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从南泥湾到新疆 百战将军常胜归。
王震：从南泥湾到新疆 百战将军常胜归王震（1908—1993），字余开，曾用名正林、建成，湖南省浏阳县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王震是湘赣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革命战争年代，他鏖战沙场，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被毛泽东赞为“屡建奇勋”。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三五九旅开展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也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全国解放后，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建设兵团为新疆的新经济建设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南征北战创奇迹
浏阳位于湖南东部，浏阳河横贯其中，萦回百折，西流注入湘江。在浏阳的东部，在大围山旁，在浏阳河畔，有个村庄叫马跪桥（现为浏阳县北盛镇马战村），1908年4月，王震就出生在这里一个祖辈都是佃农的贫苦家庭。刚出生的王震有一个非常普通的乳名——开伢子，上学时候也有一个很普通的学名——王正林；在他参加革命当上浏阳支队司令员后，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响亮且有威慑力的名字——王震。
八岁的时候，王震到邻近的新式学校光裕小学学习。该校有个老师叫李紫轩，是同盟会的会员，思想十分开明。李紫轩常以民族英雄、爱国志士、革命斗士的英勇事迹来感召教育学生心怀天下、报效民族，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勉励学生存大义，立大志，成栋梁。这种润物无声式的教育对王震少年时代革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形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王震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幼年的反抗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李紫轩先生，他和外公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而另一位启蒙老师，那就是贫困。”
1921年，因贫困失学的王震来到长沙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长沙火车的副站长黎湘，黎湘对这个与生活顽强抗争的少年十分关注，把他介绍到铁路上工作。事实上黎湘是位资深的共产党员，他意欲对王震加以重点培养，发展成为长沙火车站革命队伍的中坚力量。1927年,王震在”四一二” 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时义无反顾地递交了入党申请，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于是，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岁月里，王震为了改变自己、也是为了改变更多人的命运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革命道路，此后一直勇敢地战斗在先锋队伍里，从未止息。
性格决定命运。自小王震便是周围人眼里“胆大包天”甚至有点“楞”的孩子，就是带着这种“楞头青”般的闯劲，王震征战南北，攻城拔地，终成一代上将。
1929年，王震带领着自己发展和组建的游击队参加组建湘东独立师。至此，他和他率领的游击队正式转为正规红军，参与开创湘赣苏区革命根据地。
1931至1933年，蒋介石组织军队第五次“围剿”湘赣苏区。王震带领军队在 反“围剿”中表现出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王震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1933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4年8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电令王震、任弼时和萧克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到湘中进行游击战争，其意旨有二：一是开辟新的苏区，二是让他们作为先锋队，为主力部队突围先侦察出一条可靠的路线，三是迷惑国民党军队,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王震等深知这一重托所包含的分量：他们的成败将关系着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于是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便率领红六军团告别了多年相依为命的湘赣父老,从永新东南的牛田和泰和的津洞地区出发,突破层层封锁线，在贺龙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王震和他的红六军团行程两万余里，冲锋陷阵，纵横捭阖，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而王震所表现出来的大将风度和英雄本色让人难忘。
在抗日战争中，王震率部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多次重创日军，连战连捷，被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
