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浦江风云：杜月笙建造杜氏家祠。
1930年，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光宗耀祖，显示威风，在陆家堰购置农田10.5亩，委托高桥创新建筑厂厂主谢秉衡建造杜氏家祠。杜家祠堂在1931年5月竣工，其规模之宏伟，陈设之富丽，可称一时之最。杜家祠堂是一座五开间三进深仿明清时代的庙宇式建筑，混合结构。大门前置一对石狮，盘弄石球，雄踞两侧。第一进为前厅，从大门进入，共五间，设有轿马厅、接待室、事务室、帐房间。第二进五间为正厅，供奉“福禄寿”三仙，左右是两座8尺高的红木底座的大理石屏；东西两侧是厢房，陈设雅致，为宴请宾客时使用。厅内置红木桌椅，庄重典雅。第三进设“享（飨）堂”，正中供奉杜氏祖先牌位的神龛，楹柱龛屏都是雕龙刻凤，墙砖彩绘一出出戏文。两边厢房供杜氏回乡祭祖时眷属住宿。第二、三进的天井，都建有新式的玻璃天棚，四周有回廊，宛如皇宫气派。两侧还有余屋十多间。其后，又托久记营造厂厂主张耀亮营建藏书楼、学校、医院、花园。藏书楼藏书几万册，花园内华表石坊林立，名树异花繁多，屏条书画不计其数。藏书楼等建筑都在祠堂后面。
1931年6月10日，是杜氏家祠落成典礼，也是奉主入祠典礼。那天一早,当时的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路)杜家附近的几条马路已被几万人的仪仗队和客人挤得水泄不通。仪仗队由六个大队组成。第一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巡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以及几年来各处送给杜的十几把“万民伞”和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金匾的匾亭，还有何应欽、张学良等人的匾亭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吹奏着。其余五个大队是由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个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等送的大匾。其中如徐世昌的“敦仁尚得”，段祺瑞的“望出晋昌”，吴佩孚的“武库世家”，张学良的“好义家风”，刘文辉的“百世馨香”，于右任的“源远流长”，王宠惠的“千国栋家”，孔祥熙的“春门从德”，张群的“莱国家风”，何应欽的“世德扬芬”，吴铁城的“光前裕后”，班禅额尔德尼的“慎终追远”等；还有外国人送的祝词和礼品。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杜的祖宗牌位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提着随轿行进。杜月笙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其时最不易的是选一个扶轿杠的人，说是要由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杜要找一个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容易，要找那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县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兵器。这六个仪仗队从杜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3个多小时。黄浦江畔特备140艘汽轮摆渡船，女宾另备专轮。渡船后面还拖着拖驳和舢舨，每艘船的桅杆上高高飘扬着红底白字的“杜”字旗。在滔滔江面上犹如一条长龙，直驶高桥。
弃舟登陆，高桥码头上搭着5丈高的五彩牌楼。一路上汽车鱼贯行进，从事先新筑的6尺宽、五里多长的杜高路（今老杨高路前身）上，驶抵陆家堰杜氏家祠。沿路插满彩旗，每隔半里矗立着一座松柏扎成的鲜花牌坊。路两旁人群似潮，盛况空前。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杜祠设立了一个临时邮局，赠送给来宾每人一套“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凡入祠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就可以去看戏和吃饭。还有一只印有“杜氏家祠落成典礼”的脸盆，进祠的人都能获得。
举行奉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21响。首先由楊虎以国民政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月笙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1万多人。
替杜月笙主持筹备工作的都是上海闻人和“商界四杰”之流。如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从10日到12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为之轰动。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以及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也都登台演出。浦东新区收藏家协会收有当年演出演员的合影，可以证明杜祠落成典礼演出的盛况。
在杜祠落成纪念的宴会席上，传说还有这样一段插曲。贵宾席当然是那些头面人物坐的。张啸林见一穿着平常、貌不出众的人居然高坐贵宾席，就上前盘问。那人勃然大怒，一个耳刮子打在张啸林脸上。杜月笙闻讯赶到，对张啸林指指那人背后高挂的张学良送的匾，暗示那人是张学良的代表。张啸林挨了打，还得赔不是道歉。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高桥杜氏家祠记》中说：“杜月笙先生，今日之任侠人也，信言果行，重取与然诺，好急人之难，捐躯命以赴困，怡如也。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重其义而慕其风。辛末之夏，先生建家祠于海上浦东之高桥乡，并附设学校及图书馆。上以崇先祖，下以启后贤。不以远遗，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于族人者甚巨且远。……而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三端，或将尤有赖。祠成，先生嘱为之记，余喜其能符于我党总理之遗旨，且有裨于人心世道也，因略抒所怀，以遗之。”胡汉民对杜月生的评价是：“其贤于朱家、郭解远矣。”
杜月笙发迹后，开银行，办纱厂，建中汇大楼、浦东同乡会，并对慈善事业大力支持。在杜祠尚且建图书馆、学校、医院，可见一斑。浦东地区的寺庙如潮音庵等，凡建造修葺，均有杜捐款，此以牌刻可证。解放前夕，他举家赴港，不去台湾。1951年，杜在香港去世前，还有死后归葬上海高桥之意愿。
师从余叔岩的孟小冬，有“梨园皇后”之誉。杜月笙看上了她。孟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明媒正娶，于是由黄金荣的媳妇做媒，而于1928年结婚，其时杜已42岁。孟系上世纪30年代名伶，年轻漂亮，自然得宠。婚后一年，女儿杜美如出生，杜很高心。满月那天，杜公馆里大摆宴席，还组织堂会，据说这是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五次盛宴之一。杜美如的丈夫蒯松茂祖籍安徽合肥，是喷气机飞行员，与驾机回归大陆的王锡霖是同班同学。现在杜美如在约旦安曼开设“中华餐厅”，开业时，约旦当时的王储哈桑亲王亲自登门道贺，侯赛因国王和王后也曾多次到“中华餐厅”就餐。作家余秋雨也曾慕名前去，凤凰卫视还做过专访。
杜美如说她父亲去世时，只留下10万美元的财产，平均分下来，她只拿到几千美元。她还提及，杜生前最恨“中国人的奴才相”，最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块牌子。他知道自己曾被蒋介石利用，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这是他1949年不敢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杜美如打算在上海买房子，并把在约旦的餐馆盘掉，回祖国做上海人。她也已是72岁的人了。她要把父母的坟墓迁回老家，实现父亲生前的遗愿。
抗日战争期间，杜家祠堂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在仅剩藏书楼等。当年建的学校名“正始小学”，招收当地孩子入学；医院即“济群医院”，解放后先迁砖桥街，后徙陆家祠堂（即今三联商场原址），并逐渐扩建为今日的“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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