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刘伯承淡出军界内情：彭德怀刘伯承的误会与纠葛。
同是中国革命的一代元戎、伟大的军事家，彭德怀与刘伯承两位开国元帅，他们在兵法谋略上的大智大勇，在革命生涯中的丰功伟绩很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各自的秉性、文化素养、处世风格不同，在错纵复杂的战争年代，他俩在若干问题上产生分歧，酿成误会，以致于形成纠葛。这种误会和纠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或多或少地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甚至使两位老帅产生冲突。同是“军界元宿，塞上长城”，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究竟有什么误会，又有什么样的是是非非呢？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游击主义”的文章。“左”倾领导者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的教条主义战略，彭德怀将攻打南丰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指挥错误，记在了刘伯承身上。
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鲜为人知的误会，源自于1933年2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是1931年12月上旬进入中央苏区的。这位正值不惑之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的“留洋科班生”，由于资历甚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参与发动、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8月又指挥过南昌兵变，因此有着“党内吴孙”之美誉。1930年10月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到达中央苏区后，始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5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员。在同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被撤销职务后从前线返回。在毛泽东失去军权的时候，刘伯承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指挥红军应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升职的1个多月后，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临时中央机关，由博古带领迁到了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甫抵瑞金，就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局，揽过了对中央苏区的领导大权。博古等人自知缺乏军事才干，对指挥打仗一窍不通，因此很需要刘伯承这样喝过苏联墨水的军事科班生担当大任。临时中央对刘伯承的器重，实际上把他作为军事上洋派的代表人物推到了“土洋之争”的风口浪尖。
这时候的刘伯承，怀着一种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后在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战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针对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批评这是“一种狭隘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一种有害于反‘围剿’革命战争的右的倾向”，指斥这种战术的最大害处就在于不能打正规战，不能实行大兵团集群作战。
彭德怀、林彪等人在读到了这些文章后，以他们自井冈山以来追随毛泽东、朱德对游击战争的深刻领会，对刘伯承这种偏颇的认识很有看法，认为在这种时候打正规战完全脱离了红军的实际。性情耿直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深为不满，语调生硬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打下去，与国民党硬对硬地拼，红军这点老本就要输光了，我们在中央苏区摸索了5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就他刘伯承行，那是口里说话牙齿不痛。”
林彪也倾吐出心中的不快：“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红军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我们就靠这个拿手好戏。现在好了，要打正规战，拿什么与人家相比？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应该说，两位红一方面军的主将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他们从战争的实践中领悟到了游击战的真谛，因而对刘伯承的文章大为反感。这件事使他俩对刘伯承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不佳印象。
接下来是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发生了红三军团攻打南丰受挫的战事，使彭德怀更是视刘伯承为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
这时期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名义上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前方局指挥，但博古等人一来就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提出红军渡过赣江首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攻南丰，并要求“前方同志必须站在一致的路线上，绝对地执行这一战略计划”。周恩来等人经过了认真的分析，很不赞同这种战略，几次电告博古，反对攻打南城、南丰。而博古和项英、任弼时等后方局成员根本听不进去，于1933年2月4日语气严厉地电告周恩来等：“此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在这种情形下，前方局只得于2月7日作出攻打南丰的部署。周恩来愤慨地与朱、王联名再次电告临时中央，表达自己的心情：“应该给前方局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
担任主攻南丰的是红三军团。彭德怀在接到命令后大为震惊，在电话中对周恩来抱怨说：“哪个出的鬼主意嘛？这南丰城易守难攻，我们才这么一点穷家底，打得下来么？”
周恩来也有难言之苦，只能相劝：“彭军团长，这是中央的决定，命令都下达了，还是打吧。”
“打吧，不把三军团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彭德怀怒气冲冲地放下了电话。
然不出所料。2月12日傍晚，红三军团向南丰城发起攻击，守敌凭借坚固工事猛烈反击。红三军团激战大半夜，城外的敌堡摧毁尚不及一半，就伤亡了400多人，牺牲三师师长彭敖和两个团长，红军的进攻完全被敌人的火力所压制。
彭德怀接到报告，心如刀割，一夜就折损了400多官兵，这可是红三军团经受不起的重创呀！他跺着脚骂道：“照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本都要打光了！么子正规战、攻坚战，全是刘伯承在瞎指挥！由着他这样搞下去，我们打得个鬼赢？！赶快给我撤！”
周恩来等人了解到战讯，也是心痛不已。更为严重的是：增援之敌已纷纷出动，企图从三面合围攻城的红三军团。面对攻城红军有被内外夹击的危险，前方局当机立断，不待请示临时中央和后方局，就传令红三军撤出南丰战场。
其实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也是不赞同强攻南丰的。他认真研究过周恩来于1月21日发给后方局“我们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取二南”的电报，认为前方局是有发言权的，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当夜，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时、项英讲了，但他们听不进去。不过，彭德怀对此毫无所知。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人拿出无畏的勇气，毅然作出一系列调整，指挥红军开展灵活的游击战，最终取得了歼敌3万、俘敌逾万的重大胜利。彭德怀不明刘伯承反对强攻南丰的真相，因而把这一错误的战略指挥，算在了刘伯承的头上。
