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刑部尚书王士禛(1634-1711)。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生长于山东新城(今桓台)世家，顺治十四年 (1657)进士，初官扬州推官，入为部曹，转翰林，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王士禛未仕时赋《秋柳》诗，崭露头角；官扬州五年，得江山之助，诗名大起。后名位日高，不改名士风流，朝野名流多出其门，被尊为诗坛领袖。论诗本之于严羽，以盛唐为宗，标举"神韵"，以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为最佳境界。诗作多流连风景，咏怀古迹，赠答友朋，大都着墨简淡，意境清远，饶有韵致，尤以七言绝句最富此特色。大部分诗是描写山水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偏于对艺术技巧和意境的追求，是他的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诗文集为《带经堂集》，又删订其诗为《渔洋精华录》。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个人概述
王士禛是以神韵诗倡导者的面目出现的。王士禛祖籍山东省济南府新城县，其祖上世代高官，家世显赫，王士禛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因为其家族要他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以求取功名，光宗耀祖，王士禛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六岁入塾，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然后诠受扬州推官，开始了他的仕历生涯。在扬州做官期间，他写了大量意境含蓄、风格淡远的神韵诗歌。他与广大的民间诗人相来往，并显示了优秀的人格魅力，王士禛被推为祭酒，成为东南文坛的领袖。扬州任职期满，王士禛升迁京职，从户部主事一直做到吏部尚书，可谓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在京任职期间，神韵说诗歌获得了全国性的承认，王士禛也因此受到了康熙帝的宠信。王士禛神韵诗歌的广泛流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甲申之变，文人士大夫虽然不愿意接受清朝的统治，但因清朝的统治日趋稳固，而无可奈何，心里的失落悲观无处发泄，只有从佛教、道教思想中获得慰藉。王士禛的神韵说以佛家的空灵、道家的虚静为底蕴，崇尚清远、淡逸，并以类似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的面目出现，符合广大士人的口味，因而大受欢迎。二是因为清朝统治者的推许。康熙帝本人喜爱清远一派的诗歌，况且王士禛倡导的神韵清远的诗歌有利于消解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清政府的统治。因此，王士禛的神韵说诗歌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欢迎。王士禛本人也一再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因而官也越做越大。
神韵说发展
王士禛书籍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为清初王士禛所倡导。在清代前期统治诗坛几达百年之久。神韵说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谢赫评顾骏之的画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这里以“神韵”与“气力”并举，并未揭示出“神韵 ”的意蕴。谢赫还说过：“气韵，生动是也。”这里以“生动”状“气”，对“韵”也未涉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中所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状,须神韵而后全”,也未超出谢赫的见解。唐代诗论提到的“韵”，大多是指诗韵、诗章的意思，不涉诗论。如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说：“ 是谓折繁音于弧韵”，指诗韵；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说“韵外之致”，即指诗章。今人钱钟书说：“‘气’者‘生气’，‘韵’ 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然而神必 □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管锥编》）这段话对“气”、“神”和“韵 ”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实际上, 在范温的《潜溪诗眼》中就有论“韵”的内容（《永乐大典》807卷《诗》字引《潜溪诗眼》佚文,钱钟书《管锥编》予以钩沉、阐述），洋洋上千言,从各个方面对“韵”作了精辟而周到的分析，不仅表征了从齐梁开始的由画“韵”向诗“韵”的重大转变，而且“融贯综核，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士雍、王士禛辈似难继美也”。“范温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及言外或象外之余意，足徵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管锥编》）。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的《诗薮》有20处左右谈到“神韵”，如评陈师道诗说:“神韵遂无毫厘。”评盛唐诗说:“盛唐气象混成。神韵轩举。”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 ”，如《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古诗评选》评《大风歌》说：“神韵所不待论。”评谢□《铜雀台》说:“凄清之在神韵者。”他们标举“神韵”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诗应有“滋味”；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司空图所倡导的“味外之旨”、味在“咸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祯卿《谈艺录》中所谈到的“神韵”，都是神韵说的滥觞。王士禛曾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带经堂诗话》)虽然他也说过“钟嵘《诗品》 ,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谬不少”（《渔洋诗话》），但他的意见主要是对钟嵘以三品评诗的做法，而不是对《诗品序》所提出的理论本身。王士禛对司空图和严羽的诗论，也曾多次表示称赞，如说“表圣（司空图）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景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带经堂诗话》);又说自己“于(司空图、严羽)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并按照二家论诗的原则，选编唐代王维以下42人诗为《唐贤三昧集》。还有明末南宗画家董其昌关于南宗山水画的论述，也影响到王士禛的诗论。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论述了诗与南宗画的关系,并对董其昌高度推崇,誉之为明代“二百七十年”间画家“之冠”。在《香祖笔记》中，他还认为诗的妙处要象南宗大画家荆浩所说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那样，“ 略具笔墨”即可，以为闻此可得诗家三昧。