在王震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因英勇作战7次身负重伤，生死悬于一线，最后都幸运地转危为安。经受了生活砥砺的王震对贫苦子弟有着天然的体恤爱护之情。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获得了部下的真诚爱戴。上下同心，同仇敌忾的军队总是能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他被称为“一生威猛，神武忠勇，如同张飞”，也赢得了“百战将军长胜归”的美誉。1955年，对革命战争年代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排定座次，王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枚八一勋章、一枚独立自由勋章、一枚解放勋章。这些荣誉与王震的贡献基本是相称的。
“南泥湾”故事
若是以军事才能、革命功勋论，王震也许不是中国共产党众多高级将领里最打眼的，但从垦田屯兵的能力和业绩看，却无人能出其右。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之争便成为时局焦点，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把陕甘宁边区包围得鸟都飞不出去，意图困死八路军。
当时，陕甘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仅有140万群众，要担负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实在是一件难事。被铁桶似的蒋介石包围了一段时间后，共产党的军队吃穿难以为继，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军队生产自救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直接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始。有一天下雨打雷，劈死一个人，老百姓当时就有人说，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劈死啊。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后，做为领袖的他马上意识到深层次的东西，于是召集领导干部开会。会上毛泽东认为，这个事情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延安老百姓负担太重了，他们没有能力供养这么多军队和机关人员。
1939年，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目的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开始了。1941年春，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奉命开进南泥湾。当时交给王震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守卫延安南大门，同时练好兵、吃饱饭。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几百年前这里人烟稠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生产和经济都十分繁荣。到了清明中期，清统治者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互相残杀，使这里变成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但是这里仍然是很有开垦价值的肥沃土地。在全旅指战员誓师大会上，王震以其一贯的“虎气”，领着全体官兵挥着拳头喊，“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中央”，然后一旅的人雄赳赳、气昂昂开进了南泥湾。
尽管战士们的精神头十足，但是困难也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房子住，只好用树枝搭起草棚临时居住，王震那个时候他只能跟大家一起钻草棚子。面对吃住等基本的问题，王震和大家一起想办法：边开荒边抽出部分人突击打窑洞。粮食不够吃。各部队干部亲自带头冒风雪，破冰涉水到远离驻地的县城背运粮食；没有油盐酱醋，设法打柴烧炭，再运到延安等地换回所需；没有菜和肉，战士们拾山货、挖野菜、找树皮、收野鸡蛋，或扛枪打猎、下河摸鱼；没有农具，王震就和战士一起，用弹片打制成耕地的犁、锄头等。
王震和战士一样，从早到晚在地里干活，同甘共苦，战胜困难。那时三五九旅有两位很特别的“教授”——两位年过六旬的农民老汉。原来，王震为了提高生产，特意聘请71岁的农民朱玉环为生产教官，并批准他参军，让各部队在生产上接受他的指导。王震还亲笔签发了一份执照，上面写道：“南泥湾劳动英雄朱玉环，现年71岁，参加我军。兹委任为本旅农业生产教官，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处巡视之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地接受他的指导和批评，并应很好地照顾。”朱老汉很高兴地接受了聘请，又从延安三十里铺找来一位65岁的马老汉，一起指导战士种庄稼。就这样，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在如火如荼的开荒热潮中，三五九旅将士用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土地，用汗水浇灌出万亩良田。经过了两个几乎是挨饿的冬天，南泥湾终于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山村：1941年，三五九旅共开荒种地11200亩，收获粮食1200石，打窑洞1000多孔，盖房子600余间。不仅做到粮食、经费自给自足，而且积存了一年的储备粮，还首次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多石。
战士收了头一茬庄稼后，接着再种，把余粮卖了，换几头耕畜。他们做木纺车，自己织粗毛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据统计，到1944年，他们开荒种地已达26万亩，除了供给中央和部分兄弟部队粮食以外，全旅每个人还能平均吃到20个西瓜，一筐甜瓜。王震还研究起公私兼顾的分配方法：把剩余的粮食分成“部队的”和“个人的”两块，分给个人的可以卖，也可寄回家去，或换成钱存入边区银行，这个决定得到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大家干活更卖力了。
