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
王仙芝，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贩私盐时奔走各地，为抗拒官府查缉，练会武艺。时关东大旱，官吏还要催缴租税、差役，百姓走投无路，聚集王仙芝周围，于二年初，从濮州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发出檄文，斥责唐朝吏贪赋重，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率领起义军攻克曹州（今山东曹县）、濮州。六月，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黄巢起义响应，率众数千会师曹州，声势日益浩大。四方苦于苛征暴敛的百姓，散居民间的庞勋旧部，争先投奔义军，发展到几万人。攻郓州（今山东东平），袭沂州（今山东临沂），推动农民反抗斗争迅猛发展，到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干余人，少者数百人。”同年十二月，唐僖宗李儇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特赐禁军3000，甲骑500，并命河南诸藩镇所遣各军均由宋威指挥，于乾符三年七月，同王仙芝义军战于沂州城下。面对强敌，王仙芝避实就虚，率部长途跋涉，于八月西进河南，不10日连破8县，占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据郏城（今河南郏县）。唐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镇守洛阳。令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2000北上汝州（今河南临汝）、邓州（今河南邓州市），扼守要道，凤翔节度使令狐绚和邡宁节度使李侃选步兵1000、骑兵500进驻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凑成一条以洛阳为中心的防线，妄图阻止王仙芝西进，并进而聚歼义军。王仙芝率领义军不畏强敌，猛攻汝州城，全歼官军，占领汝州，取得杀死唐将董汉勋、刑部侍郎刘承雍、生擒刺史王镣的重大胜利。东都大震，百官出奔。吓得唐僖宗在长安取消了重阳内宴，下诏赦免王仙芝罪，“除官，以招谕之”，妄图收买王仙芝。王仙芝乘胜北上攻占阳武（今河南原阳），在攻郑州时，与唐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战于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战败后义军分兵两路。王仙芝率一部义军南下，十月攻打唐州（今河南沁阳），邓州；十一月继续南进，一举攻占郢州（今湖北京山），复州（今湖北沔阳）；十二月攻随州（今湖北随县），转向东南挺进安州（今湖北安陆）、黄州（今湖北黄冈）。另一支义军东进淮南，从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川）取舒州（今安徽潜山）、庐州（今安徽合肥）一带，声震淮南。半年时间里，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广大地区流动作战，打得官军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迅速发展到30万人。蕲州刺史裴倔不敢抵抗，开城迎降。为王仙芝上表求官。唐僖宗封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便想投降。因遭到黄巢的责骂，义军强烈反对，王仙芝才勉强拒绝降唐，并与黄巢分兵作战，削弱了义军实力。四年正月，王仙芝攻取鄂州（今湖北武昌）。七月，与黄巢合兵攻打宋州（今河南商丘），失利后于八月攻占安州、随州，以后又转攻复州、郢州。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唐王朝在三月发布《讨草贼诏》，动员官军和地方武装加紧镇压起义军；同时对义军发动政治攻势，如解甲投降，必当超授官爵，厚赏资财。王仙芝于十一月再次写了降表，派他的心腹大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去邓州请降。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送他们前往长安途中，被妒嫉其功的招讨使宋威派人劫持，谎奏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作战俘获，在狗脊岭（在唐长安城内东市）将尚、蔡等人斩首。这个消息使王仙芝十分忿怒，率军南下，渡过汉水进攻荆南（今湖北江陵）。五年正月初一，义军攻占罗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率兵来救，败义军于荆门。王仙芝解围而去，到申州（今河南信阳）东又被招讨副使曾元裕击败，义军损失2万。这时，唐王朝以宋威“杀尚君长非是”，镇压起义“无功”，解除其兵权，擢升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又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运转使，集中优势兵力，加紧围剿王仙芝。二月，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王仙芝义军被曾元裕包围，经过激战，义军5万余人英勇牺牲，在突围中王仙芝不幸战死。余部渡江转战江南，另一部由尚让率领投奔黄巢继续战斗。点评：王仙芝从起义开始到战死，三年有余。他首先高举义旗，提出“平均”口号，对动员农民起而反抗唐朝黑暗残暴统治具有很大推动作用。但他经不住胜利的考验，一再乞降削弱了对敌斗争，分裂了义军内部，他的失败，是动摇妥协的必然结果。
背景分析
唐朝末期，经过藩镇混战、宦官专权和朝廷官员中的朋党争吵，朝政越来越混乱。唐宣宗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皇帝，也并没有能改变这个局面。到了唐宣宗死后，先后接替皇位的唐懿宗李漼、僖宗李儇（音xuān），一味寻欢作乐，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更是腐朽到了极点。皇室、官僚和地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税收越来越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农民纷纷破产，到处逃亡。有的忍受不了苦难，只有走上反抗这条路了。唐懿宗即位那年，浙东地区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队伍从一百人发展到三万，坚持斗争八个月，震动了整个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过了八年，驻守在桂林的八百名兵士（大多是徐州一带的农民），因为驻防期满，上司一再延期不让他们换防。他们杀了军官，推庞勋为首领，发动起义。他们从桂林向北进攻，打回老家，沿路和徐州附近农民纷纷响应，到了徐州，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这两次起义都被朝廷镇压下去。但是，百姓反抗的情绪越来越高，新的起义的规模也更大了。 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官税，就靠贩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日子一久，就结成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即位那一年，濮州（治所在今河南范县）地方有个盐贩首领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长垣（在今河南）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地方的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黄巢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他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据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咏《菊花》的诗，用菊花作比喻，表示他推翻唐王朝的决心。