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之巅峰时代：“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公元276年-339年），字茂弘，王览之孙，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辅。江左政权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赖于他的艰苦经营和政治手腕，以他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同时，他也成为琅琊王氏登上“王与马，共天下”巅峰时代的关键人物。在家族色彩上，他将王戎、王衍时期的谈玄之风转化为玄儒双修。王敦（公元266年-324年），字处仲，王览之孙，王导堂兄弟，官至大将军。他与王导共同拥立东晋政权，是东晋前期最高军权的实际控制者。在王氏与司马氏的权力博弈中，他曾两次发动叛乱，落得个被戳尸的下场。此后，不觊觎皇位，成为一代代王氏子弟在心里默念的戒律。
1、琅琊王氏与琅琊王
琅琊国与东海郡毗邻，自东汉形成州郡制后，这两个地方同为徐州管辖。
西晋时期，司马氏子弟被纷纷册封为王，这其中，司马越被封为东海王，司马睿被封为琅琊王。
事实上，无论是司马越，还是司马睿，他们都不属于司马皇族一支。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兄弟，父亲只是司马炎的堂兄弟；司马越就更远，他甚至不是司马懿的直系后代，而是司马懿弟弟的孙子。
司马越抓住皇族子弟十多年自相残杀的空当，掌控了关东地区，从而成为“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一个王。
相对于司马越，司马睿是一个显得“恭俭退让”、没有多少权力欲的一般宗室成员，他起初居住在洛阳，后来倒向司马越，成为司马越的亲信。
在司马越和王衍的精心安排下，王衍的族弟王导被派去辅佐司马睿；王导劝司马睿返回其封国，这样，他们就来到了琅琊郡。
司马睿从他的祖父起就开始成为琅琊王。那时，在琅琊境内，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就是琅琊王氏了，作为琅琊王，由于是初来乍到，他们往往会主动地去结交像琅琊王氏这样的世家大族。
据载，截止到司马睿这一代，琅琊王与琅琊王氏已经保持了数十年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家族情谊，更体现了一种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相互为用的政治需求。
从《晋书·王导传》来看，王导在与司马睿述及彼此关系时，习惯于用“契同友执”、“有布衣之好”的语句来形容。一对世家关系，后来演变为一对君臣关系，这种情况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未曾想到的。
司马越掌权后，为了镇守后方，先是启用司马睿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同时，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司马。公元307年，王衍开始部署他的“保家”三防线，第一次把眼光投放到了长江以南。在司马越的授意下，司马睿变身为安东将军，都督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渡过长江，来到建邺。
平心而论，司马越、王衍这对组合把司马睿、王导这对组合安排到江南，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两个人的运作，将江南的粮食调运到北方来，以为坚守中原提供物质保障。公元311年，在形势的逼迫下，司马越命令军队撤出洛阳，但并没有向南方行进就是一个明证。
由此看来，后来王导辅佐司马睿建立起东晋，可谓是种豆得瓜。
2、一个神奇的预言
王导，字茂弘，生于公元276年，他是王览的孙子，其父王裁是王览的长子。王裁只做了个抚军长史，官阶很低。由于家境并不富裕，王导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王导起初是为司马越服务的，后来才被派去辅佐司马睿，这一派，对于司马越来说，是为了更进一步拉拢司马睿，而对于王衍来说，延续家族的兴盛不坠才是其主要目的。
王导比司马睿大八岁。很多史料都提到，司马睿只是一个中平之资的人，在司马皇族的元气消耗殆尽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全赖司马越的提携。而到了江南，他唯一可以提供的，就只剩下“司马”这个皇族姓氏了，整个偏安政权的局面，要全靠经验老到的王导来维持。因此，可以说，江左半壁江山的确立，可以没有司马睿，但绝对不能没有王导。
