休宁县人陈栎，元末明初祁门县人汪克宽，明休宁县人程瞳……无不致力于程朱理学，且均有理学著作传世。
三、婺源江永与“皖派朴学”
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皖派朴学奠基人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又字慎斋，婺源江湾人。少年读书过目成诵。生员出身，晚年入贡。生平致力经学、音韵学和理学。所注疏的《十三经》，对“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精思博考，发前人未及之处。乾隆初，儒臣篡修《三礼疏》，礼部取江永所著《礼经纲目》考订，并请江永赴京答解疑义。他精通中西历算，尤精音律音韵，所著《古韵标准》，对研究中国古韵有重要创见。更服承朱熹之学，取阳儒阴释各家之说辨析校正，深究力行，以“孝、悌、仁、让”为先。著有《礼经纲目》、《四声初韵表》、《律吕阐微》、《音韵辨微》等。被收入《四库全书》著作二十七部。终年八十二岁。
清乾隆年间，歙县“不疏园”成为皖派朴学的发祥地和习研交流中心。“不疏园”位于郑村西溪，是儒商汪梧凤住宅的一部分。园内有丰富的藏书，是文人、学 者读书、游息的好地方。江永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六、七年之久， 皖派朴学集大成者休宁隆阜人戴震（1724—1777）和歙县学者朴学家程瑶田、金榜、汪肇隆等当年都在这里拜他为师。江永遂为皖派朴学奠基人，对皖派朴学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中戴震最杰出，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有《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1980）、《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等。
江永墓在婺源江湾湖山村后山。墓碑面刻金榜题“皇清岁进士从祀紫阳名儒江慎斋先生偕元配汪氏孺人之墓”等字。今婺源萧江宗祠有一幅对联这样评价江永（晚号弄丸主人）和朱熹（号晦庵）：
江氏自节度易姓以来，叠分于婺于歙于衢，代有挺人，粲乎溯兰陵八萧，到昭明太子；
云湾当有清重儒而著，其他若胡若程若戴，并称世哲，翕然推弄丸一老，继晦庵先生。
四、婺源何震与“徽派篆刻”
徽派篆刻创始人为明代徽州府婺源县人何震 (约1530-1541年生，1604年卒)，字主臣，号雪渔，又字长卿。迫于生计，何震离乡来到留都南京从学文征明之子文彭，谊在师友之间。何震的印路较之文彭可谓宽广得多。大多数何氏印作以猛利立格，又有工致圆润一路，流转生趣却不失硬健，可以窥见汉玉印的遗韵。他还首创以单切刀刻边款，对后世印人影响极大。在印谱史上，何震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个人印谱。何震在篆刻理论上亦有建树。明初，印坛庸俗怪异，杜撰擅改篆字形义成风。何震与之针锋相对，明确地提倡六书、要求印人有高深的文字学和书法修养，更可贵的是他扎扎实实地验之于实践。何震不仅在他的《续学古篇》中，总结了篆法的“三害”和刀法的“六害”，认为作篆治印的关键在于用笔运刀，实现了刀法与书法的一致。清初周亮工称其印“无一讹笔”，这也影响到清代的书刻相融、极有成就的邓石如诸家。
在何震的影响下，徽派篆刻名家迭起，高手辈出。休宁人朱简，歙县人程原程朴父子、程基、江皓臣（一说婺源人）、汪关等，形成最早的文人印派——“皖派”。周亮工《印人传》道：“自何主臣继问国博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久之而黄山亦无印，非无印也，夫人而能为印也。又久之而黄山无主臣，非无主臣也，夫人而能为主臣也。” 何震，作为皖派的宗师，“一剑抉云开”(魏锡曾《论印诗二十四首》中评及何震)，自此，我国篆刻艺术在荒寂了一千来年后，又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文人流派印得以蓬勃发展。清初，歙县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师承何震又有创新，人称“歙中四子”；到了晚清，黟县黄士陵崛起，人称“黟山派”。近代歙县人黄宾虹治印师承巴慰祖，对徽派篆刻有所发扬。其它的浙派、邓派及其传派皆从皖派导源而长流。
五、婺源医家与“新安医学”
