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特供烟”。
神秘的“132”小组1971年以前，毛主席所钟爱吸食的雪茄烟的生产任务一直由四川省什邡卷烟厂的工人手工卷制。当时，生产、运输特供烟的安全措施也是很齐全的。卷制出的卷烟每次都由和机要文件一起转送北京。1971年“事件”后，为了确保生产全过程的安全无误，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委领导同志共同商量，中央警卫局派孟进鸿同志亲自去四川什邡卷烟厂了解、监督手工卷制烟的全过程。同时，北京卷烟厂的孙忠兴（军代表）也带了两名工人于1971年10月底同赴四川什邡卷烟厂，准备在短期内学习有关卷制特供烟的技术。但是谈何容易。原来那两位为毛主席卷制卷烟的师傅都有着近三十年的卷烟实践经验的积累。20多天的实地学习最终以失败告终。于是，经向中办汇报，北京市委与同志商议，决定将什邡烟厂的两名卷烟工姜跃秀、范国荣及技术员黄炳福调京，完成这一政治任务。随后，他们的子女也在北京安家落户。
当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悉心关怀使这些老师傅至今难忘。由于限量供给，每月凭票一人仅供三斤大米，只能粗细搭配吃，令师傅们很不习惯。为此，市委想办法专门为师傅们弄来一些精大米，以平衡膳食。过年过节，市委领导同志还亲自来看望老师傅们。在姜跃秀师傅生病时，市委领导曾指定让她去友谊医院，并请知名专家检查治疗。尽管如此，水土不服和对家乡的思念，还是让黄炳福师傅于第二年就回了四川，接替他的是刘宗贵师傅。
筹备“132”
1971年11月初，市委领导同志为特制卷烟厂亲自选址。从安全、保密、方便的角度出发，选在中对面的南长街80号。这里原是驻外大使柴泽民的住地，后来市政府殷玉昆等三家人居住。待这三户人家全部搬出后，整个院落按照什邡烟厂卷制雪茄烟的厂房设计要求进行施工。二十多天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生产区的里院，房上装有铁丝网，室内按手工卷烟要求，分为卷烟、晾烟、蒸烟三个套间；外院是宿舍、食堂等生活区。平时，这里大门紧闭，附近的居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何处所在。
1971年11月23日上午，北京市委专门召开市委办会厅、市经委、市财贸、市房管部门、市一轻局、市公安局联席会议。北京卷烟厂党委书记米兴巽、孙忠兴（军代表）和来自中央警卫局的危德纯、市公安局的柏保英同志也特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市房管长街80号的筹备情况；随后，听取了北京卷烟厂关于生产人员的介绍。人员组成除了从四川调来的三位师傅外，还有曾去四川学习过的两位学徒工及一名38年入党的老炊事员谷彩和两名锅炉工任保平、朱景林。
鉴于什邡卷烟厂过去供应给部分领导同志的是13号烟，而特供给毛主席的是2号烟的，决定特供烟厂起名“132”。因人员不多，即不能称厂，也不能叫车间，所以参加会议的人员一致认为，称“132小组”比较适合。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这个小组今后的管理工作。会上特别介绍了危德纯和柏宝英同志的有关情况，决定由他们和从什邡调来的黄炳福同志成立党支部，共同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中要做到“三保”，即保质、保量、保安全。
下午由孙忠兴、危德纯同志主持召开了“132小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明确了“132小组”是北京卷烟厂领导下独立工作的单位，小组的一切工作由危德纯同志请示后做出安排。
从此，他们的命运与当时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追求原汁原味
在会议室，刘宗贵师傅也一边抽着自制的雪茄烟，一边和我们聊起了原汁原味的特制雪茄烟。
四川省新都县独桥河公社是以那50亩油沙地中生产出的无化肥、无污染的一级红柳烟而闻名。这种烟叶的独特之处在于燃烧后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可感到丝丝凉意，且点着的烟长时间搁置也不会熄灭。为制做出精品雪茄，这些精品烟叶每年采摘后都要用红曲、醪糟、蜂蜜、茶水、白酒，喷洒在烟叶上发酵处理，然后打成捆，存放三年后再运往北京备用。
从进驻“132”那天起，这里的人们几乎每日都是在期盼中度过。因为，能否卷制出原汁原味的什邡雪茄是他们这个小组存在的真正意义。
1971年11月底，“132小组” 正式投入生产。生产雪茄烟的工具很简单，只有蒸锅．烘箱、桶、盆、筛子、切刀等。
在这里，经验是最宝贵的。
首先是选叶工序。先将所用的烟叶喷洒洒和清水，使之留香、除杂气。润湿的烟叶存放到第二天，然后再选叶。通常一捆50斤的烟叶经过精挑细选后，能用上的也只有10斤左右。
随后是蒸叶。将选好的烟叶加入四川特曲、桂皮酒泡上12个后上屉蒸，取出后再用四川毛尖茶浸泡半后捞出，待每张烟叶表面的水分晾干后，再加入内蒙的甘草流浸膏、的企鞭桂皮、四川的特曲酒存放12以上。
雪茄烟分外皮烟叶和内皮烟叶。外皮烟叶要选择色泽好，没斑点，烟叶厚实肥大的。卷制前要将其铺平，削平烟梗，接一定规格切出烟片；内皮烟叶则要用手将烟叶揉碎，过筛形成均匀的片状，然后加入甘草流浸膏、四川特曲酒装入桶内储存。