经过三年多时间开荒和建设，南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三五九旅因此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先锋”。王震则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有创造精神”的劳动英雄。1942年夏天，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去南泥湾时，写下有名的《游南泥湾》一诗：“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来无宿处，破窑也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天山传奇
王震写过一首诗：“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说的是自己一生亦兵亦农的屯垦经历。如果说南泥湾是王震的人生“实验田 ”，新疆则是王震的精神皈依之地，在茫茫天山之间，王震和他所带领的部队开疆破土，安家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建立了事业和人生的新丰碑。改革开放后，中央曾经想取消新疆的建设兵团，但在一大批老干部的力保下，新疆建设兵团成功保存至今，成为艰苦奋斗精神和新疆历史的鲜活见证。
1949年，解放的号角在祖国大江南北奏响，西北新疆、西藏等地以其偏远成为解放的最后一批省区。王震勇武如张飞，想问题更显长远：跟他走南闯北的军队在解放后能作什么？为了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出来，王震想到了新疆。新疆适合开垦，在建设方面他的部队大有作为。于是，在中央决定进军西北之际，王震主动请缨，要求进军当时看来最艰苦的新疆。中央考虑到王震有过三次成功的远征经验，而他开垦南泥湾的创举可用于以后新疆的经济建设，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1950年1月20日，王震率部攀越积雪的祁连，横穿浩瀚戈壁，解放了新疆。当时的新疆暗流涌动：国民党敌特分子、当地土匪、新疆就贵族反动派、疆独分子时时出没闹事，王震实行了“铁腕”手段巩固解放新疆的成果，严厉镇压了不安定分子，稳定社会秩序，确立了新中国对新疆不可动摇的主权。从这个角度来讲。王震为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誓师进军新疆。
公元1876年，清朝重臣左宗堂引湖湘子弟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了新疆，为维护祖国统一、保卫和建设边疆做出巨大的贡献。左宗棠没想到，七十多年后有位老乡和自己一样改写了新疆历史。
1950年2月，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当时的新疆百业凋零，物资奇缺。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落后，现代工业基本上是空白，本地不能生产一斤钢铁，一盒火柴可以换一头羊。广大农村异常贫困，不能为工业提供任何支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震开始谋划在新疆创办现代工业。广大指战员把节省下来的钱以入股的方式存入军人合作社，仅1950年平均每人节约了20块银元，解决了办工业的部分资金。当时新疆缺乏施工队伍，工厂的建造、公路的修筑、营房的修建，都由军区部队承担。到1952年，在迪化先后建成的工矿企业有：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配厂、第二水泥厂、八一面粉厂、新疆机器厂、木工厂等12个。这些工矿企业初步奠定了新疆工业的基础，也为新疆培养了第一代少数民族产业工人。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王震毅然提出：“全疆部队除担任祖国边防警卫和城市卫戍勤务的任务外，必须发动11万人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命令发布后，驻疆广大指战员在天山南北按师团布点，就地驻防，就地屯垦，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掀起了又一次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住草棚子、地窝子，吃水煮麦粒，盐水蘸菜。最艰苦的时候河水上涨，运输中断，连麦子也没得吃，战士们就挖苇根填腹。
王震对新疆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十分关注。南疆种植棉花有悠久的历史，王震便在新疆扩大棉花种植，他聘请前苏联专家与当地棉农一起奋斗和探索，终于取得开垦玛纳斯河流域2万亩棉田、亩产200公斤籽棉的突破性胜利，结束了“自古北疆不种棉”的历史。今日，新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
在王震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军指战员和新疆各族人民齐心协力的奋斗，加上内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新疆经济迅猛地发展起来。到1952年，天山南北，农田星罗棋布，工厂矿山林立；到1953年，新疆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约为1949年的36倍，这为新疆以后的屯垦大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4年10月，在王震、王恩茂等人的建议下，经党中央和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命令，将驻新疆部队改编为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师、1个运输处，共约10.55万人，担负屯垦戍边的任务，新疆军垦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了。当时进疆的官兵大多留在那里安家，成为驻守祖国西北边疆的英雄儿女。
