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自述为何加入中国共产党。
15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句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本文节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建党纪实》一书，70位建党初期的亲历者口述历史，纪念建党90周年献礼的重点图书。责任编辑：李丹、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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