事情还不那么简单。战后，彭德怀对刘伯承批评“游击主义”大为不满的这些话，传到了刘的耳里，这位总参谋长并不怎么生气，却也说了一句：“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的现象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这有什么不好的？”不料这样的话又被传播者传走了样，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怀听了以后，自然在心里增加了几分恼怒。
彭德怀在军事理念上把刘伯承看成是洋派教条主义的干将，的确是一种不明就里的误解。事实上，刘伯承进入红军作战指挥的核心圈之后，当初发表针对“游击主义”的批评文章，其心地和动机是希望红军能够提高战略战术水平，因为他基于自己的军事阅历，一贯重视部队正规战的战略战术素养的提高，以适应反“围剿”战争的需要。然而，攻打南丰受挫和第四次反“围剿”的最终获胜等铁的事实，让他认识了过去对游击战的看法有所偏颇，承认中央苏区之所以接连四次打破敌人从10万到40万兵力的“围剿”，完全来自于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和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不然的话，中央苏区早就不复存在了。他的反躬自省是真诚的，因此思想上的转变也是真切的。所以，在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主宰苏区军事指挥的“太上皇”期间，刘伯承对其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一套持反对态度，只要有机会，就主张把游击战术的经验运用到作战中，力求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1934年5月10日，他在《战斗》杂志上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一文，呼吁般地提出继续用“诱敌深入”的战略与敌人战斗。9月10日，他又撰写了《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以更深的认识阐述了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刘伯承对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红军特点和苏区战争规律，只会“图上作业”的瞎指挥非常反感，在职权范围内屡屡纠正李德的错误部署，以致于洋顾问对他非常恼火，甚至当众讥笑他，说他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还是红军的总参谋长，水平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事后不久，临时中央又免掉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遗憾的是，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事之中，刘伯承没能主动找彭德怀交流看法，解释前嫌，性格倔犟的彭德怀也未能寻机与刘伯承沟通思想，消除隔阂。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转折。为抗击外敌入侵，拯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承诺取消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名义，将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领导。
在这场历史的嬗变中，与在中央苏区相比，彭德怀与刘伯承的职务发生了一次置换：彭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则是一二九师师长，昔日的上下级关系颠倒着变化了一下。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刘伯承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为着民族抗日救亡的事业，竭尽了全部的忠诚和智勇。一个作为副帅统揽全局于内，一个作为主将领兵作战于外，相互间的服从与配合基本上是默契而融洽的。彭德怀曾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视察工作，传达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与对敌军事部署。1943年9月间，彭德怀与刘伯承奉命从前线返回延安参加中央第二期整风运动，两人曾在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相遇，尔后由八路军同蒲支队一个连护送，夜间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一路上晓宿夜行，在和谐的气氛中相处了八九天。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个性上的殊异———一个有着含而不露的儒雅之气，另一个是耿介刚烈有余而恭谦礼让不足，两人没有坐下来推心置腹地好好沟通，错过了相互消除隔阂的最佳时机。
又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歧见，出现在两位八路军主将之间。事情是由刘伯承的一个报告引发的。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高干整风运动，按地方和军队系统召开会议，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头一天由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翌日召开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4月30日上午，由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抗战加以全面总结。
刘伯承的报告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敏感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早在一二年前就在党内军内引起争议的百团大战问题。
百团大战，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怀策划并一手指挥的一个区域与时间跨度很大的战役。八路军出动105个团40万兵力，在广大民众的配合下，经过连续3个月的艰苦作战，歼灭日伪4．3万余人，拔除敌方大据点近300个，破坏了正太、平汉、同蒲等公路、铁路交通线，打破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日军向西北、西南进攻的后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妥协的逆流，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刘伯承在报告中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这些缺点除了战役发生后一两年相应暴露出来的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事实上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忙，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等等，还提到了指挥上的失误问题，包括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
百团大战期间，一二九师为正面作战的八路军主力，担负着收复榆社、辽县，破击白晋公路、正太铁路等艰巨任务，与其他部队相比，兵力损失较大，而且有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具体地说就是由于彭德怀一次横蛮指挥造成了一二九师不必要的损失。
