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官妓与营妓。
据文字记载，最初的娼妓是官妓与营妓。虽然记载不是特别明确，学术界也时有争论，但普遍的看法是，最初的官妓来源于春秋时齐国的丞相管仲，而最初的营妓来源于春秋时的越王勾践。公元前645年，在征得齐桓公的同意后，管仲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官办妓院，名叫“女闾”。有意思的是，妓院竟开在齐桓公的王宫内，当时大概有官妓700人，一时招蜂引蝶，嫖客如云。妓院开在宫中，这当然不甚雅观，有伤风化。但齐桓公的如意算盘却拨得叮当响，一来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二来也便于他进行管理，而更重要的是，方便他随时随地倚红偎翠，做天下最大的嫖客。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当然，齐桓公不会忘记“好管家”管仲的功劳。所谓主子吃肉，奴才喝汤，齐桓公给管丞相的奖赏是，免费嫖娼。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曾将管仲创设“女闾”的原因归纳为四点：一是国家收租税；二是容纳奴隶；三是优待游士；四是供齐桓公娱乐。春秋时期，齐桓公南征北讨，俘虏众多，男俘虏倒可做苦力，女俘虏呢？正好发派她们到国家妓院做娼妓。一方面，这些娼妓可成为齐桓公赚钱的机器，另一方面，又可以解决国内大量无钱娶妻的男性公民的生理问题，免得他们在利比多的刺激下去偷鸡摸狗，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治安，真可谓一箭双雕。
这样的妙计西方人当然也不会错过。公元前594年，梭伦替雅典起草新法典，在新法律中设置了公营的妓院。妓院和希腊罗马的神殿，中世纪的***会一样，在公权的保护下，不准侵犯。梭伦创立娼妓制度，为雅典的男子们大开方便之门，因而受到广泛的拥护。雅典男子形容他们的性生活说：“我们有为快乐而设的娼妓，为身体的日常照护而设的婢妾和生育合法的子女及管理家庭而设的妻子。”君王贵族与下层平民其乐融融，不分贵贱，真有点太平盛世、上下同乐的味道！
除安抚一般的百姓外，官妓还可以充当美女炸弹，笼络那些才高八斗，心比天高的读书人。在国君看来，读书人思想难以控制，普遍不安份做良民，不是对社会指指点点，表达不满，便是上疏呈谏，对君王的一言一行进行指摘。这样的“捣蛋分子”实在不好对付。虽然君王可以用武力进行镇压，但他们偏偏吃软不吃硬，即使被坑杀或血溅宫廷也毫不退缩。这便给君王出了难题。毕竟，一个有所作为的君王（至少是表面上想作为）总不能将那些读书人都杀光吧？
大棒不行，那就来根胡萝卜吧。
没想到这招棋倒收到奇效。刚刚在大庭广众之下热血沸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读书人，面对娇娇滴滴、莺莺燕燕的美女投怀送抱，谁又能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呢？于是，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的人少了，对君王的不满也少了，更重要的是，一个沉迷于醇酒妇女的男人，又怎会有时间去从事谋反的“壮举”呢？
最初的官办妓院是针对士大夫开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解决那些在外地做官又没带家属的男官员的生理问题，其二是为官员们聚会交友增添一丝浪漫的色彩，因为几个大男人在一起闲聊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但事实上，想法虽好，执行起来却是麻烦不断：其一，当官的逛妓院肯定要花时间，这样上衙门理政的时间便少了，公务堆积，自然招致百姓的不满；其二，嫖妓是要花钱的，但他们的工资有限，于是便免不了诸如贪污受贿之类行为的发生，其直接结果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动摇了政权的根基；其三，官员在嫖妓的过程中免不了会争风吃醋，有时甚至大打出手，损害了他们“青天大老爷”的光辉形象。于是官员禁娼便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据史料记载，唐宋以后，朝廷都有明确的规定，官员可以让官妓陪酒、陪舞，但不能陪睡。如果违反，轻则打你个几十大板，重责开除公职，贬为庶民。而明代的刑法更狠，将官员嫖妓判为“无期徒刑”，只比杀头低一等。
能陪酒陪舞，却又不能陪睡。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面对鲜灵活现的“温香软玉”，哪有不嘴馋的呢？于是，官妓与官员之间便上演无数风流韵事，这其中的玄妙恐怕只有当事人知晓。刺激是刺激，但风险也水涨船高。南宋时期，台州官妓严蕊差点就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
据说，朱熹与唐仲友都看上了严蕊，但严蕊只相中了风流倜傥的唐相公。这样问题就来了，朱熹是唐仲友的上司，自己的心上人却让一个下属占有的，这口恶气谁能咽得下？于是，朱熹便公报私仇，以唐仲友与官妓严蕊有私情的罪名将严蕊抓起来，严刑拷打。无奈严蕊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奇女子。不管朱如何严刑拷打，她只说与唐仲友是工作关系，完全不承认有私情。朱熹无计可施，便让狱吏以好言诱供，结果严蕊答道：“事实就是这样，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诬陷士大夫呢，死我也不干”。如此一来，朱熹也拿严蕊没有办法，最终此案不了了之。
朝廷的禁令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官员不来了，官妓的财路也就断了。经济上出现问题，其寿终正寝便理所当然。既不愿官员来嫖娼，又舍不得妓院这块肥肉，最后朝廷想出一个变通的法子，将国营妓院改为私营妓院。私营妓院的老板只要在朝廷挂号上牌，每月按例上税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官妓变成了公妓，妓院房门大开，商贾平民，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有钱，都可以享受一下五星级的待遇，踢开“国营”的金字招牌，妓院的生意反倒日渐红火。
