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部队军号的百年收藏史。
2010年5月，岐山县退休干部、收藏家帖忠科发现自己收藏的百年军号与抗日名将宋哲元有关，县博物馆初步断定这把军号为抗日时期部队遗物。5月2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判定军号为宋哲元部队器材，藏家帖忠科慷慨予以捐赠。那么，这把军号是谁制造的？它从何而来？是怎么流落民间的？军号背后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一次意外的发现
岐山县城建局退休干部、收藏家帖忠科喜爱收藏，不论是上班期间还是退居二线后，他都忙中偷闲关注着一些有历史价值的藏品。在县城的一些古玩店或乡下农户家中，他时时注意搜集一些古玩。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古玩店发现了一把军号。开始人家不愿意出售，后来他几次登门，而人家看出他想收藏这把军号，便接连提价。最后，他以自己的耐心和诚心感动了收藏人。虽然收藏了军号，但帖忠科一直对这把军号的来历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军号是军人的语言，是冲锋的号角，是胜利的凯歌，军号在军队有着极高的权威。出征时司号员随时紧跟司令员，任何人只要听到军号声，就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拿破仑曾说过，军号是战争之魂。从自己多年收藏的经验和军号上的信息判断，它绝对不是一般的军号，而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按说，一把军号不足为奇，但就是帖忠科收藏的这把军号，却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今年 1月 11日，本报披露了岐山惊现抗日民族英雄宋哲元衣冠冢石碑的消息后，帖忠科想到了宋哲元的部队。这把军号是不是当初部队的遗物？因为只有部队才有军号。此后，帖忠科查阅县志、寻找有关宋哲元的史料，还走访了县博物馆，与陕西省收藏家协会的资深人士进行交流，有了初步的断定。
5月 8日，记者来到帖忠科家。帖忠科从柜子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军号。记者看到，这把军号杆为红铜质，号嘴为黄铜质。帖忠科用尺子一量，长29厘米，喇叭口直径 11.8厘米。记者看到在喇叭口根部有一椭圆形的商标，商标上部中间两字为“分此”，两边为“上海”两字。商标中间还套有一个小椭圆，文字为“天顺祥自造”，椭圆下部平行的文字为“开国纪念”。
云南钱王王炽商号制造
据帖忠科说，仅从军号文字判断，它应为民国初年之物。图案和文字提供的信息表明，这把军号为清朝后期云南钱王王炽的商号，他的分号当时遍布大半个中国。
商号怎么能制造军号？
记者从岐山县博物馆有关资料中找到了答案。
据记载，“天顺祥”的掌门人王炽 1836年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依靠母亲纺织为生。成年刚至时因不满乡霸欺人，失手打死恶人出走，用母亲卖掉陪嫁玉镯的 10两银子做本钱经商，从赶马帮贩运开始，历经艰险，苦钻商道，以过人的胆识与诚信打破当地商贾设置的重重阻碍和官府的地方保护，并发展了著名的“天顺祥”商号，促进了川、黔、滇三地的商务往来和商品流通。
当时，清朝廷唐桐巡视川东，劝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王即与席茂之分伙独营，在全国西南、东南各大要埠设分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清同治十一年（ 1872），王在昆明主持“同庆丰”商号，并设“兴文公当”兼营房地产。经 20年经营“天顺祥”、“同庆丰”商号，资金雄厚，号称“南邦之雄”，驰名省内外。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 22个省中 15个省的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分号较大。
光绪二十九年，王炽病故后，其子王鸿图继父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 1909）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 3年（ 1914）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当时，总部和分号都建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据岐山县博物馆馆长徐永卫说，从这把军号实物看，时代信息非常明显，应是 1911年或 1912年生产的军品。当时总部制造军号，然后分发到各分号使用。王炽的儿子接管家业后，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道义，还有新的发展。上海“天顺祥”钱庄是上海分会的一员。上海分会在民国建立中出钱出物还派遣武装力量。辛亥革命时，上海商会的武装力量还是上海军的主力。