除了王导，王家的另一位人物王敦也很重要。王敦，字处仲，他也是王览的孙子，其父为王览的次子王基。王敦与王导是堂兄弟，比王导大十岁。在王导南渡之后，王敦也被司马睿延请到江南，由青州刺史改任安东军咨祭酒，不久又调任极为重要的扬州刺史。在维护江左政权的稳定上，王敦的作用不可小视。
受玄学之风的熏陶，早年的王导、王敦都风流倜傥，长于清谈。尤其是王导，最喜欢摇着尘尾谈玄，还写过一篇《尘尾铭》，流传至今。
但此二人的个性却迥然有别。《世说新语》记载，西晋时，有一次，王导、王敦兄弟俩一同到石崇家里做客，石崇命美人劝酒，如果客人不饮，就将美人杀死。王导不善饮酒，但为了劝酒女子的性命，不得不勉强喝下。王敦则就是不喝，任凭石崇连杀三个美女，也不为所动。到了第四个，他仍拒绝，王导不忍，从旁责备，王敦说：“他杀他家人，与我何干？”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王导平和沉稳，而王敦则十分刚狠强硬。
在王导、王敦铺开局面之后，琅琊王氏的其他子弟也陆续投奔建邺，他们包括王含、王旷、王舒、王廙（yì）、王彬等人，这些人与王导、王敦都是堂兄弟关系，其中，王含是王敦的哥哥，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他们这些人渡江，携带儿女辈同行，王羲之、王彪之、王胡之等，当年都在十岁左右，跟随着父辈们，从此离开故乡琅琊，来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南，王家的香火也从北方续接到南方。
据说，王导在渡江之初，曾经请当时的诗人、占卜家郭璞为其预测王氏家族的未来，郭璞一番占卜，给出了这样的预言：“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淮水，是指流经建邺城内的秦淮河。只有当秦淮河里的水流断绝的时候，王氏家族的好运才会走到尽头。
这个预言让王导很高兴，在他看来，秦淮河的水流怎么可能断绝呢？然而，预言家的神奇就是让当事人看不破天机，三百年后，秦淮河还真有断流的时候。
王导必须挑起经营家族和经营新政权的双重任务。公元311年，在司马越、王衍相继死去后，江北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石勒的军队攻进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两年后杀死了他。西晋臣子慌忙在长安拥立司马邺为晋愍帝，维持一个没落王朝的苟延残喘。为避这个末世皇帝的名讳，建邺改名为建康。
在整个北中国遭受胡骑蹂躏时，唯有江南还算是一方安宁的土地，一如丧家之犬的北方士人纷纷拖家带口，向南方涌来，这其中，有许多是世家子弟或名士，也有失土丢职的西晋官员。到了南方后，这些人深感归途无期，显得颓丧、悲观，天天在渲染一种伤感的情绪。
江南本是孙吴的地盘，自从公元280年被灭后，到司马睿入主，孙吴并入西晋版图不过才20多年的时间。江南的开发程度比不上北方，江南士人的心理、习俗、观念也与北方人有着很大的隔膜。作为一个皇室疏族，司马睿本身并没有什么功业可言，他本人又常常显得缺乏自信，因而不被江南士人所看重。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作为主心骨的王导，显示出了非凡的纵横捭阖的才干，一方面，他要为司马睿树立威信，另一方面，他还要协调南北士人的心态，进而沟通相互之间的感情。
树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搞一场声势浩大的礼仪。就在渡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08年的三月三日，王导导演了一曲大戏。
这一天是古老的上巳节，当地官民都到郊外水边去祭祀祈福。在人山人海的现场，人们突然看见，一个盛大的仪仗队过来了，司马睿坐在豪华的舆车上，神态庄重威严；在舆车的后面，王导、王敦以及其他南渡名流都骑着高头大马，气宇轩昂，无限忠诚地跟随。仪仗所到之处，观者如潮，看见王导、王敦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原衣冠竟然都如此倾心拥戴司马睿，江南的世家大族不觉肃然起敬，纷纷拜倒于道旁。
威信树立起来了，王导又建议司马睿虚己待人，礼贤下士，请江南士人出来做官。江南士人受宠若惊，日益归心。王导本人也有意与他们搞好私交，一度要与当地名流结成儿女亲家。他还学说吴语，以此来赢得平易近人的好印象。
而对北方士人，王导知道，这是一支更可依凭的有生力量。在他的运作下，曾经几天之内，就选拨了106人进入官场，被称为“百六掾（yuàn）”。著名的包括刁协、庾亮、桓彝、周顗等。这几个人在后文中还将提及，特别是刁协和庾亮，他们将影响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的升沉。
