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侵华日军地图精密神话：多偷窃民国测绘地图。（鲁格）
核心提示：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使用的军用地图只有极少量是日军自行测量、绘制的，绝大多数是利用偷窃、缴获中华民国测绘的地图翻版印制的。侵华日军使用的地图大部分是偷窃的
一位有几十年军旅生涯的老兵撰文道，从抗日战争时期起，我军使用的作战地图多数都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甚至沿用到了建国后的20世纪60年代。1949年，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曾对他说：“我军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范围之广，可以覆盖整个中国领土，数量之大，可以配备到每一个团甚至每一个营。”《三联生活周刊》军事专栏主笔蔡伟撰文指出当年日军使用的军事地图非常精密，许多地图甚至连中国腹地人烟稀少的山区都测绘清清楚楚，“令我们汗颜”。两位作者想说的是，从军用地图这个军事专业角度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准备工作动手既早，又做得非常扎实。
确实，日本掌握现代军事测绘技术，起步于明治维新初期。中国是落后于日本的。直到民国初年，中国才有了最初的1：5万比例的分区地图，这还是清末派到日本留学军事的部分学生在日本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测绘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在这方面，中国是日本的学生。然而，前述两篇文章的作者有所不知的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使用的军用地图只有极少量是日军自行测量、绘制的，绝大多数是利用偷窃、缴获中华民国测绘的地图翻版印制的。这是因为，自行测绘大比例尺地图的成本非常高，其工作量之巨、耗时之久、劳动之艰辛非外人所能想像。即便在和平时期对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这都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瀚工程，何况是敌对国家派人潜入来偷着干。
日本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情报搜集和资料编撰工作，20世纪初更是利用《辛丑条约》驻军中国之便，派间谍人员潜入中国内地秘密测绘地形、调查兵要地志。1931年6月，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及助手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志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屯垦3团关玉衡团以间谍罪处决，史称“中村事件”，这一事件后来成为日本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借口之一。当时，日本参谋本部赋予中村大尉一行的任务是对战时日军沿兴安岭斜向纵段支队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进行实地调查。被中国东北军缴获的中村一行的主要文件资料有：日文和中文1：10万比例军用地图各1份，晒蓝纸俄文地图1张，表册3份：1册为调查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景况等；1册是调查蒙旗、县人口等；另1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等项。
值得一提的是，中村大尉的这一手在日本军方是一个老勾当。1904年4月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特务班的横川省三、冲祯介两人就曾秘密潜入俄占旅顺口刺探情报，被俄军抓住当场枪毙。
零距离透视侵华日本军用地图
笔者检索近年来有关各地发现日本军用地图的新闻报道，发现只有两则报道中提到的地图为日本自行测绘：一张是山东阳谷幅1：5万比例地图，图上标明为“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测图”，一张是以正太路为中心的1：10万比例地图，图上有“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测图”、“大正元年(1926年)制版”等字样。这些以日本天皇纪年注明测图时间的表明是日本军方的自测图。这些地图应该是日本参加8国联军侵华、利用《庚子条约》驻军中国后秘密测绘的。而其他几十则报道中提到的日军地图上面均标有“中华民国某年测图”、“昭和某年制版”字样——这是指地图为中国方面测绘、被日本得到后翻印的，翻印时间大都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不久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
笔者多年来收藏到侵华日军地图13幅，其中10幅为日军用中华民国地图翻印的，只有3幅是其自行测绘的。战时日军自行测绘地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系统的战场地图进行拾遗补缺，二是因某些重要地区地形改变而重新测绘，三是为新的军事行动作资料准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两种情况。
1938年徐州会战后期，为迟滞日军追击，国民党军从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大堤，使得河南、安徽等地区因黄河泛滥地形地貌发生了重大改变。为此日军专门测绘、修订了这些地域的新地图，从图上可见当时改道的黄河使得这些地方几成泽国。日军在一些地方重新开辟了道路并用红蓝色笔作了标注。
早在1942年，由于中国政府以重庆为大后方坚持抗战不妥协，以冈村宁次任司令官的日本华北方面军极力鼓噪进攻四川的“5号作战”，计划从西安、宜昌两路进攻。华北方面军承担北路进攻任务，并着手进行了包括地图在内的作战资料准备，后因为太平洋战场兵力牵制未能如愿。1944年，日本已呈现败相，升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绝望之际再次“强烈要求”进攻四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说，冈村宁次“西向作战的真意是估计美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而想要把美军吸引到大陆上来”。为此，其情报机关又开始进行作战资料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制作1：10万比例的地图，摄制新黄河附近的航空照片，为派遣间谍潜入敌后做准备工作(从开封沿陇海路)，对黄河、秦岭地区进行统计的观察。
笔者收藏到了两幅这批地图，图上有红色圆形戳记“川陕”两字，意为进攻川陕计划用图。图上均标注“昭和十七年(1942年)七月测图(六月摄影)”，由“北支方面军参谋部测量班”制作。这批日军自行测绘的地图都是以航空拍摄的照片初步制版、再派遣人员秘密地赴现地调查兵要地志绘制而成的。对有些一时无法掌握的情况，如很多偏僻的小村庄的名称，日军都取一个日本的名称来代替。如在一幅黄河西岸的陕西郃阳的地图上，很多小村庄都取了“中岛村”、“羽田村”、“鹤见村”等日本地名。