医学上有久负盛名的新安医学，为我国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历史上新安医家的典籍仍作为人们学中医的教科书和必读书；一些医方仍用于临床。婺源籍医家是新安医学的重要力量，著作甚夥——《中国分省（按解放后政区）医籍考》统计：“婺源医家甚多，医家著作竟达120余部，占江西总数的四分之一(按：以前婺源才十几万人口。即便现在婺源人口32 万，也只占江西 4700 多万总人口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列举作者88人——其中王国端是元代针灸名医；而程门雪为我国现代中医学名家、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又名振辉，号壶公、九如。程为丁氏医学的继承人之一，擅长中医内科，对《伤寒论》和温热病学说颇有研究。毕生自学不厌，诲人不倦，桃李满园。生平还爱好金石、书画、诗词，精于书法和古体诗。遗著颇多，除散失者外，有伤寒三种，女科三种，评注古人医案三种，温热三种、方剂一种、杂论一种。其著作已出版八部。
婺源砚石与“歙砚”、婺源虹关与“徽墨”
歙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它以石质坚韧，纹理缜密，发墨益毫，贮水不涸，雕刻精湛，造型独特，美观适用而著称，深得历代名人的高度赞誉，素为徽州人的一项骄傲。歙砚始于唐代，砚石产于婺源龙尾山，婺源隶歙州，遂以州名。但又以山名，称“龙尾砚”。相传是唐代开元年间一位姓叶的猎人追捕野兽时发现的，当时龙尾山脚的武溪上有一缕白云宛转浮游，状如行龙。那位叶猎户随其指引处挖掘出一块石料，将石料带回家中经技艺高超的匠人雕琢，辗转献给了歙州令，才引起官府重视。到了南唐，后主李煜对歙砚赞赏备至，擢砚誉满天下。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专程到婺源察看龙尾砚山，写下《砚山行》长诗一篇。
名贵歙砚的坯料，大多采自地下水位以下的深坑；纹理均自然天成，有金星、金晕、银星、眉纹、罗纹、鱼子、水浪、玉带等数十种；雕刻运用精良之徽派技法，美观大方；构思巧妙，往往将自然纹理、砚坯外形、雕刻技法有机组合，琢成各种妙趣横生、巧夺天工的奇状；多配以红木、梨木、红椿木、银杏木胎深漆制成的砚盒，尤显典雅。
徽墨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生产历史。唐未河北易州著名墨工奚超携子廷圭渡江至歙，他们见到黄山脚下遍地是高大而茂密的古松，便留居造墨。他俩苦心钻研，改进了炼松烟和胶等技艺，造成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好墨，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封廷圭为墨务官，并赐以李姓，从此，李墨誉满天下。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宗下旨改歙州为徽州，李墨遂称徽墨，并历经发展。徽墨的制作工艺精湛，两面均由镌刻木模压制出名家书画图案，成为集绘画、书法、雕刻于一体独树一帜的综合性艺术珍品，不仅用料考究，且生产技术难度大。高档徽墨有超鼎漆烟、桐油烟、特级松烟等，色泽黑润、磬香浓郁，为历代书画家所推赏。著名的胡开文（婺源明经胡后裔）墨曾经获得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而婺源浙源乡虹关村也是明清时代享誉全国的“徽墨”产地，至今许多著名墨师的宅第保存完好。《清代名墨谈丛》一书记载：“婺源墨铺（指婺源人开的，并非指婺源境内）大约在百家以上，仅虹关詹氏一姓就在80多家，……在数目上远远超过歙县或休宁造墨家，在徽墨之中是一大派别”。婺墨见赏艺林，具有“入纸不晕、浓墨而光，防腐防蛀、耐久不变”的特点。享有“落纸如漆，万古存真”的美誉。婺墨中还有一种药墨“八宝灵丹”，对消炎、除毒、止血、去瘀等症状有一定疗效
七、婺源徽剧—— 徽剧的支派
徽剧是京剧的前身，是我国富有特色的古老剧种。徽州乡民对戏剧特别嗜好，不仅迎神赛会、婚丧喜庆时要演戏，而且在诉讼之后还要对败诉者罚戏。一些较大的村庄，都建有砖木结构的戏台。婺源徽剧属“石牌”流派，以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为主，也有别具风味的西皮、高腔和昆腔。
道光年间，婺源浙源的李茂才、俞灶喜、吴根焕等艺人在安徽安庆、石牌搭班习艺，将“老石牌”即老吹腔、高拨子等徽调传入婺源。此后，婺源徽剧又吸收了目连戏的高腔、下江调，并吸纳了赣剧的南词和婺源民间小调，逐渐形成既有皖南特色又有浓郁地方韵味的“婺源徽剧”，在清末民初一度盛行。“洪福林徽昆戏班”等一批婺源徽班曾煊赫一时，涌现了“小旦红”、“武旦宜”、耿金榜、汪进、汪仙保、汪灶喜等深受观众喜爱的名角。