北人初来乍到，消极低沉，也在情理之中，但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士气，王导需要激励他们重拾信心。一次，他与名士们来到长江边上的亭子间饮酒观景，席间，周顗眺望江北，大发感慨：“风景依旧，江山家国已复非往昔！”其他人听了，相对而泣。王导见状，正色说道：“诸位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哪能作楚囚对泣呢！”一番话说得这些人大感羞愧，从此不敢再渲染悲观情绪。
桓彝刚到江南时，看到江南的力量如此单薄，十分失望，但当他与王导作了一番长谈后，立即变得精神振奋，他把王导比作管仲，说自从见了江左管夷吾，他的忧虑就全打消了。
在王导的艰难努力下，江南的政局慢慢变得景气起来，公元316年，匈奴人攻入长安城，杀死了司马邺，西晋彻底覆亡。第二年三月，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正式称帝，这就是晋元帝，东晋从此开始。
3、王与马，共天下
自从士族诞生以来，士族人物就活跃于曹魏和西晋的政治舞台，但相对于皇权，它们还只是一个装饰品，或者顶多只是权力中枢的参与者，而不会发生其权力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情况，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
而到了东晋，这种情况出现了，作为头等士族，琅琊王氏占据了朝廷内外几乎所有重要的职务，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政治形态，历史上称它为门阀政治，琅琊王氏是东晋门阀政治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晋元帝（公元317年-322年在位）登基后，作为首功之臣，王导被当然地任命为丞相；晋元帝之后，晋明帝（公元323年-325年在位）、晋成帝（公元326年-342年在位）相继即位，在大部分时间里，王导也是位居丞相之职，可谓三朝宰辅。
晋元帝一向称王导为“仲父”，登基大典上，他曾叫王导与他一同登上御床，王导坚决推辞，元帝则一再延请，史书用“引之弥苦”来形容。直到王导说：“微末之臣怎能与太阳同辉？”这才作罢。
晋成帝给王导下手诏，都是使用“惶恐言”、“顿首”、“敬白”等等这样的恭敬语；王导上朝，晋成帝要从御座上站起来向他致意；晋成帝在位期间，先后两次到王导的宅邸，不但向王导礼拜，还向王导的妻子作礼拜。一个臣子享受如此的殊荣，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是难得一见的。
相对于王导，王敦的拥立之功并不逊色。早在晋元帝登基之前，王敦就平定了几起叛乱，为东晋的建立赢得了一个安定的局面。之后，他以元帅的身份，进位大将军，任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封汉安侯，掌握长江中下游所有军队。到东晋建立，他成为事实上的东晋军队的最高统帅。
王氏的其他子弟也是扶摇直上，像荆州、扬州等这样的重镇，大都掌控在王氏子弟手里。王导与王敦，一文一武，一内一外，一柔一刚，这种权力构架，成为琅琊王氏巅峰时代的典型模式。
当然，作为中兴之臣，王导的政绩绝不仅仅停留于这些表面上的荣耀，他为东晋制定了两项基本国策，一为“清静”，二为“宽惠”。
所谓清静，就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是在推行黄老思想，推行无为而治；所谓宽惠，就是“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做到大事清醒，小事宁可糊涂、宽容一点。这两条国策的制定，既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也是王导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落脚点。
在西晋时期，名士们热衷于谈玄，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做官不理政务才是高雅，而忙于政务才是俗人。到了东晋，一些南渡士人历经一番短暂的阵痛之后，谈玄积习又开始冒了上来，任诞放达之风迅速蔓延。
但在痛定思痛之后，另外一些士人却开始变得清醒，他们认为，西晋覆亡的根子就在于“清谈误国”，玄学的始作俑者何晏、王弼的罪孽，甚至比桀纣还要更深一层。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儒学才能治国平天下，因此，他们呼吁恢复儒学传统。
王导本身也是一个崇尚清谈的名士，面对社会实际，面对两种思潮的交锋，他的观念慢慢发生转化，认识到儒学更具实用性。在他的提议下，一度废止的太学重新兴办起来。但他并不想摈弃玄学，而是想方设法将玄学引导到有益于现实政治上来。
譬如，王导好谈“养生论”，在那些放诞之士看来，养生莫过于纵情享乐。而王导却认为，养生就应该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他本人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箱子里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在他的带动下，一股俭朴之风流行开来。