军号辗转流入部队
军号是怎么到二十九军的呢？
5月 6日，帖忠科觉得既然军号是部队的，理应交给军事类博物馆。他先后几次查阅中国军事博物馆电话，当天致电军博馆，简要介绍了他收藏的这把军号的情况。中国军事博物馆有关方面接到电话，感到非常新奇，当即问他多少钱出售，他说不卖，而要捐赠。随后，他找人拍了照片，然后打印出来，并附上说明，传真给军事博物馆。博物馆同志说，他们收到后将进行研究，让他等候消息。
5月 20日，记者在省城西安的陕西省收藏家协会秘书处办公室，见到了前来接受捐赠军号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大校、军博馆文物征集室主任杨萍女士。
当天，杨萍仔细查看了这把军号，与帖忠科进行了详细交谈。她说，军事博物馆收到帖忠科的电话和传真后，馆里领导非常重视，查看了有关抗日名将宋哲元等相关的历史资料，并到国家博物馆进行了考证，判定这把军号为宋哲元部队遗物。
据分析，辛亥革命后，这把军号从商会武装队伍中流传到了国民革命军中，参加了几次北伐战争，经过无数次的战争争夺，最终落到了宋哲元领导的“中华民国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部队解散流落民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宋哲元带领将士在卢沟桥抵抗日军。后来，由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卢沟桥事变”后，就以军费开支紧张为由，逼着二十九军的许多将领退役。当时，陇海铁路已开通，由于交通较为便利，加之岐山县蔡家坡有二十九军的一个留守处，许多将领便来到了蔡家坡，将官及家属有300多人，名曰让这些将领留守休息，实则排除军内异己。
据说抗战期间，民国第二十九军许多高级将领曾住的地方就是现在蔡家坡另胡村的白云寺，当时的大雄宝殿被改成了闲清别墅，宋哲元等人就住在别墅里。
正当日寇步步向国内进攻时， 1938年 3月，宋哲元被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虽然官愈做愈大，但已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由于对时局忧虑，宋哲元将军终日闷闷不乐，于当年 9月突患肝病。 1939年夏天，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他便辞了官职，于 1940年 3月回到其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当年 4月 5日病逝，终年 56岁。宋哲元病逝后，居住蔡家坡的将领们自由解散了。有些官员在当地以卖地耕种为生，军号也就自然流落到了民间。
捐赠填补馆藏空白
据杨萍说，最近他们军博馆事务非常多，但考虑到帖忠科收藏的是宋哲元部队的遗物，他们便很快赶来与之见面。史料证实军号就是宋哲元部队遗物，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军事博物馆目前收藏有宋哲元部队的军装、手枪、作战图和一些兵器，唯独没有军号。根据馆藏需要，为了全方位展示抗战时期文物，拓展文物收藏面，经文物专家组和馆里领导审定，同意收藏。这把军号也填补了军博馆宋哲元部队器材的空白，可以使更多观众全面了解当时的历史。
杨萍告诉记者，作为个人给国家级军博馆捐赠军事器材文物，不求任何回报，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和鼓励，尤其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精神更显得难能可贵，值得大书特书。以前陕西省有个人给军博馆捐赠军事器材的，宝鸡市还没有。帖忠科是宝鸡市给军博馆捐献军事器材第一人。
杨萍对记者说，这次她们来到我省，包括帖忠科在内共有 6人要向军博馆捐赠军事器材，她们逐一进行了鉴定。有 5名物主都是有备而来，有的想把收藏的文物高价卖给军博馆，有的虽说不卖，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由于国家馆收藏标准比较高，那5件藏品都不够军博馆收藏标准。唯独帖忠科的藏品达到了军博馆收藏标准，但他既没有提出要出售，也没有提任何附加条件，从一开始就要给国家馆捐赠。按常规，她们对收藏的文物都要反复鉴定和考证，等收藏后再制作收藏证书，程序比较严格，但她们提早见到了帖忠科主动发来的文图资料，又经过了一番考证，来时就将收藏证书做好了。足见她们对这件文物的重视程度。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姜西海说，以省收藏家协会会员名义向国家级博物馆和军博馆捐献军事器材文物的，帖忠科还是第一人。军号是抗战的遗物，更是历史的见证。向国家博物馆捐赠军号，是对民族文物更好的保护。 :victory: 呵呵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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