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为何遇城屠城？残暴手段直逼侵华日军。
核心提示：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改造谁？由于领导成员流民的成分很大，加上太平军一开始就缺乏正确的吸引群众的思想纲领，并无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些做法就往往与游民文化的习俗相同或类似。他们所到之处基本不关心甚至破坏有关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就与游民那种流寇主义习性有关。其中一些做法，埋伏着异常危险的因素。一
从被誉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水浒》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中有相当数量的游民，而且往往在其中起领导的骨干的作用。梁山泊中的喽罗，可能不少农民；但是，一百零八好汉当中，真正的农民端的屈指可数。在太平军的组成中，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况。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本来想走一条“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一连四次考试连秀才这个最低级的“功名”也捞不到手。失望之余，曾经当过村塾教师，又因为他居然去掉私塾的孔子牌位犯了众怒而失去教席。于是，他彻底变成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而且是“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一步登天”（第153页）。
冯云山的情况同洪秀全差不多，也是一个落泊的村塾教师，也是因为去掉孔子牌位而失去教席。他同洪秀全流浪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广西因而达到传播和组织拜上帝会的目的，却被当地秀才王作新告发“结会滋事”而遭逮捕，后虽无罪释放，“但仍以其为无业游民，不许再事逗留桂省，以免多生事端”而被押解回广东（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23页）。“无业游民”这个称号似乎上纲过高，但也不是没点影子。
杨秀清以种山烧炭为业，“其人富谋略，怀将才，有威严，工诈术，具天赋的奇能——擅驾驭、操纵、调度、设计、发令、执行之长，崛起草莽之中而为紫荆一方山民之领袖（是土豪恶霸之流），且好结交四方豪杰（此见《桂平县志》），因而有非常的潜势力及号召力”（《太平天国全史》135页）。太平军密锣紧鼓准备起义时，杨秀清突然“得了”一种奇病：“口哑耳聋，耳孔出脓，完全不能理事”。“杨秀清的死党及时响应其‘政治病’，一体怠工作消极的抵制，由是尅期举事的大计划，遭到障碍，进行不利，且顿成危局”（《太平天国全史》第197—198页）。杨秀清为什么得“病”，在什么条件下“痊愈”，耐人寻思。不难看出，杨秀清作为一大批游民的领袖，他的消极怠工使洪秀全、冯云山窘迫非常，不能不妥协迁就。他带着大笔“资本”入股，坐第二把交椅是势所必然的。
萧朝贵是“生活漂泊无定，被迫搬迁过几次，……因逃避清朝官吏和地主催迫租税而四处流落”的农民（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他“向以打柴烧炭为生，亦仅亚于秀清之一方土霸也”。“起事前，曾回武宣本乡邀其兄二人附义，见却，乃诡称同赴某处修理祖坟，而暗使人焚其庐舍，二人不得不从军。”（《太平天国全史》第136、137页）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江们“动员”秦明入伙的做法，联想到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谈到当时湘南特委那种“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主张。
