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六大军区及六大行政区的设立。
建国初期，我国六大军区及六大行政区的设立。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共中央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随后，全国被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实行党政军一体化管理。但没过多久，六大行政区即被撤销……
主要军事将帅各领“封地”
进入1949年1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以前以地域命名的野战军番号(即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已不合时宜。
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将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仍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将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仍以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将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仍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将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仍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另将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作为直属军委统帅的战略机动部队，后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大野战军，虽在1950年作战任务完成后，先后被取消了番号，但所属部队及其主要将领仍按所占地域分别安排辖地。如一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即并入西北军区，彭德怀为西北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二野番号取消后，组成西南军区，刘伯承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三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四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归中南军区指挥，林彪为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
上述四大军区，连同先后成立的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东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的华北军区，新中国建国后设立的六大军区，事实上仍是迁就原有地方军事系统而设立的。
六大行政区设立
建国之初，对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于各大根据地和各大野战军，亦即各大山头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时实行了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除华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
在六大区里，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即党政军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都由林彪一人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都由高岗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都由彭德怀担任。
其他如华东、西南，也基本上是党政军一体。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为饶漱石，陈毅为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为刘伯承，西南局第一书记为邓小平。
只有华北区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如1949年建国前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为董必武，华北局第一书记一度由刘少奇兼任，后才交予薄一波，军区司令员则为聂荣臻。
但无论如何，经过这样一种设置后，各大区军政权力机关，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牢牢地控制在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即各中央局的领导之下的。
当然，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
于是，建国不过一年时间，六大军区司令员中，三位最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均脱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聂荣臻虽仍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职务，其实也离开军区的具体工作了。
六大行政区最终撤销
然而，将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调开，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央从1952年开始，陆续通过各种办法，把各大区书记，包括邓小平、饶漱石和高岗，以及在地方上有较大影响的叶剑英等都先后调到北京来，让他们担任中央一级的领导工作。1954年，又进一步把大区仅剩的负责的军事将领陈毅、贺龙等也都调到中央来了。
按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所说，中央此举实为“一石三鸟”。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计划委员会成立，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区首领调到自己身边来，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未然之举”。
事实上，就砍“山头”一点而言，大行政区的制度容易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利切割，便利于各大区之间在利益上相互依托，进而向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在1953年的“高饶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1954年4月27日，高饶事件刚一定性，中共中央就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各大区行政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至10月份，各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
《中国当代史研究》/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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