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剧团：甘肃“文明戏”的发端。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活报剧”演出。抗日战争时期，“王氏兄妹剧团”在兰州街头开启了甘肃“活报剧”的大幕。
这个由五兄妹组成的剧团，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被认为是开了甘肃话剧的先河。
一个家庭剧团
王氏兄妹剧团一夜成名。
兰州，1938年。位于西大街的兰州市民教馆门前的黑板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由上海来兰的王氏兄妹，春节期间将在大礼堂连演三天抗日救亡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欢迎自由观看。”
民教馆大礼堂第一场演出过后，整个兰州城一下子就轰动了。
“走哇，看鞭子去！”
“快走，鞭子好看得很！
在人们的奔走相告中，“鞭子”和“王氏兄妹剧团”的大名不胫而走。
“《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战争期间宣传抗日救国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活报剧，所谓活报剧就是以应时性、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这类剧目能及时反映时事，达到宣传的目的，就像‘活的报纸’。它多在街头、广场演出，也可在剧场演出。”兰州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编剧杨晓文说，抗战期间《放下你的鞭子》这部戏从舞台回归到了街头和广场，演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放下你的鞭子》剧情比较简单：首先出场的是一位瘦骨嶙峋的卖艺姑娘香姐，在演出时因不堪饥饿而不能支撑，刚拉开嘶哑的嗓子唱了一两句就跌倒在地，急得卖艺老汉火冒三丈，拿起鞭子抽打姑娘。围观的人群中，跳出一位打抱不平的青年，猛喝一声：“放下你的鞭子！”他掐住老汉的喉咙，把他推倒在木箱上。等问明情由才知道，老汉竟是姑娘的亲爸爸。由于家乡土地连年荒芜，官府苛捐杂税，还有土匪欺压、兵痞骚扰，只好背井离乡靠卖艺糊口。老汉声泪俱下，姑娘恳求观众原谅，她爸爸挥鞭只是为饥饿所迫而一时冲动。老汉听了女儿的话，后悔伤心得与她抱头痛哭，怨苍天不公，穷人命苦。热血青年的话掷地有声：该抱怨的不是天而是人！他慷慨激昂地要老汉把鞭子指向那些迫使他们受穷流浪的罪魁祸首——“穷朋友，咱们‘不打不相识’，现在既然在这儿碰头了，咱们就得一伙而去，向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人算账去，这才有我们的生。”话音刚落，观众中就有人领头高呼口号，群情激愤，全场顿时沸腾。老汉最后表示，要把手中的鞭子掉过头，去打倒那些使人民遭受苦难的害人虫。
后来，王氏兄妹剧团又在辕门一带演了这个戏。
王家五兄妹分别是：王德彰、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威和王德乾。
《放下你的鞭子》中，王德芬演的是香姐，哥哥王德彰演的是卖艺老汉，弟弟王德威扮演了一个小伙计，姐姐王德谦演了一个临时添加的女学生，青年工人是由吴渤演的。
“后来，我姐姐把她在上海上学期间认识的青年记者吴渤约请来到榆中，帮助我们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多年后，王德芬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随着“鞭子”和王氏兄妹剧团不胫而走的还有抗战歌——《大刀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这都是由他们传唱开的。
一位开明的父亲
不可轻视微不足道的开端。
王氏兄妹剧团进行抗日救国演出，是受到了父亲王云海的支持和鼓励的。1937年春到1938年底，王云海是榆中县县长。
“县长的少爷小姐在大庭广众之下演戏，如果不是一个开明的父亲，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在那个封闭落后的兰州城的。”杨晓文认为，王云海的开明由此可见一斑。
曾是同盟会成员的王云海，1920年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去美国求学，以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方式在美国读了六年多的书，学习了汽车制造、装配、维修等专业技术。回国后，他在上海一家私人开办的汽车公司当工程师。
1935年，王云海的朋友刘达夫出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约请他来甘肃工作。携儿带女来兰州的王云海当上了兰州市电灯局局长。
不过，王云海的这个电灯局长仅当了一年多，因为他得罪了不少权贵。
“他在局内反贪污、浪费，改革不良制度，无论公私用电，一律按用电量照章收费，不再免费，连甘肃省主席、各厅厅长等官员一个都不例外。”文史资料中的这段记载说，由于废除了官员、士绅免交电费的惯例，王云海受到了排挤，在老友刘达夫也爱莫能助的情况下，王云海出走榆中。
在王云海来兰州的时候，大儿子王德彰、大女儿王德谦还有二女儿王德芬都在外面读书，跟他一起来的，除过妻子之外，还有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
“我姐姐王德谦比我大五岁，原来是上海大同大学中文系学生，哥哥王德彰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我在苏州美专就读。”在《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一书中，王德芬说抗战爆发后，由于时局动乱，学校停办，父亲怕交通、邮汇中断，他们的生活发生困难，就将他们三兄妹也接到榆中。