神韵说
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范温论韵之文不传，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说法，只是大体上用来指和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一类内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早年编选过《神韵集》，有意识地提倡神韵说,不过关于神韵说的内涵，也不曾作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许多关于诗文的片断评语中，表述了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韵，自无可厚非。但并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韵。可见神韵并非诗之逸品所独有，而为各品之好诗所共有。王士禛将神韵视为逸品所独具，恰是其偏失之处。
王士禛文章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对严羽的“以禅喻诗”或借禅喻诗深表赞许，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说:“严沧浪(严羽)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维)、裴（迪）《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还说:“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 逸品”(《带经堂诗话》)。从诗歌反映现实不应太执著于实写这一点讲，他的诗论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以远离现实为旨归的。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一再强调创作过程中“兴会神到”的重要性 (即严羽所谓“兴趣”，参见“兴趣说”)。他说:“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又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认为创作是“一时□兴之言”，“□兴而就”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诗歌创作不是理念的产物，当然应该“兴会神到”，有感而发；但一时的“兴会”只有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才是有意义的。离开了这些根本条件仅仅强调一时的“兴会神到”,便只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将导致艺术远离现实的倾向。
从神韵说的要求出发，王士禛还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关于冲淡、超逸，如他曾赞扬孔文谷“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的主张，于明诗特别推崇以高启等为代表的“古澹一派”，评论诗人标举“逸气”、“逸品”（《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等。他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专门推许其中“冲淡”、“自然”、“清奇”三品，强调“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浑” 、“沈著”、“劲健”、“豪放”、“悲慨”等品，这就更加发展了《二十四诗品》中注重冲淡、超逸的美学观点。关于含蓄蕴藉，如他反对诗歌“以沈著痛快为极致”，一再强调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司空图的味在“咸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并认为“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轻露”(同前)。最明显的是他对几首咏息夫人诗的评论，认为杜牧的“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是“正言以大义责之”,颇不赞成；认为只有王维的“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这就更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铨”的观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白、杜甫的诗。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诗选》之例，实际上是不欣赏李、杜的诗。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翁方纲的《七言诗三昧举隅?丹春吟条》也说他“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 。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如他曾反复推崇王维、韦应物诗“趣味澄□”，并说过:“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据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的记载,他曾见到王士禛私下信手涂抹杜诗,因此曾指斥他为“矮人观场”。不仅对于李、杜，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如他借司空图的话，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认为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句“最为下劣”；认为杜牧、杜荀鹤的诗都是“恶诗”(《带经堂诗话》)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论诗旨趣。