官员的生理问题可以从官妓那里得到了满足，那么军队的生理问题又该如何满足呢？所谓有需求便有供给，“营妓”由此应运而生。
营妓，也叫军妓，服务对象是军人，尤其是在前线出生入死的官兵。最早的军妓大概是越王勾践。勾践是惯用美人计的老手，为了迷惑吴王夫差，他“忍痛”将越国最美的西施“贡献”给了夫差。看似无可奈何，却是绵里藏刀，狠着哩！不料吴王夫差也是个色中饿鬼，一见西施便迈不开步子，早就将国中大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这便给了勾践反戈一击的机会。当然，勾践也深知美人计在军队中的奇效。为了鼓舞士气，他组织“随军慰问团”，并向官兵许诺，那些在打仗中立下大功的官兵，便可以享受到美女的“温馨服务”，这一招比曹操的“望梅止渴”更奏效，官兵们个个上阵请战，奋勇争先，一举灭掉了强大的吴国。
其后的汉武帝也曾效过勾践的策略，但实际效果并不那么明显。汉武帝的最初方法是将那些罪人妻女强制性地配给官兵，但问题是，行军打仗贵在神速，军队中拖着大批的女人，又怎么“神速”得起来呢？
一次，汉武帝手下的大将李陵领军攻打匈奴。大军出发前，看到官兵一个个神情疲惫，士气低落，李陵颇为奇怪。一查，原来好些官兵将女人藏在装运粮草的军车中，准备来个“携妓从军”。李陵非常生气，向官兵训话道：“我们军队士气低落，原因不就是这些女人吗？”于是将这些随军妓女全部杀掉。不过李陵的军队最终还是打了败仗，连李陵也被匈奴活捉了过去，牵连到他的好朋友司马迁也受了宫刑。
或许李陵的这一做法有些极端，但“携妓从军”的危害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军中开办妓院，定时定点为行军将士提供性服务。但在等级制度深严的军队里，军官总比士兵享受更多的优惠。譬如说他们能找到漂亮的妓女为自己服务，并且有的军官还在移地驻防时将他看中的妓女带走。如此明目张胆，必定会引来下属的不满，同僚的忌恨，而上级在业绩考核时，也会以此作为不务正业的依据。所以，历朝历代，营妓虽然在军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大家讳深讳测，避而不谈。史书也鲜有记载。毕竟，有些事情是不能摆到台面上说的。
当历史进入近现代，军妓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如二十世纪，日本臭名昭著的“慰安妇”制度，便是军妓制度的扩大化。在侵略战争中，日本役使中国、朝鲜等国的妇女成为慰安妇，为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务，侵犯民族尊严，践踏人性，损害女性的自尊，其罪行磬竹难书。因读者对这一段历史了解得很清楚，本文暂不展开。我们下面要谈的营妓的另一个变种—－咸水妹。
咸水妹是下等广籍妓女，能讲英语，专门接待外国水兵。咸水妹的由来，有两种说法。据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说：“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得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里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上那摇舢舨的女子，她们渡外国人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自后她们就以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她们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的通称。这个妹是广东话中对未曾出嫁女子的称呼，又可作婢女解。”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咸水妹”的名称，是从英文 hand-some maid 的译音讹变而来。但不管怎样，因咸水妹主要是为外国的水兵提供性服务，故而其实便是军妓的变种。只不过，这些妓女组织，不是由军队开办的，而大多是个体经营。
耐人寻味的是，咸水妹在追求时尚上往往引领新潮。她们的头发喜欢剪前刘海，身穿窄袖衣衫，脚穿皮鞋，夏天则不穿袜，拖绣花拖鞋，广漆木屐。由于和外国人打交道，她们中有不少人会讲几句“洋泾浜”式的外国话，西化的成份较为鲜明。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侵略中国的外国兵舰，经常停泊在黄浦江上。帝国主义者雇佣了一帮洋奴西崽，将浓妆艳抹的中国女子载在小船上，驶近兵舰，供其消遣玩乐。这是“上门服务”。有的时候，那些外国水兵也会到陆地来闲逛。在当时的美租界虹口一带，北四川路上，咸水妹坐在客堂里一张大菜桌旁边，桌上放着几瓶啤酒，一架留声机，见有客至，即掀帘招接。为了保证外国水兵不染性病，当时租界当局命令咸水妹每周必去检查身体，如有梅毒或其他性病，即勒令停止接客。
然收入较高，但咸水妹的身份比一般的妓女更为卑贱。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她们服务的对象是侵略中国的洋人。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中国人便已是一肚子火气。现在自己的同胞姐妹又要忍受他们的糟蹋，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洋人俺得罪不起，难道还得罪不起那些操皮肉生意的咸水妹吗？因而针对咸水妹的辱骂与报复便应运而生。
余槐青《上海竹枝词》词曰：
剧怜女子溷风尘，最贱生涯是卖身。
更有一般咸水妹，专门招接外洋人。
妓女本来就是低贱的职业，而因为接待洋人的关系，咸水妹便显得更为低贱，因而她们便要经受国人更多的白眼与侮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爱国，对她们来说，恐怕只是一个奢侈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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