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与张士诚。
王艮(1483~1541)原名银，后改为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明哲学家，泰州学派创立者。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他终身布衣不仕，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封建专制、反封建道德传统、反正宗儒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学说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王艮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张士诚(1320~1367)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亭人(烧盐的盐工)。元至正十三年(1553年)与三个弟弟及李伯昇等十八人聚众起义，攻占泰州，并据高邮、兴化、淮安。1554年于高邮建国，号大周，称诚王。1555年由南通渡江入常熟。1556年由淮入江，占平江(苏州)，攻湖州、松江、常州诸路，乃以平江为国都，易名隆平府，自称吴王。到至正二十五年(1565年)时，士诚所据地南至绍兴，北据泰州、南通、高邮、淮安、濠州、泗州、宿州、徐州、寿州，直达山东济宁。在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最终失利，朱元璋多次劝降，张士诚凛然相拒，于至正二十七年底(1568年)自缢身亡，享年四十七岁。
王艮与张士诚一个是被称为“宗师”、“大儒”的明代中期的大学者、大哲学家，一个是聚众起义、成王图霸的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两人所处的时代相差了一百五十年左右，两人的地位也有天壤之别，两者之间又有何可联系？通过一些历史上留下的片纸只字及在民间流传下来的大量传说故事，我们可以寻找到两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相通之处。
一、地缘上的联系构成了思想上的融合
王艮的祖辈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从明代王艮的族孙王之垣在编纂的王氏族谱中可以看到这择的记载：“之垣曰：王族原籍山西太原郡，自宋室南渡，始涉新安……因兵乱复徏姑苏。我太祖统一海内，吾祖伯寿公思归故土，仍徏江北之安丰场，此吾宗之鼻祖也。”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得知如下信息：⑴王艮的祖先自南宋由北方迁到江苏，以后子孙繁衍来到苏北；⑵王艮的祖先元末因兵乱迁到苏州；⑶明初又迁回泰州。此外，王艮的祖先王伯寿在洪武七年（1374年）赶散的前四年即洪武三年（1370年），将其次子王国瑞落户姜堰。在被驱赶放逐到安丰场后，又将未成丁的幼子王国（谷）祯安排到泰州北乡之王师庄。如果王伯寿不是泰州人，怎能如此熟悉泰州的地理环境，从而作出如此安排呢？
张士诚是泰州白驹人，其起义军的中坚和骨干力量也是泰州人，除他的兄弟四人外，余如司徒李伯昇、平章潘原明、施文初、参军俞思齐、大将五太子、施文初、夏思恭、女婿潘元绍等也是泰州人。在张士诚聚众起义后，泰州人踊跃参加起义军队伍，王艮的祖先也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中，成为义军中的一员，並且随军到了苏州，在张士诚失败后又返回故乡隐居。
甴上可以认为王艮的祖先是张士诚义军中的一员，其思想和感情与张士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王艮在这样的家族教育熏陶下，在思想上必然传承着张士诚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叛逆精神，所以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谢绝。“郡守召”亦“辞以疾”。王艮不仅终身不仕，而且还教五个儿子“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
二、阶级上的联系构成了思想上的沟通
张士诚是盐工，明史上载：“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人。有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王艮也是盐工，明史上载：“父灶丁，冬晨犯寒役於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雍正泰州志记载：“弱冠，父使治商往来齐鲁间。已而又业医。”。这些记载都说明王艮和张士诚都曾是烧盐的盐工，都曾贩卖食盐，其经历有相同之处，所接触的人都是煮盐的、打柴草的、弄船跑运输的、贩夫走卒一类下层劳动群众。并与下层平民同呼吸、共命运。所不同的是张士诚是通过起义造反“改朝换代”来为下层群众争取权利，而王艮则是通过讲学立说“掀翻天地”来为下层群众仗义执言。
古代将人分成多种等级，有良贱之别，大的等级大致有六等，最高的等级当然是皇族；然后是王公宗室；第三等是贵族官僚；第四等是士族生员；第五等是平民；最下等的为半贱民奴隶。隋以前，一般平民是不能入仕的，那时采取的是九品中正制，还未实行科举制度，所以一般平民根本无法有出头之日，一般都是通过门阀豪族的推荐方能入仕做官，到了隋唐以后，才有了科举制度，一般平民也可以通过读书进仕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到了宋明以后，科举制度日渐成熟。尽管如此，宋明的社会等级结构仍很明显，大抵上还有六等之别，一是皇帝，二是贵族，三是官僚，四是绅士，五是平民，六是半贱民、贱民。虽然平民属于良民，但在平民之中也有等级之分，譬如在宋元时期，平民中有军户、僧户、道户、阴阳户、医户、灶户等，虽均具有良民的地位，但因为不属于农本，往往为社会所歧视，实际属于半贱民的范畴。至于乐户、娼妓、蛋民、乞丐等，明显属于贱民的角色。他们不能与良民联姻通婚，居住与着装都有限制。
