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反对判江青死刑：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一直处于“养病”状态的陈云，仍遭到了“左”倾错误的排挤和打击，其间还一度被下放到江西两年多。他虽然一直被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名义，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始终没有能回到中央政治局。尽管如此，陈云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努力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文革”这个特殊时期的史料保存和披露较少，再加上陈云在世时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他的秘书们回忆说：“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枪毙’。”因此，陈云的这些事迹还不被人们完全知晓。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
1966年8月，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批判，1962年协助刘少奇进行经济调整的陈云，也遭到康生攻击，说陈云“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
会后，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实际被免去了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不久，大字报上便出现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以后，造反派又成立了“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要求把陈云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陈云才幸免于难。
1968年10月，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掀起了围攻老同志的风潮。谢富治“揭发批判”陈云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攻击陈云“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在逆境中，陈云虽然不得不多次作出“检查”，但他从不违背事实，更不打击同志，仍然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抵制极“左”错误。
陈云对污蔑天津工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袁血卒有“历史问题”的学生说，“黑帮”这个词可不能随便用啊。说袁血卒叛党、叛国，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陈云三次去信耐心劝导下，那些原来要打倒袁的学生改变了态度，要求把袁树为革命领导干部。陈云的这一态度竟被康生攻击为“又一次包庇”。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攻击和污蔑，自1931年9月就进入中央领导层、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陈云，35年来第一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只是由于毛泽东的指示，他才被保留了中央委员。
5月，陈云被下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调查，学习“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厂二校先进经验”。从小做过学徒的陈云，看到工厂到处被砸烂规章制度的“斗、批、改”浪潮冲击，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忍不住给叶剑英写信，请他转周恩来报毛泽东，指出规章制度有些不该废除的也冲垮了。他举例说，比如在几个人共同操作的机器开动前必须按警告电铃，以便每个人都做好准备，避免事故，这个安全操作规程“绝不能废除”。
10月17日下午，陈云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乒乓球表演。表演结束后，他和董必武、朱德等一批老同志被意外地通知到后台开会。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同志在20日之前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并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
陈云被安排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住在距离工厂1公里的南昌郊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进厂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大家对他如何称呼。江西省为了保密，对下面只说他是“北京来的客人”，还说这个“客人”“有右倾错误，但还是中央委员，对他要注意安全，还要向他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大家一眼就认出了他是过去在报纸上常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于是，有一个工人试着叫他“老首长”，见没有遭到厂领导的异议，这个称呼就被大家通用起来。而陈云则给自己起了个化名陈元方，这是他从两个孩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
虽然离开了政治风云中心北京，但陈云仍然关心着国家的生产。1971年9月，他在听汇报时指出：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凡是对“抓革命、促生产”不利的就是错误的!当听到当地两派群众组织都有过打人的现象时，他说：打人在历代都是犯法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
1972年4月，中央批准陈云返回北京。4月21日，陈云到化工厂向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他还向工厂的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他还反复强调要提高效率，注意节约。
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6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7月，他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作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和王震、苏振华、杨勇等一起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前又冠以“副总理”的字样出现在报纸上。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陈云在中央有关会议上就自己所知进行了积极的批判揭发。然而“四人帮”一伙仍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1972年6月，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在巨大压力下被迫做了检讨自己“历史错误”的报告。在周恩来困难的时刻，陈云挺身而出，针对江青集团栽赃周恩来的“伍豪启事”发言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他还写出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从江西回到北京，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恩来开拓外贸工作。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度不安。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壁垒开始松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增多。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抓住时机，大胆地提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的新课题。
1973年6月7日，陈云在家中约见了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陈希愈等人。问过在延安一起搞财经的乔培新的情况，他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陈云的这个判断，可以视为新中国向西方国家开放的认识转折点，在当时动辄批判“对外投降卖国主义”的政治形势下，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他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等的讲话、文章，利用外资。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一年引进几百亿美元的今天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却迈出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步伐。
其次，积极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等手段为国内服务。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预算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陈云坚决予以支持，还指出：买旧轧机要慎重从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设备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准备好新配件。并且要求学习旧中国永利化工厂、太原钢铁厂等买设备的经验。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改变了这一做法，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商品交易所。如一次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的任务，外贸部门先不急于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万吨期货，再购买41万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的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他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与了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而且有了国内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这个开创，可以追溯到陈云当年的指导性工作。
再次，主张进口原料，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再进口国内急需物资。
早在1961年，陈云就提出并主持制定了从中东、东非“全球购棉”，加工成纺织品出口换汇，再进口粮食的战略，为克服国内粮食严重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偏低，而国内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但在极“左”思潮压制下，有人却认为进口外国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再次主张，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长期这样搞，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同时，他还主张，在整个外贸工作中，都可以这样做。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和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1973年，外贸部门进口了1600万担棉花进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换汇，一部分解决了国内需要。陈云的这个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将其发展为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大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更扩大成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利用外资重要手段。