韦昌辉，大地主，每年收谷租数万担。传说曾经当过桂平县署差役，往来各村催粮传案，借机发财。
石达开，李秀成说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是有知识的富饶人家。石达开在被俘后供认他参加太平军的原因是“本县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于是率领家人，“献贼十数万金入伙”（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8页）。在两广，长期存在着土客之争，“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毛泽东选集》73页）。我在广西贺县马鼻村（客家村）读中学和在广东鹤山客家村打游击时，仍感到土客之争的某种表现，可见问题的严重。道光年间时的广西，浔州是土客杂居地区，广东的客家人大量涌入，因此土人与客人争土地、争好田、争坡水、争风水山坟、争松山、争草地之类纠纷时有发生，仅仅因为男女往来或唱山歌之类风流口角也可能引起械斗。客家人入籍广西较晚，同土人比较起来，在人数和政治经济方面大都处劣势。他们往往没有土地可耕种，又在械斗中屋宇被焚毁，变成流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太平军或入伙别的什么组织。石达开实际上就是这些人的领袖，他率领了一千多人到达金田村。韦昌辉的参加太平军，其中也有在土客之中被排挤想报仇的因素。
秦日纲（原名日昌，因避“昌辉”讳改名）“初为贵县游勇，因事被革，往北山里充矿工”（《广西一览》，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39页）。他率失业矿徒千余人加入太平军。
胡以晃，“其人好高鹜远，虽系乡民而喜结客”（见《贼情汇纂》）。固平南鹏化山区一带山民之领袖，是一方之富豪土霸者流，自有充分的势力者（《太平天国全史》第140页）。
……
以上这些人，或为流民，或与流民关系密切，甚至成为他们的领袖。而在当时的广西，政府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土豪劣绅敲诈，大族欺压小姓，土客之争不断，加上人多田少，天灾人祸频仍，饥民充斥，饿殍载途，幸存者无路可走，只好加入土匪（包括在河道驾艇行劫的艇匪）、会党。这种情况，形成洪秀全、冯云山的上帝会最好的发展条件。还往往成为上帝会团结联络、依靠的一股力量。太平军积极准备举事时，加入队伍的有相当一批客家人，也有土人，都是被人欺负而不能安居于乡土的农民或游民，另一类是因为天灾挨饿的饥民，因为瘟疫流行以为投靠上帝教可以邀福免祸的贫民。土匪会党们也有加入了太平军的。《太平天国全史》所引资料中举出的就有：
张钊（即大头羊）、田芳（即大鲤鱼）等，广东鹤山人，活动于浔、梧江面的艇匪，最初曾投入太平军，旋脱离而降于清军；
罗亚旺，广东潮州府揭阳人，初在粤为盗，败入广西，为大湟江匪首。率部投入太平军，改名罗大纲；
苏三娘，女匪首，拥众横行数邑，率部加入太平军，随征至天京；
邱二嫂，女匪首，先投归太平军，旋叛去。
邢凤麟《萧朝贵与太平天国》中谈到，萧朝贵曾回武宣家乡动员同族兄弟参加起义，加入者有大湟江的天地会首领。
太平军打出造反的旗号后，沿途有很多人入伍，其中同样有游民和土匪。如打到永安时，吸收入伍的，有胡以晃弟弟以章率领的二千鹏化山民，有贵县龙山的失业矿工，还有梁亚介、范连德等土匪首领，分别率部加入，梁亚介一股达二千人。全州一役，太平军损失了冯云山，去湖南，又在蓑衣渡中埋伏，锐气受挫，损失严重。在道州，太平军广招各属土匪会匪及附义人民二万人来壮大队伍。此后队伍又不断扩大。在郴州，“土匪之迎贼，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同时，又有广东仁化会党千余人北上来投。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从郴州出发攻长沙，不到一个月时间，队伍就从二千余人增加到五六千人，其中包括土匪。在武汉，一批“为害与贼相埒”的潮勇加入了太平军。……（均转引自《太平天国全史》）浙江太平（今温岭）人叶蒸云所著《辛壬寇纪》有关于太平军队伍不纯，大量流民涌入的记载。试摘录若干片断以见一斑：
