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理论家文学家王弼（226～249）。
王弼（226～249），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字辅嗣，山阳郡（今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又说为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人物生平
王弼出身官僚世家，其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号称“八俊”之一、身为荆州牧的刘表。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和《博物志·人名考》、《王弼别传》等记载，东汉末年大乱中，弼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欲以女妻之，而又嫌其形貌丑陋，非女婿才，将女嫁给王凯。凯有风貌。凯生子业，业生弼。弼为刘表之曾外孙。
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217）从曹操征孙权，病死途中，而粲之二子又坐罪处死。粲绝嗣后而以王业为继嗣。王粲又成了王弼的继祖父。
王粲是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才学出众，少年成名。十四岁至长安受到著名文学家、大学者蔡邕礼遇，即将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装载数车的书籍，后来全为王业所有。
这对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也有重大影响。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再加上继祖王粲的文学地位，都会对王弼成长产生极大的有利影响。
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
何晏曾叹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十多岁时，即“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
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正始中，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学术贡献
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
王弼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儒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和郑玄一样，王弼注《易》也以费氏《易》为底本，因此是古文《易》学的支流和东汉古文经学演变的新形态。西汉费直以“传”解“经”，即用“传”的某些内容来解释经义，其经说仍是象数之学，带有神学色彩。
王弼注《易》，虽沿袭费氏以“传”解“经”的方法，但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只突出“传”之义理以阐发“经”义。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玄学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哲学思想
王弼“贵无”，以无为本。“无”是其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是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
一、王弼以无为本的宇宙观和本体论。
王弼“以无为本”思想的基本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宇宙观意义：“无”是宇宙万物赖以化生和形成的根本；二是社会政治意义：“无”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支配力量和决定因素，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功业绩皆靠“无”得以完成，一切个人皆以“无”得以安身立命。
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老庄”。王弼奉《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又综合儒道两家思想，用名辨析理的方法和许多抽象议题论辩，反复论证“无”和“有”的关系，论证自然和名教皆“以无为本”的道理，从而创建了他的玄学理论体系。
王弼以老子“有生于无”、“道”是宇宙根本的思想作为自己思辨的起点，极力发挥改造《老子》。他认为“无”就是老子所谓的“道”，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论语释疑·述而》邢眝疏引）
但又认为，“道”是“无”的名称，还不是宇宙的本根，宇宙的本根是“无”。认为宇宙的本根是无形的，没法定名，老子名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是勉强的，不准确的。注曰：“责其字定所由，则系于‘大’。‘大’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为之名曰大’。”
就是说，“道”和“大”不是宇宙的本根，只是宇宙本根的一个特性———万物遵循的规律。但是又说：无形的宇宙本根，虽不能为其定名，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称呼它为“道”、“玄”、“深”、“大”、“微”、“远”等。王弼把宇宙的本根从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无”处于王弼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玄”等则是对“无”从不同角度所取的称谓。
王弼的“无”，并不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无”，相反是本质的“全有”。他对“无”所取的多种称谓，反映了这个“混成无形”的“无”的丰富内涵。如“本”指事物的本质；“道”指规律，无物而不由；“玄”指事物产生变化的根源，“求之乎无妙而不出”（《老子指略》）；“一”指主要矛盾，“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周易略例》）。
但这些称谓概念都是抽象的事物的共相，虽无形却是存在的。“欲言无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老子》十四章注）
王弼认为“无”是宇宙的本根和本原。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即天下万物表现为“有”；“有”的开始是“无”。“无”为万物之本。“无”生出了天地万物，又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无”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
王弼的宇宙观既包括宇宙生成论的内容，也包括宇宙本体论的内容。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是生物之本、天地万物之母。虽然天下万物皆由有形物所生，但有形物又有其原始，其最初是诞生于“无”，以无形物为母体的。“无”为“有”之本，“有”始生于“无”。这便是王弼的宇宙生成论。
王弼的宇宙生成论是从老子的“道”脱胎而来的，没有完全脱离“道”的影响。认为“道”这个“混成”物，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天地万物是由“道”生成的。他说：“物生而后畜，畜而后形，形而后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王弼还认为：“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老子》二十五章注）
这里好像把“道”和“无”等同了。其实不然，王弼还是把“无”放在“道”前的。他说：“大象，天象之母也。”（《老子》三十五章注）大象就是无象，也就是“无”。天象是指日月星辰和阴阳四时，是天地万物的总称。“大象”即“无”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母体。
换句话，就是“始”。王弼说的“始”与“生”的关系，即“无”和“道”的关系。两者虽密不可分，但是有层次差别的。先天地存在的“无”，由“道”而产生天地万物。“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始”也称“古始”、“太始”。他说：“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老子指略》）
太始指天地万物生成前的一个存在阶段。他说：“屯者，天地造始之时也。造物之始，始于冥昧。”（《周易·屯卦》）宇宙本根的“无”，在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就作为原始无形的混屯状态存在了。天地万物形成之后，便进入了有形有名的状态。而这时，“无”并没有和有名有形的天地万物分开，而是仍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无所不适”，“无所不至也”。（《老子》三十四章注）
“无”不能离开“有”而存在，也不能自己表现出来，必须通过“有”才能了解“无”。“无”与“有”是本末、体用的关系，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就自然界说，“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
就社会人事而言，“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自化。”（《老子》十章注）
总之，“无”作为本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是天地万物之体、之本，而天地万物是“用”是“末”。故：“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老子》三十八章注）
万物虽然贵重，但却离不开“无”这个根本而产生作用。离开了“无”，万物便没有自身独立的实体。有了“无”这个客观事物的本质，万物才产生作用。
二、王弼的方法论和政治哲学。