卷制工艺也非寻常。把外皮烟叶上下劈成对称的两张，用刷子刷湿铺平，分别放在两块木板上。用切好的烟片将烟丝包住，凭娴熟的技巧用手卷搓成棒状，放在展平的烟叶上，由两人分别向左右两个方向同时卷烟。卷制好的烟用中药自笈做粘合剂粘住，用剪刀将两头剪齐，整个卷制工序才完成。2号雪茄烟两头一般粗，圆周40毫米，长度95毫米；13号雪茄烟的长度虽然也是95毫米，但一头大，另一端小。
卷好的烟并不能马上包装，还要放入晾烟房阴干，在烟支水分达到11℃时，才能包装。比起现在的卷烟包装，那时的“132”产品的包装，让人看了实在普通得有点寒酸。里面是一层防潮纸，外面一层就是普通的白纸。规格是10支一包，10包一条。小包上盖有卷制的编号，条包上盖有烟号、日期。
复杂的工蕊今人都有为之层步。在那个年代，人们拼的就是觉悟和精神。开工仅一周，第一批540支2号特制雪茄烟试制成功，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刘宗贵老人的叙述稍稍停顿片刻，手上的那支雪茄的白色烟灰已经燃有一寸多长，却始终没有掉下来。烟雾缭绕中，老人仿佛还在回味着那一天成功的滋味。
半化管理
如果说“132小组”是一种半化的管理一点也不为过。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企业管理好像是个多余且陌生的词汇。但“132小组”的严格管理令今天的企业都为之叹服。一切都是自觉的行动，一切都是以服从出发，一切都是照章办事。
用料严格按等级管理，细致到每一捆烟能选皮多少；烟支的检验细致到每一支的松紧是否适度，水分是否合乎标准值；包装则细致到每五条都要清楚标注卷制人的编号和生产日期；产品验收后的实物管理更是谨慎，实行一柜双锁，专人管理；一年365天坚持领导值班制度，由危德纯、柏保英同志24小时轮流义务值班。
卫生制度也是非常严格的。“132”的师傅们除了要定期进行体检外，进操作间要戴工作帽、洗手，工具专人专用，使用后必须及时清洗，摆放整齐。一切严格按照生产仪器和卫生要求进行。
为了不暴露“132小组”的工作性质，师傅间都相互以姓氏称谓：给家人写信、打电话都闭口不谈“132”情况，做到守口如瓶；上班大家同时进门，下班同时走出车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小组成员中大多正值青春年华，为“132”他们失去了太多的同龄人所拥有的那一份欢乐与自由，但他们的经历却非常人所有。正可谓，生活快乐与否，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如何。因为，生活是由思想造成。
老师傅聊到此，一直缄默不语的吴建华插话道：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与周围的同学、好友都断绝了联系，所以，交友的机会就更少了。当时规定25岁以上才允许考虑个人问题，但必须经领导严格审查或由领导帮助解决。大家当时的自觉行为，虽然现在看来很可笑，但当时我们确实是自认为是很神圣的事情。因此，我们对各项规定都无条件绝对服从。记得当时我们大家谨慎得连合影都没有照过一张。后来，我和组里的几位青年人还是偷偷到天安门照了一张；当大家都上补习班，准备各种招生考试的时候，我们连这种想法都不能有，这点是我此生最遗憾的事情。硬件的缺乏，也使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失去了许多与别人竞争的机会。
确实，当时为了保证后继有人，除了北京卷烟厂挑选了一名女青年金桂敏外，另外3名同志是经市委同意后，在西城、宣武知青办的档案中，百里挑一经严格政审、体检后，才将吴建华、孙绍文、方秀芬三名同志调入“132小组”。在后来的工作中很快也体现出了她们的优秀。由于刻苦钻研，仅仅4个月时间，她们已能每人每月卷制4～5条烟。吴建华、金桂敏成为卷制2号卷烟的接班人；孙绍文、方秀芬成为卷制13号烟的接班人。
完成使命
1976年，在主席临终前的几个月，就遵医嘱停止了吸烟。当时，中办和市委领导考虑到还有、吴德、、、姚依林等领导同志仍在吸特制雪茄，所以决定“132小组”仍然保留。但供应烟的价格由原来的每条6元调到9元。直到1978年，手工卷烟才停止生产。当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调整、整顿的转折期。市委各直属机构也在不断调整中，对“132小组”的存亡问题一直无人过问。从1979年～1981年，小组为北京卷烟厂生产小方支雪茄烟；1981年～1984年小组又就地开办了招待所，基本可以自己自足。此间，危德纯同志先后两次致信中办和北京市委，要求妥善解决“132小组”的有关事宜。终于，1984年，经北京市委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4年12月1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消‘132小组’后一些善后问题的安排意见的通知”。
根据通知精神，“132小组” 撤消后，厂房的前院移交北京市委；后院移交北京卷烟厂，后成为北京烟草贸易中心第一展销部。现今为北京市西城区烟草专卖局的办公地及所属有限公司卷烟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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