在榆中，多才多艺且见过世面的兄妹三人都担任了小学校的义务教师，除给学生们教授语文、算数外，还教学生们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办壁报，把收听到的抗战消息报道出去，甚至组织学生们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随着吴渤的到来，王氏兄妹们的抗日救国行为更趋成熟。其标志就是王氏兄妹剧团的诞生，以文艺形式开展抗日宣传。
尽管这种形式在当时中国大地可谓风起云涌，不过，在偏于一隅的西北，还是鲜有的。
准确地说，王氏兄妹剧团的成名作《放下你的鞭子》首秀是在榆中县。王德芬的回忆文章中明确记录了当时他们演出后产生的轰动情景。
“在家里化好妆后，我们就出发了……由于这个戏的剧情和时局结合紧密，加上演员混杂在观众之中，这种形式产生了特别逼真的效果。围观的人很多都流着泪看戏，不时地还往场地上捐助扔铜钱，人们都以为我们是从东北逃亡出来的真正的卖艺人呢。”
王云海看的是在演出成功后，他的子女们受邀在榆中县政府大礼堂进行的一场演出。
“父亲对我们很是称赞。”这是王德芬回忆文章中的原话。
一段传奇爱情
即使战火纷飞，还是阻挡不了爱情，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没有丝毫的预兆。
萧军和王德芬的爱情就产生在这个时候。
1938年4月，作家萧军、戏剧家塞克、舞台美术家朱星南及作曲家王洛宾和他的妻子罗姗来到了兰州。
“萧军他们到兰州时，起初都住在王德芬家，后来，除萧军外，其他几人都搬到民教馆，这主要是为了辅导当时兴起的业余戏剧活动。”杨晓文认为某种程度上，包括王氏兄妹剧团在内，都受到了有话剧演出经验的王洛宾等人的指导。
与此同时，萧军主办的《甘肃民国日报》新开辟了一个副刊——《西北文艺》，在这块阵地上，萧军倡导“我们当前所需要的是尽可能地选择与抗战直接和间接有关的积极性题材，用各种形式：诗歌、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使它在抗战过程中发生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启示他们、鼓励他们、坚强他们……”这就是萧军刊登在《西北文艺》最后一期的那篇著名的《告别》。
特别要说的是，萧军在这篇《告别》中还针对张国焘的叛变行径进行了讽刺，萧军在原稿中将张国焘的名字用“XXX”代替，后来，就在文章刊发的当天上午，即将离开兰州的萧军在往汽车站的途中，觉得文章中不点张国焘的名字不过瘾，要揭就揭个痛快，于是，他急忙又去报社，叫排字工人把“XXX”改为张国焘，然后才去了车站。
《告别》刊发后，国民党当局非常恼火，立即给沿途有关部门打电话，要求扣留萧军。但因为萧军走的时候带的是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的介绍信，所以路上无人敢扣留他。
18岁的王德芬在上海的电车上第一次遇到了萧军。
“7月下旬有一天，姐姐带我去拜访许广平先生，上了电车以后，姐姐忽然悄悄对我说，‘你看那边那个人，就是《八月的乡村》作者田军。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在两节车厢之间过道门旁的座位上，一个年轻人，浓黑的头发，棕红的脸色，虽然有点瘦，但很结实，很像个游泳健将。上身穿白色短袖针织网球衫，下身是白色西式长裤，脚穿一双尖头皮鞋。他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报纸……”
《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王德芬详细地记录了和萧军的初遇，不过，这次初遇，风流才子萧军却留给了王德芬一个态度冷漠、给人略嫌高傲的“不好”印象。
等到1938年重逢在兰州炭市街49号的小院时，犹如身上的深红色皮大衣一般热烈的萧军开始了他直截了当的“爱情攻势”。
到兰州的七八天之后，萧军给王德芬写了第一封情书，自此，在两人相处的短短一个月里，萧军写了整整38封信，萧军将他狂热的爱情都付诸于笔端。
“他像个火球，炽热地燃烧着……”对王德芬来说，萧军整个人就如火球一样，燃烧和炙烤着她，最终，这个“火球”也点燃了他和她的爱情……
一种长远影响
王氏兄妹剧团在兰州演出没有多久，就因当局不满，被下令禁止演出。
“但此时‘文明戏’(话剧)的种子已在甘肃播下并广泛传播开来，就像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种子的发芽成长。”杨晓文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王氏兄妹剧团播下了甘肃“文明戏”的种子。
“当然，还有一些力量的存在也促使这颗‘文明戏的种子’更加茁壮。”
抗战期间，平津及华北各城市相继沦陷，流亡到兰州的青年学子们以演出话剧等形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雷雨》、《日出》、《渡黄河》等剧目就是那个时候在兰州城里演出的。而发端于浙江的新安社抗战期间也在兰州进行街头剧、放幻灯和影片等形式来宣传抗日。王德芬的弟弟后来就参加了新安社。
还有王洛宾他们参加的西北抗日剧团，奔河西、走陇西，去各地演出。
“甘肃‘文明戏’的影响力甚至扩展到其他地方，比如青海。”杨晓文说，后来王洛宾到青海成立的抗战剧团，多少移植和借鉴了甘肃的形式。 “王洛宾任团长的‘青海抗战剧团’于1939年首次公演中，《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其中主要的演出剧目之一。”
对于当时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西宁来说，这样的演出使人们开了眼界。和兰州人一样，西宁人当时也称“话剧”为“文明戏”。
今天，王氏兄妹剧团已是历史了。
即使早已淹没于时间的长河中，但历史永远会有它的“传说”的。
（来源：兰州晨报 记者 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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