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和改造，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请看他对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等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及其关系的阐释。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四十二章注）把“一”与“无”并称，“一”就是“无”，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自然便成了万物的统帅了。又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老子》三十九章注）就是说“一”是数之始，物之极（本根），所以为万物之主。一和多是主从关系。
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目的是为了引出社会人事的“以寡治众”、“以君御民”的道理。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老子》七十章注）“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殊国异风，而王侯得一者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老子》四十二章注）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
他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可以一名举也。”（《周易略例?明彖》）王弼就这样论证了“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天经地义，君权至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王弼为了论证“无为而治”的思想抓住“静”与“动”这对对立的概念大加发挥。认为“以无为本”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静”为本，以动为末。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老子》四十五章注）
王弼在这里虽然颠倒了动静关系，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因此引申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是自然无为的，治理社会也应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二十九章注）社会也是一样，长短不齐、尊卑等级是“自然之质”，不必人为的去改造它，“而造为之，故必败也。”（同上）他说：“自然之质，各有定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注）
王弼认为儒、墨、名、法诸家“以动治国”的“人治”理论，都是“弃母用子”、“舍本逐末”的，都是“任名以号物”（《老子》三十二章注），“令物而赖威权也”（《老子》十七章注）。故主张“绝圣智”、“弃仁义”。说：“故绝圣智而后圣功全，弃仁义而后仁德厚。”（《老子指略》）
三、王弼的认识论。
王弼认为，事物的本体是可以认识的，圣人的治世之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宇宙的本体是无形无名“不宫不商，不温不凉”的“无”；圣人治世之道是“体无”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无”或“道”虽不可言象，不可名状，但它在万有之中，以无形无为而成济万物。在政治上，“圣人体无”，以无为君，崇本息末，就是对自然规律（道）的具体认识和运用。
王弼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对《周易》中的“意”、“象”、“言”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上。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王弼指出，“言”、“象”、“意”三者之间是递进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通过“言”可以认识“象”；通过“象”可以认识“意”。但明白了意，就不要再执着于象；明白了卦象，就不要执着于言辞。
王弼认为，如果你执着于“言”，就得不到“象”。那“言”也不是产生于“象”并能说明“象”的“言”。如果执着于“象”，就得不到“意”。那“象”也不是产生于“意”并能说明“意”的“象”。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着于“象”，才能得“意”。
总之，王弼的认识逻辑是：“言”生于“象”，而说明“象”；“象”生于“意”，而说明“意”。要得“意”，必须借助“言”、“象”，但又不能执着于“言”、“象”。执着于“言”、“象”，便得不着“意”。只有不执着于“言”、“象”，才能得到“意”。既然卦意（圣人之意）可以认识，那么世界的本体“无”也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圣人的意”是“无”在社会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自然无为的治世之道。王弼的认识论是可知论。只是他那个认识的对象———宇宙本体是虚构的，因此，不可能对客观世界有个正确的认识。
后世影响
王弼《易》注，标新立异，有人出来责难，如荀融驳斥王弼大衍义。对此，他答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
由于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面，势必遭到打击，王弼《易》注开始没有列入学官，只能流传于民间，为后来玄学者所好。两晋，南朝宋、齐，北朝，《易》学博士多是郑玄之学。及至南朝梁、陈时，王弼《易》注才与郑注并列于国学。梁武帝大力倡导儒、道、佛，以玄学讲《易》的风气颇盛。王弼《易》注开始盛行，郑学则渐微而殆绝。
王弼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以无为本”，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不同，带有思辨玄学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他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
这样，中国式的形而上之学在王弼手中已具雏形。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王弼的“玄学”，是借《老子注》、《周易注》与《论语释疑》建立起来的，是魏晋南北朝玄学哲学的代表，他的“以无为本”，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取代了老子哲学的“道”，使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名副其实地进入了理性发展的历史阶段。
现在学术界对王弼玄学的评价，都认为是唯心主义本体论哲学，这是一个莫大的失误。
王弼的哲学乃是我们古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发展走上了成熟的历史阶段。他的《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释疑》，并不是立足在研究《老子》、《周易》和《论语》的微言大义，而是立足于创立并运用他的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来研究、剖析和解决时代社会的各种政治难题。
所以，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就能很容易地理解他的注释；如果依他的注释来研究《老子》、《周易》和《论语》之微言大义，那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他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集中地反映在《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中，简括之：他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崇本统末”或以寡统众。
这是由王弼创立的我国古代本体论哲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原理。这是具有辩正法精神的理论。在王弼之前的所有哲学家，虽然各自都有他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但都处在模糊的自发的状态中，往往把宇宙生成论、本体论、经验论和自然科学实证论互相混淆不清，都未能自觉地对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加以研究，更谈不上建立独立的理论体系。
只有王弼才开始自觉地认真地研究并建立起民族本体论哲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这无疑是我国哲学史上继《周易》、老子之“道学”和孔子之“儒学”之后的又一伟大的里程碑。
由于时代的悲剧现实，使王弼的哲学仅在文艺理论的建树上起到了一些积极影响之外，未能对社会的思想和政治发挥应有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李唐王朝尊崇老子，因王弼曾贬老子“非圣”，而将他的《老子注》打入冷宫。虽然他的《周易注》为历代所尊崇，但由于贬弃了他的《老子注》，等于砍掉了他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的脑袋，致使不能全面地理解王弼的哲学体系。
而宋明理学的建构，因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缺陷，不得不借助于佛学之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形成了宋明理学大杂烩的特点。民族古代哲学体系因此始终未能走向完善。由是，我们也便更加感到王弼所建立的民族本体论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的伟大意义了。
王弼时代的悲剧历史，造成了自己历史的大哲学家，也造成了自己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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