徽剧和徽商的兴衰紧密相连。抗战时期百业凋零，徽商日趋衰落，婺源徽剧濒临绝境。解放后成立的婺源县徽剧团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徽剧团之一，挖掘、收集、整理了传统剧目400余本，整理曲牌800多首，脸谱52个。婺源镇头乡的阳春戏台，至今完好。
八、婺源人崇文、重礼——徽州人的共性
徽州尊重文教，认为“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婺源晓起村楹联），于是“山间茅屋书声响”（康熙《祁门县志·卷一》），或耕读“学而优则仕”、或经商行医、或习文学画学厨艺…… 总之，特定的育人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好学精神，提高了徽州村民的整体素质，为徽文化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内在基质，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可以说徽州在“仕途”与“经济”上的成功实为“以文教育人”、“以文化立村”的成功。在这方面，被誉作“江南曲阜，山里书乡"的婺源堪称典范。
婺源山多地少，“农终岁勤劬，亩不获一人之口……农之苦孰有如婺者。”（光绪《婺源县志》）但婺源作为朱熹故里，“号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婺源乡土志》）。县城内的唯一一座山，因为旧时山下曾设学馆，所以至今婺源人都不约而同地唤之为“儒学山”；县城原名蚺城，后由于全国惯例改称城关镇，1980年前后，当时婺源人主持的县政府正式将它更名为“紫阳镇”（紫阳是朱熹的别号）。婺源一直是偏僻小县，着眼旅游业是这两年才有的事，故当年这些举措丝毫不同于如今为招徕游客各地挖空心思以名人冠名的俗举，其实质与改九老芙蓉山为“文公山”、定村名为“太白”（唐朝大诗人李白-字太白，曾乘舟漫游至婺，在今太白村的湖山处停泊逗留。旧县志有“李白曾涉此”的记载。后该处聚落定名“太白”。）一样，都是出于真诚的纪念前贤、尊崇文化之乡风。至今家家户户的春联中“书声震屋”、“苦读勤耕”等字样极为常见。而长辈每每要求子孙首先要把作为文才外征的毛笔字写好。很多年前，笔者曾在婺源首届“龙尾砚奖”全县学生书法大赛中获第一名、笔者弟弟也连获两届（三年一届）“全省少儿艺术节书法大赛”第一名，这与自己不识字、一生劳苦却力勉我们用心于学的家母之教诲息息相关。外地任教的汪荣时先生在《婺源——我的根》一文中写道：“我的父亲生于普通百姓之家，九岁丧父，寡母为人帮佣，却不忘族规：每家须有一男儿读书，家贫的由本祠堂族人资助学费。故而父亲的两个哥哥外出打工谋生，父亲却依靠族人捐助、寡母的辛勤汗水、以及变卖田产维持着学业，并于五十年代末期考入江西师大数学系。”
浙源乡虹关村中一棵巨大的千年古樟至今苍郁屹立，胸径3.4米，高约26.1米，冠幅3亩许，被誉为“江南第一樟”。 古樟旁的古驿亭有一副字迹斑驳的楹联：“试问几何年曰宋曰唐古樟自晓，溯回多少事论荣论辱浙水长流。”意味深远。古樟树底，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蜿蜒远去。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墨客曾为古樟吟诗作赋，民国年间，村人詹佩弦将这些诗文五十余篇，编印成《古樟吟集》一书。中有一诗曰：“树荫虹关数百年，休黟祁歙盛名传；几多词客增诗意，仰视云霞俯听泉。”——为吟记一树而专门去编一本诗文集子的雅事，恐怕古今中外都罕见！这个詹姓墨乡，曾孕育了众多名人。詹同、詹徽父子，明洪武年间先后出任吏部尚书，詹应甲，清嘉庆间任直隶州知州。还有10余名饱读经书，能文善诗的文人，留下了传世著作30多部。中华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故里庐坑村，与虹关相距只有5公里。这种浓厚的崇文乡风，又岂止在一村？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历代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据载，从宋代至晚清，全县考取进士550人，婺源历朝出仕的文武官员有2665人之多（婺源至今仍存不少“尚书第”、“大夫第”、“司马第”、“进士第”，而桃溪村潘氏有联曰“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著作2180 部（又有统计为3100多部），其中被选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72部，计1487卷。