笔者所收藏的这10余幅日军地图涉及地域为湖北、湖南、扛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其中河南省黄泛区的界首集、柘城、鹿邑等几幅以套红字标明“兵要地志地图”，上面以红蓝两色标注了兵要地志资料，如攻防要点、道路是否可以供辎重或驮马车辆通行、桥梁承重标准、黄泛造成的湿地等。测图时间为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覆以红字标明为“昭和十九年(1944年)调制”，应该是日军为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1号作战”(中国称豫湘桂作战)对老地图所进行的兵要修订和补充。每幅日军地图的样式统一，1：5万比例地图尺幅约为460毫米×580毫米，1：10万地图尺幅约为400毫米×560毫米。上方正中为幅名，一般以地图中心位置的某个乡镇名称命名。左上角为测图、制版时间；右上角标有“军事秘密”、“部外密”等密级字样以及本幅在全套地图中的编序号；右下角注有图式、标高等测绘参数。地图左下角则是日军测绘机关的落款，最常见的是，“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这是日军最高测绘机关；此外方面军、军和师团的参谋机关里也设有相应的测绘部门，可以根据所辖地区情况对旧图进行补充和完善，署有“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多田部队测量班”、“杉山部队参谋部”、“第1野战军测量队”等名称，分别指的是早期司令部设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中期以杉山元、多田骏先后任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及其所辖第1军的测绘部门。
两个偷地图的贼
一般而言，除标明为日军“航空写真制版’的少数几幅地图外，地图上标明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以后测图的主要是日军在战争爆发后通过战场缴获得到的；而标明民国早期测图的则有相当一部分是日军在多年以前利用间谍特务偷窃的。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偷地图的贼，一为佐佐木到一，一为前文一再提及的冈村宁次。
佐佐木到一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1年12月，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情报部)第6课“支那班”。“支那班”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交战中的中国各派军阀的情报，并与各军阀联络，进一步完善怀柔谋略以及收集预料成为战场的兵要地志资料”。1922年，佐佐木到一被派往广州任谍报武官，开始与国民党上层官员结识，并受到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参与机要事宜。他一面表现出极其尊敬孙中山并关心中国革命，一面积极为参谋本部搜集情报。1923年9月，为讨伐陈炯明叛军，孙中山正式邀请佐佐木到一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在此期间，佐佐木到一偷窃到200多张1：10万比例的广东、广西地图，秘密送往日本，受到当时参谋次长武藤信义中将的嘉奖。1924年3月，佐佐木到一又对香港岛背面地区的设防及临海正面进行了调查，后来根据这份调查整理成《香港兵要地址》。当月，他又溯西江而上直到广西梧州进行水运情况调查。因为这些“出色”的成绩，1924年8月佐佐木到一被调回日本，升任参谋本部第2部第6课地志班班长并兼任陆军大学军事学教官，讲授中国、菲律宾、远东俄领兵要地理并曾兼作战资料整备会议干事。
另一个偷地图的贼冈村宁次名气更大，曾为日本侵华的最后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大将军衔，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出身。
侵华战争爆发前，冈村宁次曾18次进入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收集到大量兵要地志资料。他常感叹得到地图不容易。当时中国各方都极珍视为数不多的军用地图，按极密文件保管，严禁出售，因而极难获得。在他给孙传芳当顾问时，孙及其手下的大部分指挥官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留学生。由于冈村宁次曾担任过他们的区队长，因此他们称冈村宁次为老师，极为尊重。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伐。孙传芳在九扛、南昌地区布防拦阻，连遭挫败。尽管孙传芳身边的人一再向冈村宁次咨询作战事宜，但军用地图却从来没给过他。
但是，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冈村宁次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1：5万比例的地图全部借给冈村宁次，委托冈村宁次制定作战指导方针和计划。冈村宁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却把地图径直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以至全军覆没，设在长江江面船上的司令部也遭北伐军集中火力射击。孙传芳束手无策，决定起锚顺流而逃。这时，冈村宁次雇了条小船狼狈不堪地逃到了为保护九江租界的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日舰“安宅”号上。仓促间，冈村宁次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1：5万比例的军用地图。回国后，冈村宁次把地图交给参谋本部，为此获得了一笔巨额秘密赏金。
这一整套华中中部地区1：5万比例的地图在10余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日军进攻武汉作战时发挥了大作用，而指挥进攻武汉作战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正是冈村宁次本人。限于中国当时的测绘条件，这套地图错误较多。在战时冈村宁次常听到手下人对地图的批评。每当此时，他都在心里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图来之不易！”可以说，冈村宁次日后之所以青云直上官居侵华日军总司令，与其早年在中国做间谍的经历与成就密不可分，偷地图之功应算其中重要一笔。在笔者收藏的日军地图中，标明“中华民国七年测图”的湖北蕲春“道士袱”幅以测绘时间推断，很可能就是冈村宁次当年所偷的那批华中中部地区地图之一。
（本文摘自《当代军事文摘》2005年第11期，作者：鲁格，原题：偷来的秘密） :@ 日本就那么点地方，怎么科技和经济都那么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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