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蹉跎岁月：待业青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和全国各个城市一样，合肥陆续出现了一批暂时未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知识青年，人们把他们称为待业青年。当时，那可是家长和社会的心病，但凡某家有个待业青年，父母谈起来都会闪烁其词，感觉脸上无光。不知谁想出的特殊词汇
有时候，你不得不叹服我们汉语词汇的丰富多样，同时也钦佩表达者的聪慧机灵。比如当年关于怎样称呼城镇里那群暂时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就让知识青年上乡下乡办公室的人颇费周折。
丁之才先生当年在合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他说，虽然从根本上讲，那些年轻人实际上处于失业状况，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家对失业这个词还是高度敏感的。为了稳定情绪，维护社会安定，一个新词诞生了——待业青年，多么温和的词汇，里面透露的是这样一种信息，这些青年是在等待就业，包括企事业单位招工，父母单位组织就业，街道居委会指导就业，总之给人以希望。
假如时光能够穿梭到30多年前，你一定会在大街上看到这样一幕，趾高气扬、穿戴整齐、雄赳赳气昂昂骑着自行车的肯定是有工作的，而那些待业在家的则面容沮丧。那时的合肥，娱乐活动少，家里的住房条件又差，于是你经常可见待业青年三五成群，懒懒散散地出没于公共场所。
尤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外的新鲜事物不时地传到中国大陆，年轻人听着“靡靡之音”，穿着格子衫、喇叭裤，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见穿着“奇装异服”的待业知青们。古板的人们向他们投去鄙夷的目光，报纸上时常可以见到对他们的批评报道，社会上也有人把他们视为不安定因素。
以今天的角度看来，他们除了没有工作带来了精神上的压抑之外，作为年轻的一代，追求时尚、张扬个性其实并没有错。可对刚刚从十年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正统的教育使得大家普遍看不惯他们。同时，争取教育广大的待业青年，并且创造条件广开就业渠道，已成为全社会的责任。
曾经是待业青年的裘志灵先生，回忆起那段蹉跎岁月，至今还愤愤不平。当时的确有不少人歪曲那批特殊的人群，连电影里表现不务正业的坏青年，也往往挑选整天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形象，有些偏执的人甚至把待业青年和流氓、阿飞划等号。
略显阴郁的时代浮世绘
不知大家看过张内咸导演的电影《待业青年》没有，里面选择性地讲述了一些新时期待业青年的际遇，他们或者才华横溢，或者自以为生不逢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崇尚艺术，还有些人性格叛逆，面对生活的磨难表现出了无助。同时他们大多自命不凡却有情有义，他们有时自甘堕落，有时愤世嫉俗，有时迷茫不已……
其实这种状况我们曾经都经历过，尽管早已时过境迁，绝大多数人都顺利地度过了多事的青春期。现在的孩子比他们的长辈要幸运得多，但关于青春期的困惑却是一样的。
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倒是心生疑惑，待业青年好像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特殊词汇，现在暂时没有工作的孩子们还叫待业青年吗？作家崔立有自己的观点，他说失业是现代社会避免不了的一种现象，叫什么并不重要，待业青年也好，下岗、待岗也好，失业也好，对于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必须上的一堂社会实践课。
“略显阴郁的时代浮世绘。”他是这样理解待业青年现象的。
比较一下两个时代的待业青年，就像电影《待业青年》开头描写的那样，常常喜欢在楼顶上坐着的大学生小吉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做出了退学的决定，他厌倦了在学校生活里遇见的很多事物，开始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他开始渐渐地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去活着。小吉不甘心于从出生就被规划好一切的生活轨迹，他决定要用一年的时间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从上面的镜头描写可以看出，所谓待业青年并不是真的都无业可就，而是现实的职业往往远离他们的期望值。
他们父母那一代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尤其是1966、1967和1968年被称为老三届的下放知青们。裘志灵先生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最初回合肥的途径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来；而数量众多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到家乡城市。
合肥知青回城高潮是1978年和1979年，当时每个区的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他们朴素的想法就是先把户口迁回来。至于能不能落实工作还是下一步考虑的事。而在此之前，只有独生子女、父母有多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才可以返回城里。
没有下放过的待业青年
这次举办“庐州记忆征集合肥老照片”活动中，丁之才先生寄来了一组当年合肥待业知青的照片。他解释说，这组照片拍摄于1979年距今已33年。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遍祖国大地。合肥市各行各业结合实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广开就业门路，对青年职工进行技术培训，帮助他们组织起一个个集体行业或个体服务网点，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关于合肥的待业青年，当时还存在一批没有下放过的群体。在那个特殊年代，合肥有一批知识青年因为特殊原因留在了城市，丁之才十分了解这段历史。“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一些身体残疾或者属于独生子女的知识青年留在了城市。”丁之才先生说道。
即使是在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合肥也是年年有下放，年年有留城。日积月累，到了1979年的时候，合肥待业青年的总数大约在30000人，先是集中安排了25000多人。后来经过各方努力，逐渐全部消化了，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回忆起当年知青政策性留城，丁之才表示那可严格了。不仅要由个人提出申请，单位、街道初步审核后报到市知青办，还要经过严格的终审。市知青办有自己的医护体检人员，专门对因病留城知青进行复检，弄虚作假的要受到严肃处理。
待业青年就业在当时是个严峻的问题，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上级要求各单位首先要自我消化，然后才是交叉吸收。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知青成为当时每个行业和政府机关的头等大事，一大批“知青厂”、“知青服务部”等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名词出现了。
经历一段时间的待业，这些知青对新得到的工作都特别的珍惜，干劲十足。在长江小吃部伙房，两位青年正在娴熟地配菜；原西市区蔬菜合作商店的豆制品车间，工人正在紧张工作；益民街道的老师傅，在教新招收的员工学习制作皮鞋的技术；修配铝制品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几个青年就在一家街道网点里专干这一行……丁之才先生清楚地记得他奔波在各个待业知青安置点的情景，相机忠实地记录下他们一幕幕学徒、工作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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