那是1940年10月30日，一二九师的6个团在彭德怀严令下汇集蟠龙镇关家垴，围歼日寇冈崎大队。该敌窜至黎城的黄崖洞山谷时，部分破坏了八路军兵工厂，令彭德怀怒火中烧，决定下狠心全歼这支恶敌。扼守关家垴的600余日军火力极其猛烈，压制了一二九师部队的多次进攻。彭德怀愤怒不已，下令再次强攻。刘伯承急了，在电话里说：“彭总，不能这样打，这种攻坚太不值了，到了晚上再收拾他们。”彭德怀在电话的另一端则喊道：“不能等，一定要现在拿下来！”刘伯承来火了：“你这是赌气，蛮干！”彭德怀听了也咆哮起来：“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你一二九师的番号！”说罢扔下了电话筒。刘伯承这时也非常气愤，泪水都溢出来了：“这个彭德怀，真拿他没有办法。”在彭德怀的指挥所，左权严肃批评了副总司令。彭德怀后悔不已地说：“打完了仗，我向他请罪去！”
一二九师部队反复进行了十几次冲击，以不小的伤亡攻克了关家垴，基本歼灭日寇冈崎大队，但伤亡也超出了日寇数量。战火硝烟尚未散尽，彭德怀见到刘伯承时，握着他的双手满怀歉疚地说：“伯承兄，小弟向你赔罪了。”刘伯承语言有些颤抖地说：“彭总，别这样说……”战后，尽管刘伯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一二九师的官兵对彭德怀意见很大。
刘伯承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彭德怀的，是对整个晋冀鲁豫抗战工作的总结。而且，刘对这些问题结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令刘伯承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伯承在报告中提及百团大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是这是党内军内在正规的场合首次对百团大战作出的批评性评论。对于百团大战，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唱过赞歌，毛泽东也曾作了喝采，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发过电报：“百团大战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后续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因而在党内军内形成了颇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非正式场合的。刘伯承的报告则是首次在会议上对百团大战提出意见，其评价的性质当然有所不同。二是刘在报告中提到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不够的问题，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共鸣。抗战初期，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彭德怀在这种转型时期对游击战的概念把握得不太准确，对王明提出的“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没有加以反对，毛泽东对此是有看法的。因此，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于彭在游击战问题上以及百团大战的批评，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百团大战的争论给彭德怀带来了很大的政治麻烦。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开前后，在延安断断续续召开了为时43天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会议原本是为了总结华北敌后抗战工作，但由于康生的发难，加之受到中共整风运动中“左”的因素的影响，转变为一边倒的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议将批彭的锋镝指向“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将彭德怀传达过王明的讲话批评为执行王明路线，将彭的工作失误批成错误路线，将彭与毛泽东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批为闹独立，等等，甚至一度出现否认一切的极不正常现象，连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也成了“带着入股思想投机革命”，“彭得华”的名字，被“上纲”为包含着政治上的狼子野心。百团大战更成为批评的焦点。到这个时期，对于大战的批评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环境，而是根据后来变化、发展了的情况，以苛求的态度作出难以服人的攻击。如“百团大战是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战的动机不纯，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挥鲁莽、蛮干”等，有的还扣上吓人的帽子。
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往往需要经过后来时局的发展，才能看得比较真切。华北座谈会在百团大战问题上对彭德怀的批评是有失公道的。华北座谈会虽然对批评彭德怀的那些东西没有作出正式结论，但这次会议对彭德怀后来的政治生涯起着重要的潜在影响，为彭德怀后来的政治罹难播下了种子。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个战役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百团大战曾经为华北的抗战局面作出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到头来却被批得一钱不值，还被扣上了无法接受的帽子，性格耿直的彭德怀当然想不通。因为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最初是由刘伯承在公开场合提出来的，尽管以后那些越来越走样的东西并非刘伯承所讲，但彭德怀对刘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不能说成是突如其来的。自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中共中央大为警觉。《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毛泽东也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反对教条主义。”同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告诫全党：“要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
无须隐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学习苏联问题上我们确实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先是学习苏联的“一边倒”，各行各业都聘请苏联顾问，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军队方面更是以学习苏军经验为主。1957年后，又出现排斥苏联“一边倒”，把照搬苏联一套的情况统统斥之为教条主义。军事工作和军队建设在历史上向来与苏联有着特殊的渊源，因此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办学的刘伯承，被推到了反教条主义斗争的风口浪尖。
1950年7月，被毛泽东赞为“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候，共产党人楷模”的刘伯承，辞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来到石头城创办南京军事学院。6年多的呕心沥血，一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由刘伯承打造得颇具规模。在“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许多苏联军事人员任教官，连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都按照苏联的一套。反教条主义之风一刮，南京军事学院就不平静了。有人写信到国防部、中央军委，反映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太紧张，“三堂会审”式的考试太严格，有3名中将衔的学员因为读书嘴都念歪了。有的信点了刘伯承的名，说他用“修正主义”的一套摧残战功卓著的年轻将领，军校中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毛泽东作了长谈，在取得了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亲自率领包括二名大将、三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作为当年工作组成员之一，中将张震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了调研的情形。他与贾若愚为一个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调查，对学院的严格课业制度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教学抓得紧，学习上有压力是正常的，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与教条主义挨不上边。他们与三个念歪了嘴的中将学员之一肖文玖作了交谈，肖说他在读课本时把嘴念歪，是学习上不得法，与教条主义没有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材，对每个学员都很好，不存在领导方法的问题。
