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槐堂铭 并叙今译文言文对照。
三槐堂铭 并叙今译(言文对照)「宋」 苏轼 白话翻译：王通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天理是—定的吗？有才德的人不一定当大官，慈善的人不一定长寿。天理是不一定的吗？仁人的一定有好的子孙。这两者怎样才可以取舍呢？我听申包胥说：“人的努力可以挽回天意，天意也能超过人的力量。”世上讲究天理的，都不能等天做出决定才去讲究天理，所以说天意难测。这样，做好事的人心生惰意，做坏事的人胆大妄为。盗跖能够长寿，孔子、颜回却屡屡遭难，这都是天还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松柏树长在山林里，开始时却埋没在野草中，受到牛羊的摧残；等到后来，能够经历四季，成活千年而不改变，这是天然的道理。做好事和做坏事的报应，传到子孙的身上，这就是天很早定下的道理。我用我的所见所闻去考察他，其中的道理是肯定的，很清楚的。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一个国家的兴旺，必定有世代相传的贤臣，有了很大的功劳，却没得到应有的封赐。然后他的子孙能够遵守祖先的家训，跟着太平的皇帝，共享天下的幸福。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先生，祖先在后汉、后周时就很出名了，自己跟着宋太祖、宋太宗为臣，有文德武功，能尽忠尽孝。天下的人，都希望他当宰相，但他却因为耿直而不能容纳于当时的朝廷。他曾经亲手种下三株槐树在院子里，说道：“我的子孙里，一定有能做到三公的。”随后，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在真宗朝里当上了宰相。在景德、祥符年间，朝政清明，天下太平，享受福气禄位，声名荣耀达十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如今交一样东西给别人，第二天去取，有取得到的，有取不到的，那晋国公自己积累了功德，从天意那里取得好报，一定要在几十年以后。就象拿着债条，两手同时交付一样。所以，我知道天上报应是有信誉的，—定可以得到的呀！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我没有看到魏国公，但见到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以直谏而在宋仁宗身旁，有时在外做官，有时进京做官，跟那些为将为帅的三十几年了，官位不能符合他的德才。是不是天又要兴旺王家了吗？为什么他的子孙又多才多德呢！当代的人有用晋公王祜与李栖筠相比，他们的才干和直爽的性格差不多。但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他的孙子李德裕所得到的功名富贵与王家差不多。但做人的忠厚、慈善、仁爱、信守方面，赶不上魏公王旦父子。由此看来，王家的后福还没有结束呢！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是我的好朋友，有良好的道德，文质彬彬，这样世代传为家风，所以我要写出这篇文章。刻在石碑上铭记：“唉！这家的福气大啊！魏公留下的事业，就象大槐树一起成长。这种培土植树的效果，必须要经过一代人才能看出来。既然他做真宗的宰相，各方面的基础象大石头一样平稳。回头看看他家的情况，槐树的树荫遮盖了全院。我们这些寡德的人，早上出来还不一定能保到晚上，趁着短暂的时间，追求一点利益，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却得到一些意外的好处，这就象不种庄稼却有了收获。没有这样有道德的人，怎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在京城的东面，是晋公的旧址。茂盛的三株槐树，是道德的象征。唉！真是有福的人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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