对于新疆，前有清人杨昌浚写下赞左宗棠驻疆的诗歌：“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后有张仲瀚写下的赞颂王震带领的新疆兵团的诗歌：“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
肝胆俱实不愧人
《三国志》论关羽与张飞：“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毛泽东引之论王震将军：“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即言王震的性格中既有张飞之爽直勇猛，又有关羽之侠肝义胆，又兼具二者之善恶分明，敢爱敢恨的性格特点。
王震在中央高层的人缘很好，从毛泽东开始到同级革命老将，都对王震礼让三分。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为王震的大义和坦荡胸襟所折服。在一次次的政治浩劫中，他总是挺身而出，坚持正义，扶危济困。
1929年，王明“左”倾路线推行的“肃反”扩大化波及到了王震所在的湘赣苏区，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红军干部惨遭无辜杀害，给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王震对此非常痛心和反感，也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张启龙、张平化等一批领导干部受诬陷时，就曾得到王震千方百计的保护。他通过深入调查，如实向湘赣省委汇报了这批干部的真实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使“肃反”扩大化一度得到遏制，保存了一大批中共得力人才。
十年文革浩劫中，王震也受到了冲击。在无情现实面前，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多次对“四人帮”怒斥反抗。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王震老上级的贺龙惨遭迫害。一天，林彪一伙人来到王震家搜集贺龙的所谓“罪证”，王震指着怒骂林彪道：“你做官，要升官，不要踏着别人的肩膀爬，不要牺牲革命同志的鲜血！”
1967年，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开始被造反派调查，造反派向王震了解谭的“叛徒”罪行，王震说：“谭震林不是叛徒！”后来在批判大会上又让王震发言，王震只说了两句话：“谭震林是革命老同志，《毛选》里面就有他的名字。毛主席说了，老干部不能被打倒！”实际上，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王震与谭震林之间因意见不合，关系始终比较紧张。而文革开始，正是谭震林的“动员”，致使王震遭到反动派的批判并被迫离开部长岗位。但王震采取了以德报怨。
1969年10月，中央宣布因战备形势紧张,决定把一批老同志下放到外地。实际上，这是为了保护这批老干部不受迫害而不得已采取的办法。听完传达后，王震马上向周恩来表达了两个意愿：一是到农垦地去蹲点；二是带上王若飞烈士的遗孤王兴一同下去。周恩来听后非常感动，当即应允，因为他知道，王震之所以提出带上王兴，是因为王兴惟一的亲人——他的母亲李秀芝正遭迫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把王兴带在身边，可以保护这一革命的后代。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文章里也曾盛赞“胡子叔叔”在邓小平“落难”时，不怕被当权派开罪、对邓小平子女关爱有加的往事。从公开的文字材料看，王震在“文革”时期，对邓小平一家的帮助，是当时位高权重的周恩来都未曾做到的。
文革时期，王震对知识分子也竭尽所能地予以照顾。王震因为小时候被剥夺了教育的机会，所以终其一生都对知识分子保有仰慕的情怀。他常与华罗庚、杜鹏程、丁玲、胡绳、艾青、周立波、李四光、陈白尘、吴祖光、张权等知识分子来往。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下放时期，王震每到一处，却总要到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去看望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艾青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一天与王震路遇，王震笑呵呵打招呼说：“艾青同志，你好！”艾青讷讷地说：“我是右派，您不能称我同志。”王震听了大声喊：“你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我们国家的光荣。”一席话说得艾青热泪盈眶。
一个人在高位时帮助人并不难，但在自己罹受政治变故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尽可能的帮助弱者，没有大仁大义、大是大非的境界和胸怀实难如此。在道德、观念被颠倒混乱的“文革”时期，王震的种种扶危救困都是出自本性，他由此逐渐积累起很高的威望和信任度，加之他个人的赫赫战功和屯垦的业绩，1988 年3月，他被选为国家副主席。
晚年的王震俨然是位和蔼的老人，银发皓首的他常常要柱拐而行，但谈笑风生中，军人的威仪未曾磨灭，朗声大笑时，还依然声若洪钟，一生的铁马金戈隐隐现在眉宇之间，令人肃然。
1992年，王震病重，需做气管切开手术，王震坚决拒绝。邓小平托夫人卓琳看望王震：“小平同志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此时的王震已经不能讲话，双目含泪，取纸笔写道：“尊重邓主席的命令！” 1993年3月12日，王震病逝于广州，享年85岁。他用自己赤诚的一生，诠释了至高的大义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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