王士禛印章在王士禛之前，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言必汉、魏、盛唐，造成了诗走向肤廓、貌袭的流弊,而公安派矫正前后七子之失，其弊又流于浅率。王士禛企图矫正两派之失,提倡神韵说,倡导诗应清远、冲淡、超逸，在表现上应含蓄、蕴藉,出之于“兴会神到”或“神会超妙”，片面地强调诗的空寂超逸、镜花水月的境界，反对现实性强的诗歌及沈著痛快、酣畅淋漓的风格，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理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导致诗歌走上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道路，抹煞了诗歌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王士禛曾赞扬有些诗“皆无香火气”以为可贵。别人对他的称赞也有不少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施愚山曾对他的弟子称赞他说：“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带经堂诗话》）这些，正好说明了王士禛神韵派诗论的实质。王士禛自己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物，如《真州绝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画景物很工致，并富有诗情画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现实性较强的诗很少，而且常常有意无意讴歌升平景象。这与他的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纲曾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但是以这样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企图纠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将诗歌引向康庄大道的。因而他的诗和诗论曾遭到当时和后人众多的批评和讥议。吴乔曾说他是“清秀李于麟”（《答万季□诗问》），意谓其诗作不过比后七子之一的李攀龙较为清秀而已。袁枚也为说他“喜怒哀乐之不真”；并说他的诗和方苞的散文一样，“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随园诗话》）。甚至连同样标举神韵、不同意对“ 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的翁方纲，也不赞成王士禛关于神韵的见解，批评他“犹未免滞迹”(《复初斋文集?坳堂诗集序》)，“不免堕一偏也”。翁方纲认为“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王士禛仅以空寂言神韵，“徒自敝而已矣”（同前）。这个评语应该说是中肯的。各种风格的诗，都应有神韵，并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韵。
职业生涯
词学创作
王士禛在扬州对写词应该比较在意，至少没有置于诗之下。康熙元年冒襄曾寄书于他，索《阮亭诗余》，似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当时词坛对他词创作的关注。另外，孙默康熙年间汇刻《国朝名家诗余》，王士禛曾为除他之外的各家作评，可见他对当时东南一地词学也了然于心。不过，王士禛是靠词学活动得到大名，他的创作从艺术上并不足以支撑他。王士禛的词作，据李少雍校点的《衍波词》，共132首，这个数量，在明清之际的词坛上，谈不上高产。例如，嘉兴王翊（1602—1653 ）存词165首，仁和徐士俊（1602—?）存词203首，吴县徐籀存词164首，嘉兴王庭（1607—1693）存词 276首，云间李雯（1608—1647）存词129首，太仓吴伟业（1609—1671）存词118首，南通陈世祥存词164 首。当然，数量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王士禛的词在艺术上怎么样呢?从其词多拟作以及追和古人之作来看，实则为晚明风气，开拓性并不大。而在风格上，则延续《花间》、《草堂》之风，基本上仍然可以说为云间词派所笼罩，尽管他也有意无意突破了云间的藩篱。况周颐曾经极力为明人辩诬:“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词格纤靡，实始于康熙中。《倚声》一集，有以启之。集中所录小慧侧艳之词，十居八九。”“小慧侧艳”一语，移以评王士禛词，也不失准确。陈廷焯对于孙默所编《国朝名家诗余》的去取颇为不解，认为王士禛诸人“于词一道，并非专长”。作为一个在词学鉴赏上有着独特造诣的批评家，他的意见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词学活动
所以，能够体现出王士禛重大影响的不是他的词学创作，而是他的词学活动，尤其是群体活动。他通过唱和等活动聚集了一批词人在自己的周围，同时，通过选评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同时同地的邹祗谟、彭孙遹通等都是著名词人，可能在词学上比他下的功夫还大，但不具备他在其他方面的条件。吴伟业等前辈词人创作上成就更大，但进入新朝，已经不复再有当年十郡大会一样的豪情，况且在东南敏感地区组织群体活动或也有一定顾忌。东南其他地区的作家也经常有群体社集唱和之事，但缺少一个像扬州那样的社会、自然和文化氛围，终没有多大影响。另外，龚鼎孳和梁清标等辇毂大臣在京城主持风会，孙默以此二家词入《国朝名家诗余》，虽然是王士禛离开扬州之后的事，但一定也体现了以王士禛为代表的扬州群体对词坛的认定。京城历来是文化中心，辇毂之下，这些位高之人确实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著名的秋水轩唱和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不过，秋水轩唱和并不是在群体活动中产生的，据汪懋麟唱和《词序》云：“《秋水轩唱和》一编，始于南溪学士，而广于合肥宗伯。纵横排宕，若瑜、亮用兵，旗鼓相敌。一时名流相与争奇夺险，愈出愈工。如糪子、方虎、伯通、雪客、古直、纬云、湘草诸君，俱各挥洒流畅，妙极自然，无复押韵险涩之迹。……词非一题，成非一境，统冠之以‘秋水轩’者，大都登坛树帜，鼓诸军之气，而卒以奏成功者，雪客之力为多也。”这一次对清初词坛风会转变非常重要的唱和活动，其构成方式却是“词非一题，成非一境”的，和王士禛主持的秋柳唱和与红桥唱和的反响方式，倒有非常相似之处。所以，尽管京城诸公的词学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王士禛词学群体的活动似也有一定的区别，况且时间也推后了八九年。不过，京城的情况比较特殊，也许应该别作讨论。这样看来，在东南一带，能够具有王士禛这样的组织群体创作活动条件的，确实不多。特别是，到了扬州，王士禛的宗主意识已经明显出现，既有钱谦益和吴伟业等老辈的期许，又有同时俊彦的追随，因而就成为济南唱和之后的一个合乎情理的发展，即通过创作得到声望，通过选政加强声望。