嵇康说：“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在那个外有强敌、内有南北士人矛盾的多事之秋，王导正是从嵇康的话中导引出他的执政理念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导的思想同时杂糅进了儒学和玄学，他在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在把它们运用于治国的同时，也使他的家族由谈玄之风盛行转变为玄儒双修。
在两种思想的作用下，王导做事拿得起，放得下。执政期间，东晋内部曾先后发生过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来，又发生了庾亮与王导之间的夺权矛盾，王导都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难得糊涂的心态度过了难关。
这种态度体现在个人作风上，则让王导显得严谨而潇洒。与他齐名的谢安曾评价，王导犹如春风、犹如冬阳。在公开场合，他总能应付自如，照顾到每个人的心情。
一次，王导在官府接待百余名客人，他谈笑风生，左右逢源，大家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面露喜悦之色，只有一个临海来的客人和几个僧人感觉有点冷落。王导意识到后，他走到临海客人面前说：“足下来到京师，临海人才一空了！”一句话让客人顿生暖流。
他又对那几个僧人高举双手，连说：“兰奢，兰奢！”意思是，你们几位高僧在这里打坐入定，我怎么好打扰呢！几位僧人大笑起来，客厅里充满了和谐的气氛。这个古代政治家的风度，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让人赞叹的。
那时，琅琊王氏的子弟大都住在建康城里的乌衣巷。住在乌衣巷里的还有陈郡谢氏，这些南渡家族被统统称为侨姓士族，以别于原有的江南士族。
尽管王家、谢家都同样风流，但王家是毫无疑问的侨姓首族。侨姓士族的称谓，意味着他们只把江南当作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想望着某一天还能回到北方。然而，恢复中原又谈何容易，一代一代，他乡成了故乡，乌衣巷也就成了烜赫家族的代名词。
4、王敦之乱
司马氏是皇家，却居于弱势；王氏是臣子，却居于强势。尽管江左偏安政权的得来，司马氏要感谢王氏，但从骨子里，司马氏是不甘于与人“共天下”的局面的，所以，他们要反击。
这种反击，从晋元帝司马睿时就开始了，一直到东晋灭亡都在进行。反击的结果，司马氏始终没有摆脱门阀政治的控制，只是“共天下”的主角在不断易位，从“王与马”到“庾与马”，再到“桓与马”、“谢与马”，最后又回归到“王与马”。不过，这最后一个“王与马”中的“王”是指太原王氏了。
王敦之乱，就是由晋元帝的反击导引出来的。晋元帝在一面信重王导、王敦的同时，一面悄悄地建立自己的亲信队伍，并不断委以重任，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刁协和刘隗（wěi），他们被分别任命为尚书令和侍中。
刁协和刘隗秉承皇帝的旨意，有意压制王家势力。他们为政苛碎，与王导推行的“不拘细目”恰好形成对照，遭到大多数官员的反对。
司马睿尤其忌惮王敦的兵权，一有机会，就安插亲信到各方镇担任刺史，以逐步架空王敦。桀骜不驯的王敦哪里忍受得了这种蚕食手段，由此君臣交恶。
公元321年，司马睿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任命另一名心腹戴渊为镇西将军，名义上是为了防范石勒，实际上是为了防范王敦。双方的矛盾明朗化。
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的旗号从武昌起兵，要求晋元帝诛杀刁协和刘隗。大军很快攻进建康城，无计可施的晋元帝只得命令两位宠臣逃跑。刘隗跑得快，后来投奔石勒，在北方做到太子太傅的高位；刁协年老走不动，走到江陵时被人所杀。
平心而论，这一次叛乱，王敦并无威胁司马睿皇位的企图，在达到目的后，他即退兵，继续享有他的煌煌兵权。
但是，事不凑巧，叛乱过后不久，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为晋明帝。有史家分析，此时的王敦，有废明帝、另立新君以控制朝政的想法了。他将王氏兄弟充任到朝廷内外所有的重要职位上，还擅自任命他的哥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而这样的官衔原本只能由朝廷任命。
就在这个时候，王敦病倒了，晋明帝得知，认为消灭王敦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决定发兵进讨王敦。