王艮和张士诚同属灶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所受的压迫与剥削较一般的平民（包括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更为沉重，为社会所歧视。压迫越重，反抗力越大。所以，同样的社会地位构成了王艮和张士诚思想上的沟通，呼喊出同样的反抗的声音。
三、教育上的联系构成了思想上的传承
张士诚并不是目不识丁的莽夫，而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这从他在平江称王后的行为可以看出。明史上说张士诚称王后：“…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左丞饶介典文章。又好招退宾客，所赠遣舆马、居室、什器甚具。”他十分尊重读书人，经常请一些耆宿、名流、学士、才人到他的住处去饮茶淡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放，并招贤养士，征访遗书，命陈基、钱用壬等修补西湖书院的书版，校正了旧存的“经、史、子、集”，勘刻成完整的典籍。这与韩林儿、刘福通、朱元璋、陈友谅等同时期的起义军领袖有着天壤之别。
张士诚的文化知识从那里学来的呢，原来张士诚有一位姓王的老师。据传说和史料，这位老师在张士诚苏州称王后托辞老疾，回到泰州，隐居在泰州东北郊。当地人将他隐居的地方称为“王师庄”。张士诚失败后，为躲避朱元璋的迫害，攺称“王思庄”，直至明亡复改回“王师庄”。
道光泰州志事略篇载：“王克柔者，泰州人。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高邮知府李齐收捕於狱。李华甫与面张四素感柔恩，谋聚众劫狱。至正十三年五月士诚又与华甫同谋起事。……遂并其众。”在张士诚攻克高邮解救了王克柔后，王克柔就率领他的亲朋弟子加入了起义军。
正是由于张士诚在王克柔的教诲下采取了 “灭贪官”、“不嗜杀”、“拒漕贡”“免赋税”、“利流通”等一系列利民惠民的政策措施，使得他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受压迫最深的底层民众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有一定资产但同样受着元朝异民族统治的宋遗民后裔也踊跃输钱输粮支援起义军，不少群众还冒着危险传送情报、向导带路，帮助起义军攻下一座又一座城池。张士诚的起义军在短短的二、三年时间内迅速成为元未农民起义军中占地最广，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队伍。
但也正是张士诚受到传统“儒教”思想的束缚，所以在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过于忠厚老实，致使坐老江东，让朱元璋在并吞了陈友定、陈友谅、明玉珍等武装后势力一步步强大，导致了成最后的失败。但泰州军民的临死不降、苏州市民的坚守危城，仍给人以民众拥戴张士诚的深刻印象。即使在明清的官方史册中也未将其称为“寇、贼、盜”的恶名，在苏南和苏北的广大城乡都有不少“张王”爱民的故事，在民间传说中也把张士诚神化为“仙、神、都天大帝，地藏王、张王菩萨”等。
王艮家族的迁泰始祖王伯寿与张士诚是年纪相仿的泰州人，而在张士诚失败后，即将次子王国瑞迁回泰州，在自己及长子王国祥因受到支持张士诚的罪名被赶到东台安丰场烧盐（做苦役）后，仍秘密将未成丁的三子王国祯安排到泰州北乡王师庄。这不能不联想到王伯寿就是王克柔的子姪。王艮的祖、父辈中不少人的为人处事也颇类似王克柔，如他的父亲在雍正泰州志人物传上记载为：“王玒字纪芳，早年喜侠好施。…中年乐善不倦、古朴坦夷。”。
王艮三十二岁“族长某知先生有志天下，每以难事试之，立为辨析。及各场官民遇难处事，皆就质于先生。先生为之经画，不爽毫发。” 三十七岁“武宗南巡嬖幸，有号佛太监神总兵者，沿海视猎场，索鹰犬，横甚。尉及门，守庵公恐，谓先生曰：‘儿劝我撤神佛像，今神佛祸作，奈何？’先生曰：‘天之所佑者，善也。何祸之有？大人无恐，我当谒之。’偕尉往，佛曰：‘鹰犬安在？”曰：‘里中失猎久矣，何问鹰犬？”佛曰：‘朝廷取鹰犬，能弗与耶？’曰：‘鹰犬，禽兽也，天地间至贱者。而至尊至贵，孰与吾人？君子不以养人者害人，今以其至贱而贻害于至尊至贵者，可乎？’佛大奇之，欢语抵暮，期明旦。会旦，复往。神佛感其言论丰仪，遂为罢猎。拟荐于上，尊显之，先生婉谢焉。欧阳南野闻而窃叹曰：‘立谈之顷，化及中贵，心斋不可及也。’”
在这一时期，王艮均诸妇财物，抗议明武宗的嬖幸佛太监、神总兵的鹰犬需索，反映了农民的一定程度的平均思想和农民对封建统治者以游乐作践人民的超经济需索的反抗。
王艮的平均思想一直持续到晚年。“五十六岁。……时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谋，先生竭心经画。二公喜得策，一均之而事定，民至今乐业。”
张士诚接受的是王艮祖先王克柔的教育，王艮也是从父兄处间接受到其祖先王克柔的教育，正是由于来自相同的教育渊源。所以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是相互融合的。
关于上述张士诚和王艮在思想上的联系，仅是我个人的学史心得，其中定多讹误，有待致力于“泰州学派”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不吝赐教，予以斧正。
辛卯孟夏义门后学王通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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