王士禛
陈维崧回忆顺治七、八年间和邹祗谟、董以宁以词相交游时，曾对当时的词坛有一个判断，略谓:“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 其实，所谓少，只是专门家少而已。事实上，从晚明以来，词学就俨然有振兴之势，写词的人并不少，存词数百首的人也不少，但真正有成就的却不够多。一直到王士禛从事词学活动的时期，词坛总体情况亦大略如此。在词学复兴的各种因素不断蕴积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动，王士禛正是被赋予了这种历史使命的人。尽管他的创作本身变革性不强，词学观念也有保守的一面，但他组织群体的词学活动，主持选政，确立经典，推动风气，给清初词坛树立了榜样，激发了对词学探讨的进一步展开，从而成为清词复兴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而这样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也许是他事先并未预期的。
个人贡献
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而就成就、贡献、影响而言，最大者当属诗学方面。他为官四十余年，但吟诗和研讨诗艺是其生活的重要内容，无论官居何处，政务繁闲，不废登临吟咏，结交风雅文士。王士禛一生创作五千余首诗，其诗内容、格调不尽一致，集中阐发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成为清代“神韵”诗的卓越代表，故诗学作品也是《全集》辑录之重点。王士禛生前刻诗甚勤，单刻的诗集有二十余种，临终前删繁就简，多有删汰。《带经堂集》中有《渔洋诗》、《渔洋续诗》、《蚕尾诗》、《蚕尾续诗》四集，收诗三千余首，未收者尚有早年之《落笺堂诗》，汇刻《渔洋诗集》所删汰之诗也多达数百首。为尊重其意，《全集》仍以《带经堂集》中四诗集为主体，《渔洋诗集》未收之《阮亭诗集》、《阮亭壬寅诗》等集以及《同人集》中诗依作期先后，另编为《落笺堂诗》、《渔洋集外诗》，分别置于《渔洋诗集》之前后。
此举既顾及了王士禛生前删存作品之用心，又最大限度地辑录和保存了其所有作品。另外，王士禛尝“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也曾填词、评词，以小令为佳，但数量不多，《全集》收录了其词集《衍波词》。?诗词之外，王士禛常倡议古今典制和人事、评论政务得失、辨别事理真伪、稽考亡佚、点评诗文、存文献掌故等，著述了大量散文、笔记、杂著等。《带经堂集》有《渔洋文》、《蚕尾文》、《蚕尾续文》三集。而集外佚文为数甚多，有散见于他书者，如吴嘉纪《陋轩集序》、查慎行《初白诗抄序》、与颜光敏、冒襄等人书札数十通；有的尚存其手稿，如与林佶、汪扶晨书札数十通。《全集》亦依次汇入《带经堂集》三文集，集外佚文汇编为《集外文辑遗》。王士禛在出使秦蜀、南海时著有《蜀道驿程记》、《皇华纪闻》、《陇蜀馀闻》等杂文，不仅记行程、经历，还采掇故事、考古述今。康熙二十八年(1689)，他汇录以往多年笔记杂录为《池北偶谈》，后有《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馀话》，专著《浯溪考》、《国朝谥法考》等。《全集》共收录了其杂著笔记十九部。?
人物评价
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 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
王士禛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8岁能诗，12能赋，15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 顺治元年（1644年）王士禛11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王士禛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王士禛24岁时，八月游济南，与诸名士云集于大明湖，会饮水面亭上，举办“秋柳诗社”。当时秋高气爽，绕亭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面，叶始微黄，乍染秋色，王渔洋触景生情，怅然有感，即景作《秋柳》诗四章。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当时正是明代灭亡不久很容易引起汉族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情感。《秋柳》诗的问世，极易引起共鸣。因此大江南北，一时不径而走，文士纷争唱和不下数十家，从此诗名大噪，为后来在诗坛上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池北偶谈》
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秘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 ”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
造成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
王士禛纪念馆
王士禛纪念馆座落在桓台县新城镇。王士禛纪念馆址忠勤祠原是明万历十六年（1588）为纪念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而建，距今400余年。整组建筑系砖木结构，分东西主跨两院，保持了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馆内设7个展室和石刻园。其中石刻展室展出国家三级以上刻石185块；王士禛生平展室，详细介绍了王士禛历仕及吟咏不缀的一生。石刻园是在忠勤祠东跨院的基础上与古代园林建筑相结合修建的。元代礼部尚书，散曲家张养浩的“苍云”“振玉”两巨型太湖石和国家一级石刻“水月松风”亦在园陈列，供游人观赏。与忠勤祠毗邻的四世宫保坊，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国内仅存的砖坊，坐北朝南，气势雄伟，集古代建筑，雕刻，书法艺术于一体，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王士禛故居
王士禛纪念馆于1986年12月9日建馆并对外开放，1992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定为山东省优秀社会教育基地，1998年公布为首批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王士禛纪念馆所辖忠勤祠、渔洋祠、渔洋墓、四世宫保坊、王士禛故居等。每年接待游客约五万人次，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国外友人和港澳、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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