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天文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中医学家、科学家、翻译家、企业家，犹如群星灿烂。除前已述者外，婺源为世人景仰的著名人物还有南宋名臣、文学家朱弁（bian,四声），被称为"江南二宝"的文学家胡伸、汪藻，擅文章之誉者张敦颐（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有３９部）、汪澈、王炎，明代曾任户、吏、工、兵四部尚书者潘潢， "同胞尚书"余懋学、余懋衡，被誉为"理学真儒，经济实用"的兵部尚书汪应蛟，生不逢时、死后33部著作为《四库全书》收藏的清代学者汪绂，清代创制天文钏中星仪（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的天文学家齐彦槐，以及近代著名"四大买办"之一吴懋鼎，教育家、佛学家江谦，"江南茶叶大王"郑鉴源……等，不胜枚举。——当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查良镛）的祖籍，也在婺源县浙源乡。1995年2月，金庸在给浙源人查传宦的信中称其为“传宦族侄”，并对他说：“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
北方大族南迁徽州后，依然聚族而居。“迁徽氏族多以自己的始祖或迁祖为中心，集居繁衍，形成宗族，常以族姓命居住地。当原居地发生地狭人稠矛盾后，始分居他乡。一般一族聚居一村，也有按房系分居几村，有的累世同居。”（《徽州地区简志》）如婺源的江湾、王村、叶村、李坑、祝家庄等。为强调敬宗，无不修谱联宗、建祠而祀。聚族而居，千载相沿，使徽州村落更具凝聚力。徽州村落中人际关系以礼制为前提，以宗族为基础。虽然解放已经半个世纪，世风变化，但与一般地区相比，徽州人仍更恪守“合乎礼仪”和传统道德。婺源“为朱子故乡，流风余韵至今未泯”，“书乡”人知“书”达礼，加之位置较徽州别县更偏塞，所以总体而言，婺源人尤显忠厚、孝悌。宗祠甚至住屋门联上都会出现教诲子孙的对联，中央往往高悬着醒世的“三省堂”、“诚致堂”、“敬序堂”、“敦伦堂”、“敦德堂”等匾额，随时勉励族人和子孙，历代恪遵。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在婺源是最显而易见的。“婺”这个字，本来是天上的星宿名称，系28 星宿之一，但又指女性，形容女性的美德（参见《辞海》“婺”字条及2002/06/19《民生报》特派记者吴学铭关于婺源的文章）——可见婺源连名字都浸透着伦理。在宗族邻里之间，徽州村落也以“礼”相处，“礼”中融“理”与“和”。婺源人信奉“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讲究礼让，“作退一步想”、“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便宜多自吃亏来”、“和善人家有子必贤”（婺源村落楹联）。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以“理”服人，分家、买卖、典当、租赁转让等均由当事人及中人协议立契约为凭据，而且世代相传。当发生民事纠纷时，即使在宗族村落之间，婺源人也往往是由双方德高望重的尊长谈判协商解决。此举一例：旧时婺源东部诸乡的祠堂，没有哪座有江湾祠堂那么大。现年76岁的退休教师江中秋解放后在祠堂住过五、六年。江中秋说江湾祠堂出资人是江湾富商江知源，由于祠堂大，难找到很粗的樟树做主梁。村里人四处寻找，终于在二十几里外的李坑村访到一棵大树。江知源授意村里人：不惜一切代价买下来。但江湾李坑两村商量不通。没办法，江湾人夜潜至李坑将树斫倒，先“斩”后奏。李坑人气坏了。江知源赔罪说，树死不能复活，我们在李坑建一个戏堂，再立一块碑，以记李坑村的功德。李坑绅士最终成全江湾，在樟树上铺上大红布，让江湾人把樟树从水路运到江湾。
现在，婺源人即便相斗，也重“文斗”不尚“武斗”，到官府诉讼，形成法治与礼仪并重的文明风气。婺源的犯罪率，远远低于周边江西的德兴、乐平、浮梁，而这几个县市与婺源接邻处长期存在冲突乃至发生械斗（笔者曾去婺源太白、珍珠山、古坦等乡镇调查），先动武的却往往不是婺源人——依此而论，前文中婺源民众上书蒋介石所担心的“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之虑”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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