壬戌正月初八，……土匪勾引贼入，带兵者何松泉，兵仅千余，真长发不过十余人耳。城陷之次日，各村土匪投降者万余，松泉惧其诈，移营城外。阅数日，知无他意，乃留兵三百，令余贼镇守。
发贼……所领兵皆各县监犯盗贼之流，凶悍异常。
长发屡遣人到太，四出招兵，无赖者争投焉，有父母妻子挽留不住者。……六邑之中投之者十三万人，贼在太平说，非真乐为贼用也，惟欲掠取财物，乘间逃回耳。
贼以黄岩巨匪王明观为带兵官，太平林光发副之，往攻乐清之水涨……（下面写王明观如何凶残）。
十二，长屿李小亨扬言进城。李本赌徒无赖，不能自存，降贼封附天侯。
（夏）宝庆，黄岩巨棍……。咸丰初，长发乱，官募乡勇……惟宝庆出应募。……宝庆在军带勇数百，日以抢掠为事，遂致富。夤缘冒功，官至都司，授宁波参将。……十一年，长发至天台，宝庆潜降。与黄、太两县巨匪会饮于新河，结为兄弟，号十八党，……。十一月初旬，长发至太平，先一日与徐大度、毛昌大、蒋国兴等纠众至县城，劫掠一空。长发至，又随之入。次日知各乡团勇将攻城，即遁归。入见贼酋李世贤。世贤索其妻子为质，为贼招陶宝登降。未几宝登逃，世贤怒，乘夜使人斩之，并杀其妻子及其队下数百。闻者称快。
（高）子风效弟（子诰，十八党的发起人）之所为，交匪徒，蓄乡勇。十月之杪，长发陷天台、临海，将及黄岩，子风与夏宝庆、徐大度以吊丧为名，聚众据县城，索富户，俟贼至而降，得官如反掌耳。（《天国史事释论》第391—412页）
诸如此类的记录，满可以从有关著作中抄集成一个小册子。而且越到后期，这种情况越多。值得另提一笔的是，呤利《太平天国亲历记》说到，参加太平军的洋人如白齐文等，也是货真价实的流氓。“白齐文作过无数的诺言，结果却无一兑现。白齐文曾索取巨款，保证到上海去招募新兵，采购军火，取得协助，可是几经往返，他只带回了一箱箱的白兰地，使得官兵酗酒败事。……”（第533页）
二
以游民为骨干，卷进大量游民的队伍，可以预料到的第一个而且是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流民那种只关心钱财、热衷打家劫舍而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全不关心的破坏性，保证群众纪律不遭到破坏。
太平军起义初期，说太平军纪律严明，不侵犯百姓好话的不少见；但是，这种“秋毫无犯”很快就被他们自己破坏了。
首先是打全州的屠城。简又文《全州血史》云：
城既破，胜军纵火焚烧，下令屠城，无论官民兵勇，老幼男女，一概不留，亦可见其仇恨之深矣。大杀三天，始下令封刀。至第四日，即随街高声呼喊：“老百姓可以出来”。全城兵民被屠杀者，或被焚毙者无数。（《粤氛纪事》载事后检查积尸千三百余具，另焚毙者未计。《盾鼻随闻录》则云：死者四千余人。据传说：实数尚不只此，当在万人以上。）（《民国丛书》第三编《金田之游及其他》第70页）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替太平军辩护，说他们屠城的原因是“守军无故开衅，重伤南王，且民团助妖，抗拒天兵，致伤亡兄弟不少，由是施以严酷的惩罚”（第386页）。但这根本不能成为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理由。简又文在同书（396页）中摘录《人生》半月刊王恢《系太平天国兴亡的蓑衣渡》中就有不同意见：
太平军进至全州里之卢家桥，突遭陆植佩与王耀宗（著者先伯曾祖）所率之“六都勇”开炮轰击，乃与作战，向西北追逐勇丁数十里。勇丁死伤被俘数十人，各村屋宇被焚者六十余所。事过百年而该处人民痛恨太平军至今未已。故著者云：“谓其军纪如何良好，殊不尽然！”
此后，有关烧杀掳掠之类的事更是频频发生。
陈微言《武昌纪事》说，咸丰二年十二月城陷后：
