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县商会的早期组织。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商人虽然有钱，但社会地位不算高，所谓士农工商，一直都是垫底。但清朝末期，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上第一次将商人排序靠前，变成了绅商士学，合肥县商会就是在那种氛围中诞生的，地点就在今天淮河路老市政府地块。本地人一度不愿经商
在一次文化高端论坛上，著名碑碣专家许有为教授谈起了他对合肥这座城市历史的独特见解。都说自秦置县，合肥城市历史逾两千年，其实从周武王分封庐子国算起，应该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观点早在唐朝杜佑编撰的《通典》里就得到了肯定：“庐州，今理合肥县，古庐子国也。”
早期的所谓诸侯国其实就是一座城池，而城池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口稠密，交通便利，信息畅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合肥城址屡有变迁，起先并不在今天的老城位置。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汉代合肥县城“在今县（城）北”，位于今天的四里河附近，面积很小。到了东汉末年，战乱年年不息，导致旧城废弃。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单骑赴任，重建合肥城。
三国时期，魏将满宠在旧城西鸡鸣山麓另筑“合肥新城”，旧址为现在的三国遗址公园，以与旧城相犄角。西晋统一后，废三国时所筑新城，迁回旧址。合肥旧城，地势低洼，南北朝时梁将韦睿因此堰水攻破合肥。
到了唐朝贞观年间，大将军尉迟敬德受李世民派遣在旧城东南高地重筑土城，因为古城内有一条金斗河，史称金斗城。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环城马路以里的老城规模形成于1169年，彼时，南宋淮西帅郭振屯驻合肥，为防御金兵侵袭合肥，筑“斗梁城”，地跨金斗河北，使合肥城扩大了几倍。
梳理漫长的合肥城市发展，我们可以提取无数条清晰的脉络，其中一个就是商业发展史。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相关的文字：“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可见那时合肥就是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我们在相关资料里也了解到，过去城内的东门大街、后大街、北门大街都是繁华的商业街，那里聚集了杂货铺、鞋帽行、茶叶行、估衣铺、糕点坊、绸庄等众多的商家，城外的坝上街粮油市场、木滩街竹木市场也是人声鼎沸，至今，我们还能从遗留下来的地名中得知当年合肥经营专业行当的场所，比如马场巷、官盐巷、南油坊巷等。
不过，连年的战乱导致合肥商业多次萧条，金兵、太平军致使合肥的商家多数破产，商品奇缺，合肥本地人根本不愿经商，这才形成了外地人在合肥经营专门商品的局面，像染坊由湖北人经营，药材由南京人经营，木材由江西人经营，合肥人反而成了他们的雇员。
合肥总商会调研宣传处处长杨贤成先生说，一直到清朝光绪年间，合肥的商业市场才得到复苏，不仅合肥本地人和外地人一起占据了合肥大街小巷，连外国人也纷至沓来，合肥商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严峻的形势要求商人们组织起来。
最先成立的是布业公会
石树良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担任合肥总商会会长，他说商会其实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之一，当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社团。从法律意义上而言，中国商会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近代意义上商人身份确立的过程，是商人组织有序化的过程。
远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商人就逐渐渗透到中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城市。1844年，清政府代表耆英与美国代表顾盛在厦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外国兵船可自由出入中国通商口岸，从此，洋货经过通商口岸倾销到内陆城市，合肥市场也是难逃厄运，一时间洋布、洋火、洋油、洋钉充斥市面，地产商品危机四伏。
合肥县商会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只是合肥县商会有两点是独特的。
其一，商会的诞生起因于一个故事。1889年，合肥城里有家专营瓷器的商店沈永丰号，掌柜续弦，按合肥土话说女方是“拖油瓶”，带来一位前夫所生的丫头。不过这个丫头貌美如花，被庐州营的一个营弁的儿子看上了，多次到店里求亲。沈掌柜是个讲究旧习的人，自然不同意男女双方自由恋爱，于是加以阻拦。不料那位营弁的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多次骚扰并仗势打了沈掌柜一耳光。店里的伙计气不过，将其痛打一顿。营弁的儿子一气之下，居然在瓷器店里服毒自杀。
那位营弁死了儿子哪肯罢休，闯到沈掌柜家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并不准瓷器店营业。沈掌柜在商界人缘甚好，从鼓楼桥至十字街、文昌宫街一带的商店集体罢市，终于迫使合肥县衙先将借尸讹财一案处理完，然后才开市营业。
这件事使商家意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丁子述、张瑞堂等人带头号召，推举钱庄经理谢引泉的弟弟为会长，并呈报县衙备案。
其二，在合肥县商会成立以前，一些行业已经成立了自己的行业公会，最早成立的是布业公会。五口通商以后，合肥城里那些经营“洋布”以及绫罗绸缎的商家经常去上海采购布匹，却处处受人歧视。后来联合起来成立了庐阳公报关行，专门经营报关手续，才算打开了进货渠道。这时，经营布业生意的老板们就琢磨成立布业公所，他们在东大街购买了一处住宅，门上挂起了“合肥布业公所”的牌子，推选丁子述为负责人，订立了相关制度，比如同行之间配货按现金购货价格，付款日为，小月为15日，大月为最后一日，行业互惠，不得单独哄抬物价等。
这其实为以后合肥县商会的建立提供了经验，事实上提议成立商会的中间力量正是布业公会会长丁子述。
李鸿章后裔曾担任会长
根据合肥总商会提供的档案资料，合肥县商会的第一任会长、钱庄经理谢引泉的弟弟是个举人。石树良先生解释说，当年之所以推荐有功名的人担任会长一职，主要是从维护商家利益考虑，包括后来延聘卸任的官员或权势人家的亲属，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但那些举人、退休官员和官宦亲属对这顶名誉帽子并不感兴趣，尽管商会给他们预备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但前几任会长都不愿驻会办公，而是喜欢呆在自己的豪宅里，即使是开会，也是董事们聚集在会长家里。
第一任合肥县商会会长后来因为达官之聘而离职，会长一职由李国松继任。关于李国松许多人可能不熟悉，他是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之子李经羲的大儿子，这位公子哥当年在合肥城里那是声名显赫，架子很大。就任商会会长时特意举办了就职典礼，全城官员纷纷到场祝贺，出尽了风头。
李国松很有商业头脑，在担任合肥县商会会长期间，从商界里物色了一些能商善贾的人到他遍布全国各地钱庄里担任管事，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在合肥的势力甚至盖过了地方官。有一个事例是见诸于史料的，庐州军政府成立前夕，为保卫自家财产，李国松向安徽巡抚朱家宝要来了整整一个巡防营。当时合肥知县李维源只是七品芝麻官，而李国松却是在籍四品京堂身份。
李国松后来官至广东巡按使，辛亥革命后却不愿做民国的官,只在家闭门读书、课子、研究古物，把家产全交由管家去料理，居然成了桐城学派的传人马通伯先生的得意弟子，不仅著述极丰，还是著名的收藏家。
李国松离开合肥后，其家业同时转移到了上海，只有当铺继续留在合肥，合肥县商会会长一职一时空缺。但局势稍微稳定，经营的需要让商家们不得不立即选出新的商会会长，经过再三权衡，最后还是决定推出李鸿章后裔李次岩担任，直至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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