然而，国防部工作组最后得出的结论，与张震、贾若愚的看法大相径庭。由彭德怀签字的结论报告，是这样写的：“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从学院方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德怀对军事学院教学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报告在中央军委由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参加了。萧克不同意报告的结论，认为把南京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不合适。然而，萧克的意见不但没有起到一点拨正效果，还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此时的训练总监部，在彭德怀眼里已是问题成堆，已经传出了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彭德怀在一个公开场合曾一锤定音地说到过：“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训练总监部。”
萧克在获知这些情况后，对彭德怀这样表态很不赞同，联系到彭对南京军事学院的不恰当论估，就写了一封信与彭德怀交换意见。不料这封信成了他“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了，挑到彭总头上了”。
这时，刘伯承正在北戴河养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观点鲜明地表示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数月之后，刘伯承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诚恳请求辞去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他的辞职，任命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委。
刘伯承主动揽过，引咎自责的壮举，没能阻止反教条主义的深入发展。1958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反教条主义，会议点了刘伯承、肖克、粟裕等人的名字。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扩大到师一级。6月20日，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另有列席代表438人的大会正式开始，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中心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是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教条主义者”扣上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如果说彭德怀在会议上吹响了反教条主义的号角，那么，刚在八届五中全会进入决策中枢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则以扣人心弦的讲话掀起了斗争的高潮。他神情颇为激动地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而只列为参考资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者一听就明白，这是指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是不点名的点名。
6月23日，正值会议的紧张阶段，毛泽东到会，在越发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作了表态性讲话。毛泽东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自己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我们自己的嘛，另外参考人家的。”
对于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接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语气略有加重：“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这番话的份量非同小可。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20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后，彭德怀提出这桩旧事，显然对刘伯承非常不利，难怪毛泽东也不禁附和着说：“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彭德怀的讲话，无疑使会议进一步升温，斗争愈演愈烈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这时候，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接到军委指示，赶回北京参加会议。由于头天晚上思考问题彻夜未眠，在火车上又没有合眼，到北京一检查，已是青光眼的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此时的刘伯承，对眼前的处境十分明了。他心里非常清楚，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也为了一批被划线的同志少受牵连和少受处分，自己只有作出违心的检讨，才能与北京保持一致，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展。
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事实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把所谓的“另一条军事路线”的罪责一肩扛了下来，把自己钉在了“教条主义”的铁板上。整个检查中，刘伯承语调低沉，中途多次哽咽着几不成句。
然而，那时的党的生活已不完全正常，刘伯承想保护一批同志的良好愿望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碎。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并逐步走向高潮。除了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还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这时，被点名的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接受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被关押起来。很快地，这位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被定为大右派，开除军籍解押新疆劳动改造。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仅仅相隔一年多，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如出一辙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悲惨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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