初五日，杀人盈街。太阳惨黯无色。贼三五为群，入人家搜刮财物，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
初八日，大雪，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贼，以红帕裹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视长发贼弥凶而狡，虽穷巷瓮牖之家，亦莫不囊空瓶罄，寸物无遗，时因目之为“本地王爷”，盖民畏长发贼，呼曰“王爷”，故于若辈云然。（《太平天国》四，第592、594页）
江宁李圭《思痛记》记咸丰六年他全家逃难和他本人被太平军掳获后的遭遇，要不是他也同时骂官军“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读去很可能以为他在造谣诬蔑糟蹋太平军。他一家有近二十位妇女被杀害，他和亲人被抓后，太平军将他们十三人的辫发连结一处：“不准动，动则杀却！”进屋后，“以长枪捣穿屋顶，全巷洞明，贼见箱只堆积几满，似欲呼他贼，又恐其分物，先拔短刀劈箱，翻腾金银物缠腰际，复拣成匹成段绸绉，以单夹衣作袱，令余众各负一包”。“一路尸骸衣物遍野，沟渠河荡中尤甚，被掳而狼狈行者，不绝于道，稍一趑趄，即身首异处。又有少年妇女，披发跣足，伛偻啜泣，贼或挈之随行，或缚于驴背上，或使被掳壮男，背负而走；多有乘间投路旁河渠死者，或哀号不已，怒而被杀者”。在囚室中，“忽数贼推门入，拖妇女去西首室内，遂隐隐有啜泣声，哀号声，不堪入耳”。为了杀鸡儆猴，太平军强迫他们看杀人：“拖一人至前，戮使众视。其人已倒地，贼握其辫发，就颈后砍之，一刀甫下，尚闻呼号声，二刀即不动，三刀头已断，仅连喉间软皮，割之使落，鲜血喷三尺外。……贼举首谓众曰：‘逃则照样’。说毕，向空掷下，提刀而去”。“过一大村落，屋毁尽净，临河大树以百计，树下各有死尸一二具，反缚树身，肢体焦黑无完肤，树亦无枝叶；盖贼及官军等掳人勒索不遂，则缚人于树，施焚如，酷毒一至于此”。“乔贼一日掳数人至，虑其逃逸，设毒计以警之，乃递刀与其同伴，使互相割耳，逼令自食。内一人不割，乔贼曰：‘汝不喜割渠耶？渠为汝何人？实告则赦汝。’其人曰：‘渠我叔也。’曰：‘汝不喜割渠，或喜杀其头。’乃召唤一人拽渠叔辫发使跪地，与刀令砍之，谓如不砍，即砍汝。复以他贼刀拟其颈，其人宁死不应。乔怒甚，立杀二人，更皆剖取其肝，即使同伴者捧入，炒熟分食众之（《太平天国》四，第468—480页）。这些残暴手段，真使人想到日本鬼子。
佚名《金陵被难记》说：
（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内城陷，八旗男女老幼皆被杀。十二三既，在大城内外及远近乡村，掳人当兵。农夫匠作及强力少年约数万，胁令上船往攻镇扬。……越日传言，进贡者免差，于是财帛猪羊米粮，贡者络绎不绝。孰知贼即以贡之轻重，分人之贫富，十四五日后，挨门扣户，括取财物，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搜尽。或将全家逐出，盘踞其屋。数日内，居民铺户，寂然一空。于是有举室自缢自溺自焚者，惨不忍言。（《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叙述他家乡被太平军占领前前后后的经历甚详，不止一处说到以黄老虎为首的太平军扰民的事实：
（太平军头目）乃出令：六门把守，黎明黑旗队开刀，将城内人家挨户严搜，老男老女各置一处，少壮男人分派各馆当差，年轻妇女择大宅安处，当心看守，幼男幼女立即杀死。可口之物及金银珠宝值钱东西，一应解我，不许私藏一些，倘遇崛强者概杀勿论。妖头人家逢男开膛，逢女轮奸，抑或美貌如花者，不许擅行糟蹋，解我当面留为把酒取乐之用，违令者斩。……李逆上前道：“小弟昨日进城，路获一曾姓妖头，押他到家，讯供不吐，喝令开膛。入内搜着宝银几只，女人无见，其余东西不暇搬取，宝银现存弟处，少顷奉上。”
（本文摘自《书屋》2001年第1期，作者：牧惠，原题：《游民文化与太平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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