诗中说：“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汇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唐王朝束手无策。唐王朝硬的一套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蕲音qí）的时候，他们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得有官做，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黄巢得知这个消息，气极了。他带了一群起义将士，到王仙芝那里，狠狠地责备王仙芝，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骂王仙芝。王仙芝自己知道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赶跑。
经过这番波折，黄巢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在今湖北）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被杀死。王仙芝失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推黄巢为王，又称冲天大将军。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力量比较强，起义军进攻河南的时候，唐王朝在洛阳附近集中大批兵力准备围攻。黄巢看出敌人企图，决定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区，带兵南下。他们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越州、衢州（今浙江衢县）；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征，一直打到广州。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以后，岭南地区发生瘟疫。黄巢决定带兵北上。唐王朝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铎、淮南节度使高骈（音pián）集合大批官军沿路拦击，被黄巢起义军一个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吓得高骈推说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敢应战。
起义军渡过淮河，向官军将领发出檄文，说：“我们进攻京城，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的事。你们各守各的地界，不要触犯我们的锋芒！”各地将领接到檄文，害怕起义军，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为唐王朝卖命。消息传到长安，唐僖宗吓得朝着大臣哭哭啼啼。
公元880年，黄巢带领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一眼望不到边。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黄巢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官军将士听了心惊胆战，哪敢抵抗，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起义军攻下潼关，唐王朝惊慌失措，唐僖宗和宦官头子田令孜（音zī）带着妃子，逃到成都去了，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轿子，在将士的簇拥下，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尚让当场向大家宣布说：“黄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指唐朝皇帝）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可以安居乐业了。”兵士们看到人群里的贫苦百姓，就把自己得到的财物散发给他们。过了几天，黄巢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叫大齐。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黄巢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占领过的地方，都没留兵防守。几十万起义军进入长安以后，四周还是官军势力。没有多久，唐王朝调集各路兵马，包围长安。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黄巢派出大将朱温驻守同州（今陕西大荔）。但是在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朱温竟投降了唐朝，做了可耻的叛徒。唐王朝又召来了沙陀（古代西北少数民族）贵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骑兵进攻长安。起义军十五万迎战，遭到大败，只好撤出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撤退到河南，又遭到朱温、李克用的围攻。公元884年，黄巢在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失败之后，受到官军紧紧追赶，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英勇牺牲。
社会分析
自孟轲以降，230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动荡，也充斥着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蛮横行为和冲动意识。从孙恩、卢循、黄巢、王仙芝杀尽豪门望族，到王小波、李顺、李自成、洪秀全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之类的口号，无非是在追求一种政治上的平等、财产上的平均。但纵观历史，揭竿而起者追求政治平等是假的，难以操控的，平均财富、大秤分金才是真实的、立竿见影的。尽管财产平均同样难以实现，但起码可以让那些他们感觉碍眼的社会财产彻底消失，付之一炬，谁也捞不到。于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次次崩溃，多少年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一次次回到了起点。
千百年来，我们的国人在骨子里存留有一种“吃大户”的思想，不敢正视社会的交替前进，不敢在任何游戏规则下长时间地开展致富竞赛。于是才有了一次次政治变革，才有了一次次破坏性的社会资产再分配。最迟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大二公”，都存有这种“吃大户”思想的影子。终于有一天，国民开始重新积累属于自己的资产，开始过上有恒产也有恒心的日子，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便又坐不住了，跳着高儿找茬要整人。不过他们胆子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大，他们不敢整富人，当然更不敢整穷人，他们瞄准的是那些中等收入的人。所谓“物业税”、“房产保有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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