富有意味的是，公元324年，晋明帝任命王导为总指挥，让两位兄弟在战场上对垒。被逼上绝路的王敦，只得以王含为元帅，再次挥师东进，杀向京师。
此刻，王导的心情是复杂的，这种手足相残，说不定会导致整个家族的覆亡，他手头的那把命运宝刀还能往下传得出去吗？思虑再三，他以兄弟的名义代表朝廷给王含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王导晓以大义，劝王含归服朝廷，以求宽大；但在字里行间，他又透露了朝廷的兵力和部署，暗示王含早为之计。
但王含比起他的两个弟弟来，实在是个无能之辈，王导的暗示对他起不了作用，朝廷军队很快击溃了他的进攻。重病中的王敦获知，急火攻心，大叫一声，激愤而死。不久，王敦的手下全部被剿灭，这个对皇位多少存有幻想的人遭到了被戳尸的下场。
王含携王应在乱军中逃脱，乘船投奔荆州，乞求在那里担任刺史的本家兄弟王舒保护。不料，王舒翻脸不认人，效法古人的大义灭亲之举，将二人双双投入滚滚长江。
5、走下巅峰
王敦、王含这两个支脉灭绝了，其他的王家子弟却因为大义灭亲而得到了提拔。王导更是进位为太保，依然行使丞相之职，整个琅琊王氏的兴旺气象并没有受到影响。但这次事件毕竟给了这个家族以很大的警醒，从此，在心灵深处，他们时时暗示自己，只能好好地经营分内的事情，决不能对皇位心存非分之想。
在王敦之后，东晋朝廷又经历了一场苏峻之乱。这个苏峻，因为平定王敦之乱立有功劳，被安排去镇守江北军事重镇。不料，此人居功自傲，很快也走向叛乱之路。这次叛乱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建康造成的破坏力前所未有，以致有人提出要往更远的南方迁都。
这个时候，是王导出来力排众议，坚持不可迁都。因为他知道，建康位于长江南岸，京师设在这里，胡骑就不敢轻易南下，半壁江山就可以维持；而且，南北人民收复中原的念头一直都没有泯灭，建康作为桥头堡，正可维系这一虽不可能实现、却万万不可懈怠的念头。
那时，政府陷入国库空虚、财力不足的境地，士大夫们已穿不起华丽光鲜的衣服，却又不肯拉下面子。王导站出来，再次发动勤俭节约的号召，他把仓库里堆积起来的成万匹用粗丝织成的綀布搬出来，请人设计成新鲜式样的单衣，然后发动朝廷官员购买试穿。结果，这种单衣穿起来雅致而朴实，一时竟成为流行服装，被到处抢购。
在王导担任宰辅期间，东晋政权是不太稳定的，但正因为有王导在，东晋才得以走出沼泽地。经过王导的励精图治，东晋开始进入长达70年的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只是不巧，在这个时期到来之际，维持了20年的琅琊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巅峰时代却要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庾与马，共天下”的时代。
庾亮也是北方士族，在晋成帝时，他借着国舅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几次想发动废除王导的政变，都没有得逞。
王导当然不愿意以被废除的方式告别权力中心，但他又不愿意明显挑起冲突，就装出一副毫无所知、泰然自若的样子。当有人告诉王导，说庾亮将起兵讨伐他时，他回答：我与庾公共辅朝廷，休戚与共，这是没根儿的谣言；即便庾公真有此心，我扔掉乌纱帽，回乌衣巷就是。
在有的人看来，王导的做法太过软弱。其实，这正是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策略的运用。王导说：“现在人家都说我糊涂，后人怀念的，恐怕正是这种糊涂。”没错，正是他的“糊涂”，才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兵戎相见；正是他的无为而治，才迎来了东晋王朝的相对和平。虽然，在这种和平到来的时候，琅琊王氏已经退居到次要位置。
公元339年，王导在乌衣巷平静谢世，享年64岁。死后，他享受到了备极人臣的哀荣，庾氏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登上权力宝座。
在王导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琅琊王氏都远离权力中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保持着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强大影响力。
王导手头的那把宝刀，暂时要雪藏一段时间，等到这把宝刀再次出鞘，王氏子弟的面貌就将焕然一新，在南中国改朝换代的风雨里、他们纷纷扮演着各自不同的、但总是那么炙手可热的角色。 为了名和权。兄弟反目，自相残杀。看了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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