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件的历史背景，经过及历史评价。
历史背景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的该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一般认为，此事件原因为稍早两党军队的军事冲突——黄桥事件。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听命于延安的共产党；毛泽东曾经就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星火燎原》第六卷第三九四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中记载：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德勤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零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
所以新四军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不时与同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1940年10月初，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和陈泰运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以不到万人的兵力，于交战过程中，击败总兵员达三万以上的桂系陈泰运部队，占领江苏北部的黄桥，并于不久攻下泰州姜堰。而称为“黄桥事件”或“黄桥事变”的该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且让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但黄桥在3个月后被日伪军攻占）。
“黄桥战役”中国国民党被歼灭主力部队近2万人，一个中将军长（李守维）和一个中将旅长阵亡。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军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极大的影响了国共关系。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两党军队冲突的黄桥事件再度发生，以致影响中日战争战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最高领袖委员长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最近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以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遂陷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于总司令学忠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坝等地，又于黄桥及秦县之姜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十八集团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兵数吉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彭明治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延富不理，面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寇张目也。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1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则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移防经过
毛泽东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晧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北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共产党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党军队（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除此，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地云岭，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并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2月9日，不耐烦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反击。
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受此压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项英牺牲地——泾县蜜蜂桶石洞
悲壮七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中华民国官方文献则指出新四军首先攻击国军40师，顾祝同率军随之拯救）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项英曾数次发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枢延安，要党领导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并无相关回应。9日，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
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后方民众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新四军失败的原因
不少研究者以皖南新四军惨遭围歼的结果，逆推出皖南新四军所选择的北移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是导致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如童志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刘庭华《略论皖南事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陈枫编著的《皖南事变本末》、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等均持此说。黎汝清同志在其所著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更认为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谁指定了这条使全军陷入绝境的北移路线，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也有的研究者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如李良志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即持上述意见。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们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对皖南新四军选择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不能一概否定，南下茂林的路线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路线。
……
应当承认，由于临时改变路线，不可能对沿途地形、道路、河流等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也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对顽40师的装备与战斗力缺乏了解，有轻敌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南下茂林的路线是错误的，甚至认为是“绝路”。
据武之棻回忆：当获悉新四军由泾县云岭南进茂林，有可能进入天目山地区时，上官云相十分紧张地对部下说：“这次作战是胜败的关键。如果让新四军冲到旌德，那里空虚没有驻军队，纵然再增加一倍兵力，也难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若想在后边追着打，那是走不赢的。”如果皖南新四军在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后立即行动，一来可以在政治上占据主动，二来斯时顽40师尚未赶到星潭一线布防，我军一举突围还是可能成功的。即或退一步说，1月7日，我军被阻星潭，形势、地形、时间均对我不利，但如果当时能果断地下决心，不惜牺牲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也是可以突围出去的。
事实上，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在强迫我军北移并指定北移路线的同时，制定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企图将皖南我军压迫至江边，然后与日、伪聚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哪条北移路线，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
那种把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看作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南下茂林的路线不是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皖南事变是一出悲剧，毛泽东、蒋介石、项英和叶挺四人之间的相互矛盾错综复杂。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是吃掉江南这支军队，最后得手了。毛泽东意欲驾驭这支部队，但鞭长莫及。叶挺极力报效中华，可惜壮志未酬；项英百劫而后生，但难逃悲剧下场——这是两党在斗法，这是民族的悲哀，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得益的只能是东洋的日本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山依旧，松柏常青，但已经物去人非，过去的胜者和败者都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是冤屈者的悲愤和后来人的叹息！
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讲词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 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其次，我们当时对于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将他们三个负责主管长官正法，而对于这次新四军事件，为什么要将他番号取消，部队解散？关于这一点，我亦要向各位说明，因为当时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从命令而已，而并没有称兵叛乱，攻击友军的行动。各位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韩复榘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往陕西汉中。想保存他个人的实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当时统帅部命令他移驻豫西，他偏抗命不动，盘踞豫东，骚扰地方，勒索人民。但这三个人虽然是违抗命令，而其部队并没有反抗叛变的行动，所以只要将他三人执行纪律，其部队官兵不仅无处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义，遵令整编，所以政府依旧爱护保全。但这一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及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的一例而已………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的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么可安慰的事，这是万不得已的一页痛史。现在新四军事件虽然已经处理，而我国民革命军在光荣抗战中间，毕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二点。 “复次，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澈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因此我这次乃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令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并且严格言之，这就无异我统帅纵容部属军队违法乱纪，陷他们于灭亡自杀之途，那这就是我统帅莫大的罪过。因此，我宁愿不顾一切牺牲，必须彻底执行纪律。凡属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必须明白军纪重于一切，军纪一律平等，决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处，亦不能因为姑息一二少数人而置军纪于度外，以致抗战失败，陷国家于灭亡，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三点…………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语其要点，就是：（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
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十三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察。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遵。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藉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借端要索，希图延宕。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该军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适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及知该师于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1990年，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安徽省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占地 15万公顷，建筑面积7000万平方米。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傍泾川，邻城区，环境优美，入口跨公路建有7米高石阙，形成壮观的入口空间。进入陵园，沿台阶行约3000米，有一小型广场，正对面挡土墙上镶嵌叶飞题写“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字碑。从小广场右转，经50米长神道，拾级而上，通过两亿个石阙形成的神门，进入主碑纪念广场。广场由纪念碑、纪念廊、无名烈士墓等组成。从山顶俯视，纪念广场与外围的花圃组成一献给烈士的巨大花圈；从远处眺望，纪念廊和名人题字廊高低错落，形态各异，白色马头墙簇拥着巨大纪念碑身。碑高12.36米、宽27米，碑面镶邓小平“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题词。碑下方为一汉白玉雕刻的花环，环周白色纪念廊内，镌刻着新四军军歌及《皖南事变烈士纪念碑碑记》。碑后为无名烈士墓，墓室四壁钢筋水泥浇铸，中间为墓池，池中有洁白大理石石棺，池后是祭坛，坛上燃烧着常年不息的火焰，象征着先烈们革命精神永不熄灭。整个陵园庄严、肃穆、凝重；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历史评价
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消灭总兵力达90万人、35万支步枪、4万挺机关枪之新四军，但完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挥机关，造成了比“黄桥事件”更大的影响。
中华民国官方文献与部分报道指称，总兵力达1.03万的新四军调防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双方部队多起武装冲突和的后续处理。文献亦指：蒋中正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寻求解决之道，却在双方缺乏诚意情况下，让蒋中正于国民党部队多人伤亡的“黄桥事件”及新四军攻击40师情况后，下令将新四军“消灭”。另外，该处置与1939年9月，毛泽东声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强硬立场有关。
除此，国民党军队之后宣称：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杀，并“歼灭”共军约7000余人。而面对舆论对此事变的质疑，蒋中正于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时及对外公开会议两度强调：“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当时民营的《大公报》对此评价则截然相反：“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移的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必须是一个。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动自卫权？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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