当时，有人提出利用外汇资金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以及同现有规矩相矛盾的疑问，陈云坚决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1973年10月，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进口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迟生产，很不合算。江青等不敢直接反对毛泽东已经批准的进口设备计划，就反对进口有关附件，说这是“洋奴”。陈云愤然而起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1974年，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指使上海港码头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大字报，攻击扩大外贸是“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陈云经过冷静思考，针锋相对地说：对去年利用国外交易所买糖是否是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陈云当时对国际形势的预见性分析，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战略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3年，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谁也不敢轻易打。这样，生产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生产力迅速增长，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成为时代主要矛盾，证实了陈云的这个判断。
1974年7月，陈云撰写了关于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第一份是《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第二份是《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比较》。在提纲中，陈云提出的国际形势判断，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而且对比以后的30年，与他的许多预见也出现了不少惊人的吻合。例如，关于世界新格局，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关系”，“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遇到经济危机，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然是有较大发展的”;“一度出现过的社会主义阵容”“不存在了”;“现在是三个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出现是最大的变化”，“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和力量已缩小了”。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证实了他的远见。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首先是“部分战争”，如“挑拨第三世界之间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中东产油国”。这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年代海湾战争和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战争所证实。关于经济危机，陈云判断说，“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轻微受害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进口货国家是得利者。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冲击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正是如此。它明显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特点。这两份提纲，反映出陈云在“文革”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敏锐的国际问题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性。
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一起，汇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毒瘤。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采取何种方式，颇费思虑。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立场坚定、长于谋略的陈云，并请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姚依林回忆，一次他去北长街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通过子女传话与叶剑英交换意见后，10月1日晚上，陈云冒着被“四人帮”发现的危险，穿上大衣，把帽子压得低低的，身子蜷缩在车子后座里，前往叶剑英的西山住所面谈，他进去时，正好遇到邓颖超谈完出来。叶先给陈看了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谈话记录，然后问陈怎么办。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陈云坚决态度的推动下，中央下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领导层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整，因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着前进的步伐，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革”的“左”倾错误仍然在继续。
在政治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仍然统治着全党，“文革”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难以出来工作。
在经济上，“文革”造成的经济混乱状况没有得到调整，反而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规划部署上，仍然是“文革”中的老办法：一是继续提高积累率，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使“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比例失调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继续“抓革命促生产”的老模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大批促大干”，大搞“全国普及大寨县”等政治运动和大会战。
针对这两方面的严重问题，还没有进入中央决策层的陈云，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影响和推动着中央，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错误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1977年3月，陈云在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结果会议简报竟不予刊登。但这两篇发言都在会场内外传开，产生重要影响。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要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重新审查所谓“六十一人集团”和陶铸、彭德怀等人的结论，肯定天安门事件，结束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审查“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康生等。他强烈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成为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一个伟大起点。
为了纠正经济方面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多进口一些粮食，把农民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调的问题摆到全党面前。全会对陈云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不久，陈云、李先念又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把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大体调整过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表示赞同。经过纠正上述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错误，党和国家摆脱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和陈云的重要贡献分不开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会后，他面临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大量问题。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陈云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意见，他认为：
首先，要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后果区别开来。陈云说：“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等人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他还说：“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陈云又提出了增加建国前28年历史的建议，对邓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原则，给予了有力支持。
其次，要从制度方面认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陈云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从七大到全国胜利前，我们党都很民主。建国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贯彻得很好。从1958年起，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传统被一点一点地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这其中有许多帮倒忙的人。”后来，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再次，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和帮助，树立正确的党内风气。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有4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其后两年犯有严重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辞职。陈云指出，对这些同志应该全面地考查，既应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还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不赞成“扭住不放”，检讨没有完没有了。同时，他也严肃地指出，这些同志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应该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
最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处理。陈云曾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尽坏事。而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即使对江青集团的首犯，陈云也不主张完全按刑事犯罪处理。审判“四人帮”前，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事实证明，不杀的处理在国内外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根据陈云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由原来的100多人集中到10个主犯。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互交织、严重混淆的错误政治运动，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解决起来很困难。陈云在复杂形势下善于冷静思考，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正像他所说的“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为党和国家渡过急流险滩，走向胜利的彼岸，作出了重要的引导和支持。
(党史博览 陈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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